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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省挑大梁”,暗含“规模城市”的发展逻辑?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3-06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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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

【导读】 近日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 自去年以来,他在多次重要会议上曾强调“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不扛这个大梁,国家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 除了一贯重视经济大省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大体量”经济,还提出应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有 “大担当” 江苏此次再度被“点兵”,意味着国家对区域经济改革的期许 ,以实现“江苏全面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经济大省对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辐射带动力”。

本文指出,当中国经济进入“城市化下半场”之后,是从增量步入“存量主导”“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在许多领域都将发生分化和重组。 如江苏三大都市圈中,苏锡常较成熟,南京都市圈尚在加速形成,徐州都市圈还是概念,处于萌芽状态。 其中南京都市圈(由江苏、安徽共建)和徐州都市圈(位于四省交界地带)具有“跨界”的特殊性,也 面临 诸多挑战 :首先是行政管理的壁垒,各地政策制度的差异是一条长期形成的鸿沟;彼此间只有较少的通勤客流,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区域如何完善互联互通,实现紧密的分工合作并走向一体化值得思考。

作者还指出:城市发展有一个大致的规律,就是历史上不论交通工具怎样变化, 大城市的半径一般相当于人们在一个小时内所能达到的距离。 在高铁、地铁、公交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发达之时,城市半径大大增加,有的已达到了50公里(如北京为40公里以上)。随着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通勤地域的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多, 城市化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和功能逐渐完善,而这与经济增长是明显的并行过程。

作者指出, 城市经济集聚和城市构型,都可以被看成是 两种相反的作用力——集聚力和分散力达到均衡后的结果 。每个都市圈的构架、性能、绩效千差万别,使命也不相同,有必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区域协同体制。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3期 ,原题为《都市圈: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都市圈: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

城市化下半场正在开启

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很有特点。古代城市的存在虽然时间漫长,形式却相对简单。傅衣凌将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区分为两种类型, “开封型城市” “苏杭型城市” 。前者是典型的 亚洲的消费城市 ,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地主的附庸,是为城市的地主服务的;后者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 工商业的比重较大,并且是面向全国的, 另外还有不少与工商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枫泾等。工商业发展是导致苏杭型城市和新兴市镇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赵冈则把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城郡”(指行政区划的治所)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相异,强调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近代开埠以后,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及三线建设带动了中西部城市的崛起。而 最近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城市体系的成长与重构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塑造,以及众多新开发区、老工业城市的嬗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市场化的推进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实属罕见。 中国政府“置身事内”,释放市场活力,积极地引进技术和支持创新,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显著 :人均GDP从1978年156美元升至2020年1.11万美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949年是10.64%,1978年是17%~18%,2020年达到63.89%(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城市数量1949年132个,1978年193个,2020年685个; 中国的大城市是世界上最多的,有105个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其中城区人口超千万的城市7个 (欧洲40多个国家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也只有十来个);城市用地规模扩大,1981年城市占地面积7438平方公里,2017年56225平方公里(增加7.6倍)。
经济学家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和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 在早期发展的几十年中,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很大,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转变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这一方面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在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运行。
与此相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过度地依赖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粗放式增长弊端尽显——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开发区闲置,房价高企(据央行2019年调查,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70%,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20%);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了市场分割,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频频暴雷;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苦乐不均,户籍、土地等二元制度严重束缚手脚……
本文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下半场”,乃因上半场能够享用的红利已急速递减,困难凸显,亟须通过增加动能、变轨换道来解决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下半场”不能再走粗放式道路,是从增量步入“存量主导”“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许多领域内都将发生分化和重组 ,如区域、市场、人口、收入、行业之间及行业内,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会愈演愈烈,新旧动能的转换,此消彼长,优胜劣汰。因此我们需要厘清: 未来有怎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空间?环境资源约束、制度安排有哪些变化?城市化率可能的极值(低中高)是多少?城市人口预测的依据是什么?土地财政之后,城市增长路径有何不同? 城市发展的投融资模式有何新的路径?在建设了大量物理性城市空间后,数字化将产生怎样的效应?数字化会怎样影响区域、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的方方面面?为解决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难题,要素配置的逻辑将有怎样的调整?如何从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思考城市可持续发展?现实中往往存在“行政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区”的矛盾,城市发展动力根本上是源于市场还是政府?抑或是两者合理的协调?
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突破65%,重视城市化的质量刻不容缓。 而破解城市化的改革难题,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财政体制、官员考核体制困境等是绕不开的障碍。进一步地,城市化的动力怎样持续? 城市化动力来自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治理功能,并由两者协整产生的合力。 这需要创新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考核,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和发展条件,实行多元的发展战略,鼓励各城市-区域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平衡,推动制度创新和增加公共服务,在推进方式上实行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结合。
中国的基本国情(巨大的规模体量、紧张的人地关系,显著的区域差异,特有的二元结构,悠久的农业文明,压缩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要优化各层次空间格局,推动构建以中心城市 (全国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9座城市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9个中心城市人口都超千万,并全部迈入GDP万亿元俱乐部。不同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单元,中心城市的概念是从城镇体系角度提出的。中心城市起到的作用是在更大区域范围里面打破行政分界,更大范围内整合、集聚资源,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长沙、沈阳、杭州、南京、青岛、济南、合肥、福州、昆明、厦门、长春、南昌、乌鲁木齐等都曾明确提出过培育、争创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 、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尚处于生长发育中的中国都市圈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都市圈时代正式来临。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自2021年起,已有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武汉7个都市圈发展规划相继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规划。这些都市圈中心城市均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且都是万亿GDP城市。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共同形成都市圈发展的态势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多个相邻的都市圈又组成了城市群。 可以预见,国家层面批复的都市圈还将进一步扩容,通过其示范和带动,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都市圈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长大”的过程,通过把周边的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态势。 其特点是圈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不同城市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整体的作用大于个体之和。中国的直辖市、中心城市甚至很多地级市,严格说来已经是一个包括了十几、二十几个在欧美日概念里的城市的一个都市圈的范围。在中国, 都市圈往往以一个经济较发达且有较强辐射功能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由周边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体组成的位置相近、功能互补、相互依存的具有圈层式地域结构特征的地域空间组织。
城市发展有一个大致的规律,就是历史上不论交通工具怎样变化,大城市的半径一般相当于人们在一个小时内所能达到的距离。 例如,古罗马时人口有100万,以步行作为主要的出行方式,所以城市的半径为4公里。19世纪的伦敦,行路依靠公共马车和有轨马车,城市半径为8公里;到了20世纪,当人们利用市郊铁路、地铁和公共汽车做交通工具时,城市半径扩展为25公里。而现代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小汽车使用相当普遍,城市半径大大增加,有的已达到了50公里。 目前,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通勤半径多半为30~40公里,比如北京市的通勤半径超过了40公里。 虽然所谓“1小时通勤圈”的范围比较合适,实际上超大、特大城市也存在极限通勤情况,而极限通勤更能展现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通勤地域的经济社会联系。 上海、北京极限通勤的平均时间超过了90分钟,武汉、成都、杭州等城市也都超过了70分钟。
还有用“1小时交通圈”来定义都市圈的。“1小时交通圈”是指以核心城市的城区边缘为起点,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城际轨道、市郊铁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1小时交通可达范围所覆盖的区域。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划定主要核心城市周边半径为100~150公里,其他都市圈的半径为60~100公里。在国家政策层面,《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明确都市圈构建主要是针对超大、特大城市,部分城区常住人口未达到500万但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通常指中心城区300万~500万人的Ⅰ型大城市或中心城区200万~300万人口的Ⅱ型大城市)也会纳入。
在中国,沿海省份有两个大城市的,往往一个是省会,它是政治文化中心,另外一个大多是港口城市。 而中西部省份则主要靠做大省会来建设以省为单位的都市圈,以中心城市带动、辐射外围城市一起发展, 它可以在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的同时,形成都市圈发展的引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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