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域绘画为什么能吸引人?其间有什么科学奥秘?抽象表现主义的大师们为何多数未能善终?本文将提出一隅之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艺坛上大红大紫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德·库宁和波洛克为代表的“行为画派”;还有一种是使用带有模糊边缘的纯色块的“色域画派”,其领军人物是出生在俄国的美国艺术家马克·罗斯科,还有纽曼、弗兰肯萨勒和路易斯等。与德·库宁、波洛克的画卖出天价一样,罗斯科的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售价也曾高达上亿美元,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图1. 罗斯科教堂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外,有一座罗斯科教堂(图1),里面永久陈立着罗斯科最后创作的14幅画——画作大如一堵堵墙壁,画面色彩阴沉,表现了人类境遇的永恒和悲哀。现在,这座教堂成了著名的景点,供人参观和沉思冥想(图2)。
图2. 罗斯科教堂的内部
马克·罗斯科(1903-1970)出生于俄罗斯西北部小城Dinsk的一个犹太家庭,10 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一年后父亲就去世了。不难想象他的童年生活是多么坎坷,这可能造成了他心理上缺乏安全感。他曾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建筑,后来转学到纽约学习艺术,在那里受到了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他认为自己是自学成才的。罗斯科早期的具像作品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接吻》(图3)是他1934年的作品,人物形象虽然得到了简化,还是可以辨认出来。随着不懈的努力,他的画变得越来越简单。
图3.《接吻》,1934年
他把画中可以感知的、容易被辨认的元素逐步剔除,将注意力聚焦于一些图的花纹样式上。10年后(1948年),在他的同一主题作品里,色彩和人的形状已经被分离开了(图4)。他说,剔除可以辨认的形象,能揭示“一种更高度的真实”。
图4.《接吻》,1948年
罗斯科的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关注。连原来对他满怀希望,以为他的发迹“指日可待”的妻子,等了10年终于失去了耐性,嫌他“没有出息”甩了他。42岁时,罗斯科第二次结婚,娶的是一个学艺术的女生,比他小19岁。第二任妻子对他推崇备至,这份崇拜和支持给他带来了一段好时光:他有了儿女、有了稳定的家庭,在妻子的力挺下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几年以后他真的成名了!图5是罗斯科50年代的作品,画面呈现出炽热和颤动,传递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请注意色面的模糊的、不规则的边缘非常耐看,仔细端详会觉得色彩就好像浮在背景上燃烧和漂流着。
图5.《无题》,1957年
有评论说罗斯科是美国最了不起的色彩大师。他的声名远播海外,作品的价格不断上升。1961年,纽约现代艺术馆为他举行了个人画展,他成了社会名流,连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都邀请他出席……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地位已经到了如日中天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妻子与他在生活上产生了隔阂,二人的感情每况愈下,最后发展为剧烈的争吵。1969年,罗斯科终因无法忍受从家里搬了出去,离开了结婚23年的妻子。他患上抑郁症,备受折磨,而酗酒、滥用药物使情况变得更糟。罗斯科的晚期作品放弃了多年来惯用的绚丽、明亮的颜色,改用深棕、紫红和黑色等,这在他为休斯顿天主教堂设计的十四幅油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图2)。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无疑反映了他的抑郁心情和对未来的绝望。果然,在完成作品的三年后,罗斯科在纽约的画室里自杀了,那天是1970年2月25日。
像波洛克一样,罗斯科相信绘画是一半宗教性的事情,他饱含激情的绘画行为也会转移到作品之中。他声称:“我只对表达人类的基本情感——悲惨、狂喜、绝望等等感兴趣。”据说他的作品还会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甚至有人在看画的时候掉下了眼泪呢!
罗斯科的色域绘画影响深远,受他影响的画家有:Helen Frankenthaler(弗兰肯萨勒),Kenneth Noland,Morris Louis 和 Agnrs Martin。
纽曼也是一位作品颇受争议的色域画派大师。他1905年1月29日出生在曼哈顿的一个波兰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上一代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后来靠经营一家制衣厂发家致富,所以纽曼出生的时候已经俨然是一个富二代了:住在纽约的富人区布郎克斯郊区,读的也是私立学校。从十几岁开始,纽曼就非常喜欢艺术创作,但他作为家里的长子,面临着子承父业的责任,后来父亲与他约定,只要他到家族公司里服务满两年,挣出十万美元就可以离开公司,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谁曾想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纽曼不得不与父亲一起日夜奔波,并在一所高中做兼职,教授艺术课程。在教学中,他领悟到“如何用形式来表达意义”,“形式的优美与否绝不是一个小问题,特别是在商业经济的社会里”。1934年,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安·格林豪斯的青年女教师,两人都喜欢与人争辩,从不低头,但他们却走到了一起。在婚后的一段艰难的岁月里,安成为纽曼的坚强后盾,在事业上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图6.《高迈的英雄汉》
光阴荏苒,纽曼重新拿起画笔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又经过了几年的磨砺,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绘画风格:先在画布上用磁带条覆盖住某些区域,然后将整幅画涂满颜色,再把覆盖的磁带条取下来,这样便可以见到垂直的光带,他将其称之为“拉链”。不同的作品的变化就在于条子的位置和宽度。他的作品试图净化画布,尽量消除来自外部世界的景物细节。据说这是他从18世纪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著作里汲取的灵感,旨在让观众受到精神感召,升华体验。《高迈的英雄汉》(图6)就是这样风格的作品:在一大片大红底色上,用不同的颜色画了几根不同颜色的细条子。但是他的这类作品很多人看不懂,加拿大美术馆用176万美元购买了他另一幅类似的作品《火之声》(5.4米×2.4米)(图7),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说美术馆糟蹋了纳税人的钱。但也有艺术评论家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有的是看画技,有的是靠思想。纽曼的画是一种思想具像画。
图7.《火之声》(5.4米×2.4米)
图8是当时加拿大报纸针对此事刊登的讽刺漫画,画上的文字是:“画家给美术馆打电话说,我这里有一条蓝色背景上画了两根红条子的画,至少值360万元,但我300万元就愿意出让了。”
图8. 当时加拿大报纸刊登的讽刺漫画
色域绘画能够被大众接受和追捧,显然要归功于色彩的魅力。经过长期实践,画家们深谙色彩的配伍之道,创造了许多以色彩见长的绘画流派。心理学家也知道色彩会引起联想、移情等心理活动,为色彩的感情效果点了赞。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能够看到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可以接收物体反射的太阳光(或者其他光源的光),从而产生视觉。众所周知,太阳向地球发射强烈的电磁波,但是能够通过地球大气层的、又能被视网膜接收的,也就是电磁波谱里很窄的一小段(图9),波长大约从390纳米(我们感觉为紫色)到780纳米(我们感觉为暗红色)。
图9. 可见光谱是太阳发出的电磁波谱里很窄的一小段
视网膜上分布着两种光感受器: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集中在视网膜中心小窝(中央凹)的视锥细胞负责处理色彩信息。视锥细胞有三个不同的种类,每种视锥细胞含有不同的视觉色素(一种能够把光信息转换为神经电信号的化学物质)(图10),分别对不同波长的电磁波敏感。最后,大脑将视网膜收集到的色彩信息整合成色彩缤纷的画面。由此可知人类的视觉系统构造是何等的精妙和有效,缺一点不够,多一点有余,现在正好!
图10. 有三种不同种类的视锥细胞,每种视锥细胞含有不同的视觉色素,分别对长波(L)、中波(M)和短波(S)的电磁波敏感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德·库宁和波洛克的画为什么这样牛?》里曾提到人从外部世界接收到的视觉信息相当有限,为了获得完整的图像,大脑神经网络会整合已经获取的信息,并自动补充缺失的信息。信息加工的主要方法之一是“自下而上”,即大脑受到外界刺激后自动获取信息并加以分析。大脑的这种本领是人类经过亿万年进化获得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说这种能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例如“人脸识别”就是这样一种本能。有些人见过一面就能够记住对方的脸,甚至出生不久的婴儿也会被人脸吸引。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对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进行了深入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 Charles Gross 和哈佛大学的 Margaret Livingstone,Doris Tsao,Winrich Freiwald 研究了恒河猴大脑的面部识别功能,他们发现恒河猴在观看猴脸的时候,大脑的下颞叶皮层有六块很小的区域产生反应(图11中用绿色表示),他们称之为 face patches。同时,科学家还发现这六个小块各司其责,分别对脸部的不同部分加以关注:有的关注正面,有的关注侧面。另外,这些细胞对脸部位置的变化,形状的变化和眼睛的观察的方法变化非常敏感。
图11. 恒河猴大脑的下颞叶皮层,绿色是大脑里处理的脸部信息的区域,蓝色为处理是颜色的区域
有趣的是,据最近的神经生理学研究(Lafer-Sousa, Conway 2013)报道,在恒河猴大脑里也有类似的区域主要处理关于色彩的信息。而且与脸部的识别功能一样,这些区域也有等级分工、各司其责,分别有选择性地处理相关色彩信息,然后进行整合。
图11中的绿色区域是恒河猴大脑皮层中处理面部信息的区域,蓝色为主要处理颜色的区域。由此可见恒河猴大脑对色彩信息的处理,也具有强大的功能配置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大脑也具有类似的区域,如负责处理面部信息的梭状回和负责处理色彩信息的V4区。通过类比,读者可以想象人类的大脑对脸部的识别和色彩的感知功能一定是更加强大而完美!
神经生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对艺术品中的色彩的情感反应还依赖于视觉系统与大脑其他系统的连接。例如负责处理色彩信息和脸部信息的下颞叶皮层(Inferior Temporal Cortex)与海马(记忆中心)和杏仁核(情感中心)有密切联系。
大脑的杏仁核会有选择性地对一些欢愉刺激和惊恐刺激产生感知和反应,并把有些信息传送到大脑视皮层的几个区域,影响它们的感知,当然也包括对颜色的感知。
纵观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不由让人感叹,波洛克在42岁的时候因为酒驾死于一场车祸,戈尔基弃世的时候才46岁,没能看到美国抽象画的辉煌,罗斯科也不堪精神压力和疾病割腕自杀。为什么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不能享受生活和荣誉,却走到这样的地步呢?反观我国的许多国画大师,虽然物质条件与他们相差甚远,有些人一生坎坷,但是健康活到耄耋之年的比比皆是,这是为什么呢?以笔者浅见原因有三:
我非常赞同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艺术史家王瑞芸老师的观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精神上,在于一种独立自信、自我解放的精神;而在绘画技巧来说,除了敢于大胆创新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活儿并不是真正那么值钱!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波洛克曾经当在一位买主的面痛哭流涕说:“如果我能够好好地画一个手,我还会去画这种废物吗?” 罗斯科即使在出名以后,对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成功也缺乏信心。他的助手记载说:“在每一次画展开幕的时候。他都紧张得要呕吐,就像马上要登台表演的演员。”德·库宁把已经完成的画作反复地刮掉重画,也是一种内心“纠结”的表现。难怪加拿大美术馆高价收购纽曼的作品引来了一片骂声,而美术馆同时用330万美元收购了17世纪贡多·瑞氏的画(图12)却没有人说三道四呢!由此可见,这些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渴望成功而导致巨大的精神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图12. 17世纪贡多·瑞氏的画
再看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不仅一千多年来有着被大家公认的评价体系(如“六法”),而且强调“功夫在画外”,也就是作画不仅要讲究技巧,还要有文化底蕴。所以绘画功底要长期积累,积厚薄发才行。不是可以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完成的。历代名家对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像白石老人卖画,买主付了钱,他信手拈来、一挥而就,即使画上有一点瑕疵,他也不会重新画的,因为深信自己的画物有所值!
欧洲绘画虽然源远流长,但几个世纪以来画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被看作匠人,他们创作的艺术品与他们的人品是两回事。像卡拉瓦乔是一个打架、越狱乃至杀人都干过的人渣,但这不妨碍他的画广为流传,甚至得到教皇的青睐和收藏。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当他们的画声名远扬的时候,他们也有点飘飘然,将自己看作当然的精神领袖和文化精英。事实上这些人不仅文化程度不高,而且人也很粗俗,吸毒、酗酒、生活上也十分混乱,他们从事艺术不过是为了赚大钱。罗斯科和纽曼原来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出名后就互相鄙视,分道扬镳。还有人甚至争吵到打起了官司。因此社会对他们的人品评价甚低,与他们的期望产生巨大的落差,这样的社会舆论有时候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是致命的!
反观我国许多年以来的文化传统,一直把知识分子的人品和作品放在一起来考量。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时去丰子恺先生家玩,常听他说一句口头禅:“士先器识后文章”,后来我查资料知道这句话出自《唐书》,意思是读书人应该先讲人品,否则艺术水平再好也不足道。所以我国历代的读书人(包括画师)长期受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浸润,要做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是世道艰险,人生坎坷,大多数读书人也能做到安贫乐道,超然物外。有些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林风眠)也能随遇而安,安享高寿。实在是得益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
美国抽象画家当时使用的大都是人工合成的油画颜料或者丙烯画颜料。其中许多颜料有毒,如铬黄、铅白等,画的作品都是巨无霸,其工作环境堪比油漆工,再加上还要吸毒等,无异于慢性自杀。欧洲画家戈雅、梵高等也有过颜料气味中毒的记录。
而我国画家在画中国画的时候,一般都是站立在案桌前面,桌面上平铺着4尺或者6尺的宣纸,画家俯身躬腰,含胸拔背,气沉丹田,然后运气通过上臂达到笔端……此时画家平心静气,关注的是宣纸上赏心悦目的画面。故这样的画画无异于在养生练气功。所以近年来通过学习书画来延年益寿的养生法已经在老年人里蔚然成风。
以上浅见不知列位读者以为“然”否?
[1] Eric R. Kandel. 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塞莫·萨基,潘恩典译,脑内艺术馆—探索大脑的审美功能,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7
[3] 施大宁,物理与艺术(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 Anjan Chatterjee The Aesthetic Brain: How We Evolved to Desire Beauty and Enjoy 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Lafer-Sousa,R.,and B.R.Conway .2013.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6(12):1870-1878
[6] Freese,J.L.,and D,G.Amaral 200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86(4):29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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