蔡翔 | 小资产阶级是怎样被改写的：从《波动》到《晚霞消失的时候》

文 | 蔡翔

有关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历来聚讼纷纭，随着《七十年代》的出版，一段尘封的历史被重新打开，晚近亦有文学史学者循着这一思路，将起源问题深入20世纪70年代，而所举的例证，即有北岛（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等。在我看来， 新时期文学很难找出单一的源头，勉强一点说，大概是某种“多源共生”的格局，而在这一格局中，北岛的《波动》的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起源性位置 。这一起源，包括人物、叙事态度，尤其是因此确立的情感结构，经由《今天》杂志，再到后来的所谓“纯文学”，逐渐成为80年代的主流叙事，并主导了而后30年的文学走向。究其核心，即是所谓 “个人”的崛起，或者自我的发现 。

李陀 / 北岛 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但是，什么是“个人”，在文学，尤其是小说，总还要结合具体的描写细加讨论，而在对《波动》的各种分析中，李陀的“小资产阶级”说尤为值得重视：小资“实际上是要建立一种特定的价值系统的努力，其中又隐含着对某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强烈向往”，并且直言：“女主人公肖凌就是个典型的小资，不过她是个‘文革’时代的小资，是当代小资的一位前辈”。但是，这里仍有数点疑惑，第一，“小资产阶级”在现代中文的语境里，是一个语义相对含混的概念，有时候，它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结合；也有时候，它指向个人的思想、情感，甚至教养和趣味、人格类型等，尤其在文学作品中。第二，在小说中，如果就思想，尤其是情感状态而言，谁是小资产阶级?肖凌/南珊，还是杨讯/李淮北?谁才是?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波动》，或者《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怎样改写了20世纪50—60年代当代文学中有关“小资产阶级”的描写，这样的改写意味着什么，尤其在思想史层面。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

但是，李陀的意见仍然是重要的，里面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思路，即 如何将阶级关系的变动，引入到“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讨论之中 ，而《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类小说的出现，则预言着一个阶级的崛起，而这个阶级的崛起，将改变后来的社会结构，乃至思想结构。当然，这一切隐蔽在文本深处，也隐含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无意识之中。

因此，我在以下的讨论中，将沿着李陀的思路进入，最后，我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小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北岛的《波动》初稿于1974年，1979年6—10月，发表在《今天》第4～6期，署名艾珊。1981年，正式刊登在《长江文艺丛刊》第1期，署名赵振开。对比《今天》版和《长江文艺丛刊》版，后者删去“我只好摸出两块临走时妈妈塞在书包里的巧克力，放进嘴里”，其余未动。而据礼平（刘辉宣）自述，《晚霞消失的时候》写于1976年，应该是十月以后。1981年发表在《十月》第1期，所以，多种文学史著作均将其归入“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

北岛《波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在西方“新批评”的理论脉络中，“作者”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由于其尚未完成经典化，无论是批评还是阅读，都很难完全摆脱经验制约，因此，引入“作者”的因素，对理解文本，仍然有一定的作用。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北岛和礼平都毕业于北京四中，并在同一个班级。两人之间，有共性，亦有差别，并导致小说在叙事内含上，既有相似性，差异性也很明显。

1969年北岛摄于北京

研究20世纪60年代，北京四中具有相对重要的位置。礼平和北岛尽管在一个班级，但显然分属两个阵营。其中缘由，多少和他们的家庭有关。礼平出身于典型的高干家庭，父亲来自红四方面军，母亲则是1937年以后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这样的夫妻组合，在当时的高干家庭也并不鲜见，并多少影响了子女的思想/情感结构。北岛的家庭似乎更复杂些，父亲供职于机关单位，但好像不是一般的职员，大概可以归之于“知识分子干部”这一系列，北岛也因此在“文革”中，得以和体制内文人有某种程度的交往，而 在80年代，“知识分子干部”（包括体制内文人）或明或暗地推动着“思想解放运动”，并塑造了一代知识青年 。因此，要理解80年代，不可不了解这一“知识分子干部”（体制内文人）群体，包括他们的出身、教养、趣味、信仰，等等。因此，在《波动》中，北岛对官僚阶层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批评对象，不仅包括了所谓的“造反派”王德发（同样来自官僚阶层），也指向典型的“老干部”林东平。如果不了解“新思潮”以及北岛自身的经历，大概很难理解《波动》的叙事态度。相比之下，《晚霞消失的时候》缺乏《波动》对官僚阶层的批评力度，这同样和礼平的经历有关，而对历史，礼平的叙事态度中，多少包含了一种“大和解”的潜在意愿，这亦和礼平后来对自身的反思有关。颇可玩味的是，后来卢新华写出了小说《伤痕》，对“老干部”阶层给予了完全的同情，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流。而北岛和礼平，却或激烈或温和地在小说中对这一阶层进行批评或沉思。因此，将《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纳入“伤痕文学”，的确不怎么合适。

北岛（右二）1968年天津火车站广场，在此宿三夜

20世纪80年代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则和这些“高干子弟”有关 。经过时间的沉淀，特别是家庭变故和自身遭遇，都相继促使一部分“高干子弟”反思“文革”，其中，又分两种走向。 一是“民生”问题 ，这和他们的知青经历有关，其中著名的有张木生等人，这些人先后成为80年代重要的思想/政策推手，并实际推动80年代的经济/政治的体制改革。而在他们的叙述中， “贫穷”的概念被反复涉及，80年代的改革开放，“贫穷”正是最为重要的情感动力之一，并延伸到文学写作 。另一走向，则涉及文化。 70年代的京城青年（当然是非普通家庭青年），苦闷之余，将兴趣转移到文/艺，而这一文/艺，当然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 。比如，赵越胜在回忆中，就讲述了他在70年代的学艺经历，同时，这一“文/艺”也起到了重新区隔人群的作用。70年代崛起的这一文化现象，多有论者将其归之于“灰皮书”的影响，但也不完全尽然。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两大举措：一是古代典籍的标点整理，二是西方著作的翻译出版，其中，尤以文学为最 。而当时介绍的西方文学，多为19世纪前后的作品。其时，西方恰逢资产阶级上升阶段，文学中所出现的“个人”形象，尽管不乏野心和贪婪，但也多少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朝气蓬勃。同时，“五四”新文化所奠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所谓“高雅文化”实际上一直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所谓文化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实际也很难说。因此，倘要研究20世纪70—80年代“个人”的崛起，这两点不可不注意，尤以后者为甚。

新四中报

多年以后，礼平回忆：“四中的学生成分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外，也集中了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又说：“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这纯粹是靠天分，而不是靠努力”。并进一步引申说：“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问题。”

这些零零星星的叙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 0世纪60—70年代北京的文化氛围，“知识”“高雅”“文化”，甚至“自信”，这样一些语词的归属权，正在发生悄悄地转移 。由此，也能多多少少帮助我们理解隐藏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文本深处的某种无意识。

“车站到了，缓冲器吱吱嘎嘎地响着。窗外闪过路灯、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这是《波动》的开头，这一开头可以让人联想起王蒙1980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春之声》对火车的描写。物象被内心化，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发端在北岛的《波动》，应不为过，而在技术层面，多少杂糅了诗与戏剧的写法，这一写法，在先锋小说，尤甚。

火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远方”的概念出现了，这个“远方”，既可以象征过去，也可以代表未来 ，而同“远方”相关的，正是浪漫主义。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这一浪漫主义的书写，最为著名的，有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稍后，直到1982年，铁凝的《哦，香雪》再现了“火车”与“远方”，当然，内涵已经截然不同。

上山下乡知青列车乘车证

《波动》并不在这一浪漫主义的书写序列中，火车没有把杨讯带往“远方”（甚至不同于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没有将其带回故乡——而 “归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主题之一 ，这一写作趋向，亦分为二路， 一路是所谓“知青文学”；另一路则是“五七”一代，当时，亦有人称之为“归来者文学” 。杨讯从下乡之地回到北京，又从北京来到这一陌生的城市，原因无他，只是投奔父执林东平，这也是杨讯当时能够“享受”到的特权之一。这样的空间选择，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是泰山，但却和旅途联系在一起，这是和《波动》很不一样的地方，唯一类似地，是 他们共同选择了“第三地”作为故事展开或延续的空间形式 。而这一“第三地”难以名之。在福柯，有“异托邦”一说，有学者解释这一异托邦有能力将几个无法并存的空间并置在一个真实的空间内，同时还作为一个幻觉空间使周遭一切真实的空间变得虚幻，因此，它“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位于可见与可述的领域中”。但似乎也难以完全概括，故暂以“异地”称之。

在形式，尤其技术层面，这一空间的选择，并不难解释。异地，得以使男女主人公或偶遇，或重逢，并得以摆脱“熟悉”的人事纠葛，亦因此，“异地”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空间形态，同时，也使小说获得戏剧性的叙事效果。但是，仅仅这样解释，似乎还不够。

北京四中部分同学在长城，摄于196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50周年

北岛曾经回忆《波动》的创作经过，这一经过和他的工厂生活有关，也和20世纪70年代的压抑有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这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60年代的结束，使得这一代青年短时间内无所适从，熟悉的生活（场景）消失了，一切从头开始，但因为迷惘，这一“从头”多少变得“陌生” 。并非北岛，即使当时的下乡知青，刚开始的时候，也或多或少遭遇相类似的“陌生”语境。但具体到北岛而言，他和下乡知青的差异则在于， 北岛更多地作为“个人”进入到这一“陌生”的语境，下乡知青则因为共同体的存在，多少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抵抗“陌生” 。所以，当北岛游历白洋淀，相遇芒克，除了知己，多少还生发出对知青共同体的羡慕。因此，空谈“孤独”，未免抽象，更重要的，可能是隐藏在“孤独”背后，摆脱“孤独”的挣扎和努力，这一挣扎和努力渗透在《波动》的叙事之中，也多多少少矫正着《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浪漫主义的写作倾向。

这三个层面，技术、个人经验、理论，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文本无意识，而对于《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而言，《波动》更具现代主义气质，《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更倾向于浪漫主义，这也和礼平的经历有关，毕竟，出身、遭遇、思想起源等，都有着很大差异。

北京四中校门

无论是北岛，还是礼平，在一个陌生的空间，更多地沉湎于自我的反思，迫切寻找另一个可以认同的对象， 是一个阶层的渐渐沉落，或慢慢老去，而在叙述中，另一个阶层却正在冉冉升起 。这也昭示了，20世纪70年代，坚固的思想结构正在松动，起码，在“干部子弟”这个群落。而另一种可能性，也同时在“小资产阶级”这个语义模糊的阶层中涌动。因此， “异地”成为这两种思想，更准确地说，是两种情感的博弈空间，正是在博弈的过程中，“命运”的概念才可能出现，个人处于一种“被抛”的生命状态，但又积极寻找重新选择的可能 ，这一点，又不同于后来的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早期，多的并不是《波动》这一类作品，而是“归来者文学”和“知青文学”。“五七”一代，带着历史的恩怨，回到原地，或者起点。失去与补偿，构成文本深处的潜意识，最后，喷涌而出，化为文字。而“知青文学”，更多考虑的，是“回城”的生计，并就此打开日常生活的写作可能。这一路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它似乎预言了，另一种寻找的可能——无论是张承志《北方的河》，还是孔捷生《南方的岸》，甚至后来的“寻根文学”。但是，无论“失落”的具体所指，还是“寻找”通向何处，都和北岛无关，也和礼平无关，那是另一个群落的故事。所以，1981年，《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相继公开发表后，多少显得突兀，尽管招致批评，但也并未引起写作的震动。但是，这两部作品都预言了一个阶层的崛起，同时，也预言了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出现可能。就此而言，意义非凡。它们更多地作为潜流存在，慢慢浮出地表，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崛起，才将“异地”作为普遍的空间意象。

《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艺术上的特点，大概是密集的意象/物象的使用。选择意象，是为了抒情，不同的意象选择，背后是不同的情感主体。而频繁的物象介入，则已经蕴含了一种文明冲突论的意味。

“检票的老头依在栅栏门上打瞌睡，一颗脱落的铜纽扣吊在胸前，微微摇晃，他伸了个懒腰，从口袋里摸出个怀表‘又晚点了，呸，这帮懒骨头。’他把票翻来翻去，然后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把票递过来。‘我去过北京，天桥、大栅栏、花市，没啥。’我递给他一支烟。‘您什么时候去的?’‘民国二十三年。’他划着火柴，火光在他的指缝间和额头上跳了跳，他贪婪地吸了一口‘那年正赶上我娶媳妇，去扯点花布啥的。’”这是《波动》开始的场景，站台。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主办 。

可是，“民国二十三年”的介入，却使“场景”陌生化了。这无关是否真实，而在于，1949年以后，小说中的人物，即使回忆往事，也很少使用这种语气，因此，无论是1974年，还是1979年，或者公开发表的1981年，“民国二十三年”的使用，多少显得突兀，然而，也正是这一突兀，使得这里的叙述获得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不知今夕何夕。历史的进程，也因为“民国二十三年”而被中断，场景一旦脱离历史，就开始意象化。通过这一意象化的场景设置，杨讯被抛入一个陌生且荒芜的“异地”，尤其，“异地”被去历史化了。

更为突兀的，可能是接下来的叙述，杨讯离开站台，到哪里去呢?是漫无目的地游荡，还是到林东平的家里?小说没有交代，只是写：“一路上，没有月光，没有灯光，只在路沟边草丛那窄窄的叶片上，反射着一点点不知打哪儿来的微光。忽然，亮着灯的土房从簌簌作响的向日葵后面闪出来，它蹲在一块菜地中间，孤零零的。挂在门前的一串红辣椒，在灯光下十分显眼。”北岛并不十分擅长如何结构小说，但极善用词，更擅画面的设置和描写。不仅此段，综观全篇，动词的使用常常出神入化。动词的介入，蕴含着一种行动的渴望，尽管，行动更多地被压抑，或者，无措。就此而言，在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中，多少又隐藏着启蒙主义的冲动 。陌生、荒芜的意象设置中，依然倔强着的，却是改造中国的雄心，这一强烈的政治性，不仅投射在“挂在门前的一串红辣椒，在灯光下十分显眼”，并延续在尔后《今天》真正的创作内涵之中 。如果联系北岛的诗作，这一政治性或者启蒙主义倾向，就不难理解。而在《波动》，北岛真正的叙事重心在肖凌，而非杨讯，或者，真正意图，是抒情，而非叙事。这一点，和礼平不同，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叙事中心却在李淮平，而非南珊。

因此，《波动》采用的，是“拼贴”，而非情节的逻辑推演。不断跳跃的视角，宛如摄影镜头，或者，戏剧画面。叙事线索，也多头并进。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而另一方面，却是富含现代主义的意象设置，并试图通过这些意象，寻找某种本质，这一本质，超越于现实之上。就此而言，无论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早期，寻找的，依然是一种总体性，并试图以此克服分裂的现实。那么，这一总体性又是什么?

在《波动》，相对集中的意象可能是月光：“妈妈在弹‘月光奏鸣曲’。”“月光投在地板上，叮咚起舞，像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人，周围的一切都应和着她，发出嗡嗡的回声。”“月光凝固了。”“月亮沿着长满蒿草的墙头滚动，我站住了，深深地吸了口气。归宿，多让人渴望呵，只要长久一些，安静一些，宁可什么也不想。”“月亮升起来了，这是一弯新月，长着副艺术家的下巴。”……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脉络中，月亮总是象征着宁静、阴柔、寂寞，甚至淡淡的乡愁。《波动》重启这一意象，自是意味深长。20世纪40年代，周扬在肯定赵树理的同时，顺带批评了某些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中，涉及有些作家“写月亮，写灵魂”，并认为，“叙述”这个领域“有打扫一番的必要”。这并不是说，“前三十年”，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没有月亮的描写。但是，即使有，月亮也常常和“火热”联系在一起，用法不太一样。比如，王汶石的《黑凤》，再往前，有孙犁的《白洋淀》。 中国当代文学史，不仅是思想冲突的历史，也是美学，乃至意象争夺的历史 。“前三十年”，社会服从于某种总体性的目的，文学也不例外，因此，“斗争”成为最为重要的叙事范畴，这一斗争，既包含政治，也意味着对自然界的克服，也因此，“火热”常用来描写“场景”，与火热相伴，便是太阳了，并成为“革命美学”的核心意象。周扬就曾经强调“光明和新生”的美学原则。但问题是，阅读者既需要“火热”，也需要“宁静”；既需要“太阳”，也需要“月亮”，甚至，淡淡的“哀愁”，这无可厚非。无论是孙犁的《白洋淀》，还是后来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 其美学成功之处，恰在于在“斗争”与“宁静”之间，作了有效的调和，或者妥协。而当“革命美学”发展到极端，全面驱逐“宁静”（实为个人），便会引起激烈的叙述反弹 。《波动》的“月亮”，实则意味着对这一主流叙事的退出。当然，后来“退出”成为一种新的主流叙事，则是另一回事了。

相较于《波动》的意象设置，《晚霞消失的时候》最为令人称道的，则是泰山的景色描写，薄雾、清晨、暮色、晚霞，等等。而在山行道上，则是“老人”的出场，与自然共同构成小说的意象。礼平确有掉书袋的癖好，甚至，炫技。撇开这些，核心，无非是真、善、美。而所谓真、善、美，在当时，一则强调了多样性，瓦解了一元论，这不是小事。1978年，《今天》创刊，北岛亲自撰写了创刊词，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强调“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反对“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二则20世纪70—80年代强调多样性，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解构主义，相反，还在试图寻找新的统一性。无论是《波动》，还是《晚霞消失的时候》， 在多样性的辩论中，多多少少倾向于善，也即伦理。80年代早期的文学，正是征用了“伦理”，并将其美学化，才生产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

北岛《波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繁体中文版

相对密集的意象使用，使得这两篇小说都略显空洞，但是，恰恰因为意象，尤其这些意象从历史化的语境中抽身而出，成为“能指”，而能指的空洞化，却反而开始生产意义，并介入现实，使得阅读者产生改造现实的冲动。因此，社会性，并不仅仅只能由现实主义承担。但是，要保证这一由意象生产的意义，能够源源不绝，还需要两点： 一是意象的肉身化，即，谁承担这一意义的世俗化；二是这一意义，如何与现实博弈 。因此，在《波动》与《晚霞消失的时候》使用意象的同时，则是物象的频繁介入现实。

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物并不完全是客观的，而是被符号化，也只有当物被符号化，才可能介入现实，并有力地区分人群。

小说里的物大概有这样几种系列，并且和人物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钢琴”“红茶”（红茶是煮的，还要加糖，“自己加糖吧。”英国茶?）、“洛尔迦的诗”、“音乐盒的小马车”、“葡萄酒”（《波动》）。“莎士比亚戏剧集”，当然，还有“咖啡”——“推开写有‘中天门茶厅’的弹簧玻璃门……要了杯很浓的咖啡。”（《晚霞消失的时候》）1976年，泰山是否有咖啡厅，我还真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物，已经变成符号。因此，它在生产意义。

而这些物（符号化的物），和肖凌，或者南珊，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所谓真、善、美，在此亦获得肉身化的可能。

另一类物，“工具箱上的一个破旧的绿搪瓷碗”“一只苍蝇在灯泡上小心翼翼地爬行着”“匕首”“坑坑洼洼的路面”，等等。这些，则和底层社会联系在一起。

还有另一些物，“黑色的吉姆牌轿车”“八条地毯”“两套高级沙发”“一台日本电视机”“吉他”“吊灯”，当这些物和“干部”阶层联系在一起，又隐含着什么?

撇开这些不论，仅就这些物/符号的排列而言，构成的，实际是一个等级秩序，而在这一秩序的顶端，则是“钢琴”“红茶”，等等，并以此区分人群。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物，折射的，或许是布迪厄意义上的“生活风格”，而构成这一“生活风格”的，则有趣味、教养，等等。 当“阶级”这个概念退场之后，并不意味着人群就此停止区分，相反，物或者“生活风格”的介入，则在另一个层面区分人群，这一层面，即文化 。进一步，则是美的重新定义。所谓文化领导权，也正是通过“生活风格”而逐渐确立，这一确立的过程，非常隐蔽，但却拥有强悍的进攻性。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年法文版

坦率说， 1949年之后，社会隐蔽的合法趣味，并不完全来自统治阶级，相反，有很多恰恰来自被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构成60年代“日常生活的焦虑” 。而在布迪厄看来，看似自然而然的趣味，背后则是“习性”，习性通过学校教育、文化资本和阶级出身获得，尤其是那种从儿童时期开始在家庭内部实行的全面的、早期的和不知不觉的教育，与后来的、有系统的和快速的教育不同，前者给予的是自信和自如。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一“习性”构成了布迪厄称之为“法定的熟悉”， 通过长期浸润在一个由有修养的人、实践和物萦绕的日常空间……形成身体经验，这种经验赋予贵族一种深刻的无意识，即不加掩饰的“趣味” 。所以，肖凌可以说：“不过，我只喝白酒”，而不会有人把她和白华联系在一起；同样，南珊即使“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女干部打扮”，也无法改变她内在的优雅。因此，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已经使肖凌或者南珊获得了某种“自由”。同时，这一自由，也使得肖凌或者南珊拥有了某种“气质”，这一气质也同时给人先天形成或者自然而然的感觉。

而另一些阶层，比如为生活所困的底层，他们的日常消费，只是一种客观必然，习性是做被迫之事。至于杨讯、李淮平和林东平等人，也并无根本的不同，都处于一种习性的模仿之中，是新统治阶级向旧统治阶级的模仿。差别只在于，杨讯、李淮平在模仿之中，同时生产出一种深刻的认同。布迪厄研究的意义可能在于，他把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东西，比如趣味、习性、气质、生活风格，还原为一种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而《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把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演化为自然而然的物象，比如趣味、习性、气质、生活风格，等等。因此， 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已经开始，尽管，那时只是在一个狭窄的文化圈子，但却获得了80年代的普遍支持 。这一支持首先来自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当然， 它同时来自对“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的反感。而究其深因，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建构起自己的“高级文化” 。

肖凌（《波动》）和南珊（《晚霞消失的时候》）都是小说中理想性的人物，倾注着写作者的生命激情。20世纪70年代，美的定义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政治/社会实践领域的退出，导致一种抽象/幻想的美感体验，而在这一体验中，同时渗透的，则是对另一种可能世界的追寻。这一追寻，延续到80年代。可以说，肖凌/南珊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这一美学原则的笼罩下，产生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而李陀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肖凌，也可以包括南珊等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

美并不是抽象的，在叙事者的美学观照中，肖凌/南珊的美丽，更多地包含了优雅，优雅则和教养有关。但是，一旦引入“教养”，又悖论似的构成一种新的矛盾。这一切，恐怕仍然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北岛，还是礼平代表的不同的青年群落，都陷入了对“文革”的反思，这一反思同时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但是，叛逆需要认同，无所认同的叛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父亲形象。如何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这是北岛或者礼平们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问题是，这个世界由谁领导，北岛和礼平从不同的路径最后走到一起，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要大过共性。

无论是肖凌，还是南珊，在描写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世。优雅或者高贵都和这一“家世”联系在一起。肖凌出身于一个相对单纯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拥有一种浓郁的艺术氛围，“妈妈在弹‘月光奏鸣曲’。屋里控着灯，我像只小猫静悄悄地坐在钢琴旁，小辫披散，散发着肥皂的香味。月光投在地板上，叮咚起舞，像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人，周围的一切都应和着她，发出嗡嗡的回声”。南珊出身于旧军人家庭，但是楚轩吾实际上是一个被儒化的军人，或者说， 被知识分子化了 ——这一描写，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俗文学的流行写法（比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楚云飞），很难说这是对《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模仿，也许，只是巧合。但巧合更显得意味深长。因此，李淮平和南珊的偶遇，便有了如下的场景：用英语和俄语朗诵“渔夫和金鱼”、莎士比亚戏剧集，等等，“我面前的这个女孩子和我见过的一切女孩子都不同。她的学识，她的性情，她的品格，她的一切内在的气质，都比她表现出来的要丰满，充沛得多”。

所有美好的，或者说如此优雅和高贵的气质，都来自童年的记忆，某种纯真的印迹。这样的描写，也许可以使我们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事实上，冬妮娅也成为那一代人的情结。问题是，这一情结为何定格在少女冬妮娅，而舍弃了青年冬妮娅。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娅成年以后有过两次重逢，一次是共青团会议，另一次则在铁路工地。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最终的思考仍然在阶级，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粉碎了任何童话般的浪漫主义叙述。而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童话则又被召回。 这一“童话”般的叙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会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趋向，比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等。这样的写作，或许失之于清浅，但也唯其清浅，反而使得某种观念得以顺利进入人心。

《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都具有某种悲剧性，这一悲剧性并不现代，倒是颇为接近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问题在于，何谓“有价值”，因此，在趣味（文化）的冲突背后，正是价值（政治）的争夺 。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一价值正是所谓“文明”。而“文明”必然相应带来谁是“文明”的创造者这一问题。北岛和礼平都相继从阶级论中退出，但又不自觉地进入“家世”之中。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某种悖论。这一悖论似的叙事逻辑一直延伸在尔后的将近40年，但却掩盖在后来获得的某种普遍性的价值观念里，比如人性、人情、共同美，等等。

但是，肖凌或者南珊，并没有永远停留在少女冬妮娅阶段，而颇有意味的是，吸引着男性叙事者的（杨讯或者李淮平），却始终是少女冬妮娅，这一少女冬妮娅的倒影，折射在肖凌/南珊的身上。但是，肖凌/南珊却在这一男性叙事者的注视中默默成长起来。

通过青年女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成长——这一成长通常伴随着改造和自我改造，曾经一度构成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成长小说的基本内涵，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从一个柔弱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不仅依靠所谓的“引路人”（卢嘉川/江华），还必须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实践。更早的，比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同样涉及了这一叙事模式，陆萍的成长，正在于对自身（小资产阶级）弱点的克服。因此， 在这一类小说中，首要的，是塑造一个有意义的他者，而主体在和这一他者的对话（自我改造）中，获得一种积极的主体性 。

杨沫《青春之歌》1977年版

《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具有这一“成长小说”的叙事痕迹。肖凌经历了革命的迷狂和绝望，从而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南珊则在一开始，就被革命抛弃，尽管小说没有交代，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她的成长是在被抛的状态中默默完成的。 差别在于，《在医院中》《青春之歌》这一类小说中的“他者”，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却相继隐匿，甚至成为质疑的对象。因此，肖凌/南珊的成长，基本上和这类“引路人”无关，相反，成长是在对“引路人”的质疑和反抗中完成的 。这一叙事模式不可小觑， 它基本上颠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主流文学，而“个人”（主体性）则在这一颠覆和反抗中浮出水面 。但是，这只是就其叙事表面而言，纯粹的个人实际上很难存在，回到内心，也只是一种说法，什么是内心?这个内心是被建构的，还是自然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会将这一内心看成是自然的。但是不是。肖凌或者南珊的“家世”恰恰意味着这一内心的建构性。因此，在文本的更隐秘的层面，实际存在着另一种“引路人”，在《波动》，是妈妈；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是楚轩吾。因此，即使在80年代，在对“父亲/母亲”的严苛审视的同时，伴随着的，仍是另一种“父亲/母亲”形象的积极寻找。这一寻找，从未停止，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但是，“个人”这个概念同样不可小觑，它使20世纪70年代的反抗获得一种新的命名，从而区别于60年代的反抗，并直接通向80年代。而在80年代，这一命名终于得到了某种合法性的支持。尽管，更强大的阶级力量隐匿在这个“个人”的背后。

在《波动》中，最激烈的辩论来自这里：

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叙述是惊世骇俗的，即使在80年代，比如白桦的《苦恋》，由于再现了类似的描写，从而导致了著名的“苦恋”风波。不管这类意见是出自小说人物一时的激愤之辞，还是写作者借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粗暴的政治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直面的， 恰恰是共同体如何分裂，因何分裂，这也是80年代“个人”的起源之一 ，这一点，无须否认。如果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这一辩论折射出的， 则是不同的政治原则的冲突：它不仅意味着责任和权力的统一，也意味着，究竟是共同体高于个人，还是个人高于共同体 。这一问题，至今仍然隐匿在各种美学甚至政治辩论的背后。因此，讨论个人的美学意义的同时，其后面的政治意义，也仍然是重要的。

肖凌/南珊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应该是她们性格的坚定性，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不仅是20世纪50—70年代的主流文学，甚至“五四”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前者，比如宗璞的《红豆》，后者则如茅盾的《虹》，等等。那种柔弱、彷徨甚至多愁善感，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中被一扫而空。其中缘由，倒也值得玩味。

赵振开（北岛）《波动》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繁体中文版

在《晚霞消失的时候》，同样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李淮平和南珊重逢，李淮平就文明和野蛮的关系，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文明和野蛮就像人和影子一样分不开……全部荷马史诗，都是关于那场征服远征特洛伊的战争的。也就是说，在一场最残酷的古代战争中，产生了一部最美丽的古代神话。它们能分开吗?希腊神话是文明的故事还是野蛮的故事?”“矛和盾永远是两件配套的武器，文明和野蛮也永远分不开。什么东西使人类进入了文明?铁。恩格斯说过，冶铁术的发明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但铁最初却是用来制造武器的。而且直到今天，钢铁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么你来说吧，铁究竟是文明是天使呢?还是战争的祸根?”在李淮平的雄辩面前，南珊似乎词穷，“是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从前我一直认为，野蛮是人间一切坏事的根源。而今天，你却向我证明了它可能是好的……”15年后，李淮平已经淡忘了当年的夸夸其谈，这似乎也意味着， 一旦革命的“野蛮”真正侵犯到了李淮平们，包括他们的家庭，他们很自然地退回到“文明”，这个“文明”由各种优雅或者高贵的符号构成 。可是，同样是15年以后，同样经历了残酷的家庭变故，李淮平说：“当时我们是谈到了这样一个题目：关于文明和野蛮。但是，我却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它。至于当时我讲得那些……不过是些……怎么说呢?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说明我当时怎么会说出那样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南珊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不，你说的并不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话。15年前，当我责备人们总是用野蛮去破坏自己创造的文明时，你曾经向我说，文明和野蛮就像人和影子一样分不开。”“你的那些话就是这样深地启发了我，使我想了整整15年。15年来，你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遗忘了，但你说的那些话在我心中却始终没有淡漠，没有泯灭，为了找到它的答案，我思索了这样久。可是今天当我再一次见到你，希望你能告诉我的时候，你却说你完全忘了，甚至说你根本就没有很好地想过。难道，它不值得一切人都去好好思索一下吗?”《晚霞消失的时候》充满一种夸夸其谈的修辞风格，隐藏其中的，无非是“斗争/占有”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政治决断。当李淮平毅然抛弃了这一概念的时候，南珊却在认真思考，这似乎有点接近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但是，是一种变形的主奴关系。李淮平和南珊的重逢，也颇像保尔和冬妮娅在铁路工地的相遇，但是，李淮平不是保尔，南珊也不是冬妮娅。小资产阶级的平庸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南珊异常地坚定，甚至，具有坚定的政治决断。当李淮平向南珊发出爱情的信号时，南珊却认为李淮平的信念“太庸俗了”。庸俗什么呢?爱是什么?能够用爱来缝合裂痕，或者完成真正的“大和解”吗?后来，“爱”反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主题。但是，南珊明确地拒绝了这一所谓的“爱情”，对于南珊来说，真正无法忘记的，恰恰是历史，“你应该知道，这些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来说是悲惨的回忆。我们不能忘记它，但也不愿常去提起”。当“胜利者”愿意走出历史，“失败者”却坚定地恪守着自己的历史记忆。

杨讯离开北京前，他母亲曾在他的书包里塞了两块巧克力（“我只好摸出两块临走时妈妈塞在书包里的巧克力，放进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段话在1981年的《长江文艺丛刊》版中被删除了。我倒是觉得这一删除有点可惜，它暗示了杨讯的出身乃至性格，是不必考虑衣食问题的那种年轻人。李淮平同样出身于这样一种家庭，所以，小时候，是他们常常会有的一种句式（包括后来的王朔）。从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到后来的“狗崽子”，优渥环境形成的柔弱，慢慢地变得坚强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更像杨讯/李淮平的成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