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在古书中，这一天称为“上元”，其夜则称“元夜”“元夕”或“元宵”，元宵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元宵有张灯、看灯的习俗，民间又习称为“灯节”。
正月十五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节日的呢？
我国古代的历法和月相有密切的关系，每月十五必逢满月，叫作“望”。
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
在正月十五，人们迎来了一年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这一天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吉日。
早在汉代，正月十五已被用作祭祀天帝、祈求福佑的日子。
汉末道教的重要教派五斗米道把天、地、人当作人格神，尊之为“三官”，又称“三元”，认为他们能降福于人，消灾赦罪。
稍后，道教徒们进而把“三官”“三元”同时日节候相配，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
《魏书·高祖纪》提到北魏孝文帝曾因太皇太后之丧而下令暂停“三元告庆之典”，可见至迟在南北朝早期，三元已是要举行庆典的节日了。
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因为这是天官赐福之日，其时又正当年初，隆重地庆祝上元，兼有祈求全年平安、万事顺遂的意思。
到后来，中元、下元的庆典逐渐废弛，而上元节则经久不衰。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为人们所热切期待，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元宵习俗在历史上留下了绚丽的色彩，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史、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元宵与灯的关系真是密不可分，张灯、看灯是元宵最重要的活动。
宋初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把这说成是汉武帝时通宵达旦祭太一（天帝）的遗风，可能有些牵强。
但可以肯定地说，元宵张灯在南北朝时已蔚然成风。
南朝梁简文帝曾经写过一篇《列灯赋》，赋中说：
何解冻之嘉月，值蓂荚之盛开。
草含春而色动，云飞采以偕来。
南油俱满，西漆争燃。
苏征安息，蜡出龙川。
斜晖交映，倒影澄鲜
。
“解冻之嘉月”指孟春正月。
“
蓂荚
”
是传说中的瑞草，据说这种草每月从初一开始，日生一荚，至十五日生满十五荚，从十六日开始，又日落一荚，至月末落尽。
蓂荚盛开之日就是十五日。
《列灯赋》描写的正是元宵张灯的情景：
有油灯，有漆灯，或燃香，或燃蜡，灯月交辉，倒映水中。
不仅是宫廷，从当时诗人的吟咏中，我们看到元宵遥山有灯，通衢有灯，人们以观灯为乐。
伴随着张灯、看灯，元宵又有了百戏杂陈的赛会。
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曾引用唐代人的说法，以为正月十五是“三官下降之日”，而三官各有各好，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所以元宵要纵乐放灯，人们成群结队地夜游。
这一见解不无道理，因为上元之成为节日，本与道家“三官”之说有关。
但有趣的是，佛教徒们也在争夺元宵张灯的发明权，把这与“光明法王”联系起来，南朝隋唐的诗人因而也往往把元宵的灯火叫作“法王轮”“神灯佛火”。
南北朝时的一些地志、小说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到了当时庆祝正月十五的种种活动和有关传说。
例如《荆楚岁时记》和《齐谐记》都记载“今州里风俗，正月望日祀门，其法以杨枝插门而祭之”，“其夕则迎紫姑以卜”。
上元日在门上插一些将绽新绿的杨枝，再以酒食祭门神，当然是为了祈祷家宅平安、家业兴旺。
紫姑即厕神，据说生前是个身份低微的小妾，因受虐待，正月十五夜死于厕中。
紫姑神能“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还善于猜谜，在神的世界中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却被人同情又为人喜爱。
《续齐谐记》则记载正月十五要在屋顶上用肉粥祭祀蚕室之神，一面高唱：
“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令我三蚕老。
”这是希望蚕室之神在接受了肉粥的享祭以后，能驱除蚕室的大患——老鼠，以保障蚕丝的丰产。
《齐民要术》引《物理论》说，正月望夜要立表（标竿）以测月影长短，占验全年的雨情。
这显然是反映了人们渴望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
另外，当时上元日还登高以避灾（参《石虎邺中记》《北史·元胄传》）；
有些地方更盛行牵钩（拔河）之戏（参《隋书·地理志》），这同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一样，是在节日进行的一种体育竞赛。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骑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
催。
这是初唐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写的是元宵狂欢之夜。
看：
月光下，灯光下，车马喧阗，歌声盈耳，盛装的人们夜游观灯，乐而忘返。
唐代，元宵及其前后各一日，正式成为国定例假日，各官署都停止办公。
而且这三夜“敕许金吾弛禁，以看灯”（《两京新记》），也就是暂定执行禁止夜行的法令，让都市中的士民尽情游乐，即使拥近宫城，禁卫部队也不得干涉。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上元之夜，大开宫门，在宫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又命宫女千数及长安少女少妇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
（参《朝野佥载》）。从此历朝皇帝都在元宵“御楼观灯”，以示“与民同乐”。
宫廷、寺观和贵族豪富的宅第都设山棚、搭彩楼，不惜重资“盛造灯笼烧灯”以斗奇争胜，大街小巷也都挂满了灯，“光明若昼”。
宋代元宵放灯著于法令。
宋太祖削平群雄后宣称“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之屡丰，宜士民之纵乐”，把上元放灯由三夜增为五夜（《乾德五年诏》）。
元宵游观之盛更是前所未有。
“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往往用羊角、琉璃或云母石作为原料，把灯造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甚至还有车舆灯、屏风灯、佛塔灯、鬼子母灯。
成都府架设的灯山，还用灯串成“飞桥山亭”（参《岁时杂记》）。
汴京更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用大木柜贮放，“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用草把扎缚成巨龙，“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
百戏艺人各献奇术异能，又纸糊各种人物，悬于长竿，“风动宛若飞仙”（参《东京梦华录》）。
南渡之后，虽然偏安一隅，但此风不减，灯品“愈造愈精”，“山水人物，花竹翎毛”，从小巧玲珑的“没骨灯”“珠子灯”“万点罗”，到布置人物亭阁，“用机关活动”的五丈琉璃灯山，“怪怪奇奇，无所不有”。
“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这就是后世灯谜的源起。
在都城临安，元宵及其前后数日，“每夕楼灯初上”，就有市民社团及艺人上街化装游行并表演各种技艺。
“其多至数千百队”，“连亘十数里”。
有些人家还“闲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俱参《武林旧事》）。
元宵观灯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是一年之中最有吸引力的节日活动。
尤其是妇女，平日大家闺秀固然养在深闺，小家碧玉也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过着近于幽闭的生活，而每到元宵，她们却能名正言顺地外出夜游观灯。
所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说：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永遇乐》）而一些笔记也提到元宵出游，“妇女尤甚”。
宋代著名词人欧阳修写道：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生查子》）晁冲之的词也写到在“千门灯火，九街风月”的情景下，“绣阁人人（人人，对所爱之人的暱称），乍嬉游，困又歇。
笑匀妆面，把朱帘半揭。
娇波向人，手拈玉梅低说：
相逢常是、上元时节”。
（《传言玉女》）看来颇有一些青年男女由于在其他日子无法接近，就抓住元宵这一大好时机谈情说爱。
元明清三代元宵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明初曾明文规定，正旦节（今春节）官员放假五天，冬至放假三日，而“元宵节自十一日为始，赐节假十日”（永乐七年诏），可见元宵这一节日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
元宵张灯、看灯、夜游及百戏杂陈的习俗也相沿不改。
需要指出的是，统治者借庆元宵以示歌舞升平，而这一庆典对贫民来讲则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北宋中期的官僚蔡襄出镇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当时有人写诗讽刺他：
“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
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
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晁氏客话》）揭开了热闹、繁华的面纱，元宵之夜也有其凄惨的一角！
元宵这一词另有一个含义，那就是指在元宵节煮食的圆子（汤圆）。
元宵煮食圆子的习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许多传统节日都有应节食品，如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重阳的蒸糕等。
据《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续齐谐记》等书记载，南北朝时上元的应节食品是拌和肉和动物油熬煮的豆粥或米粥。
唐代则是“造面蠒，食焦䭤”（参《天宝遗事》）。
蠒即茧字，面蠒是做成蚕茧状的一种面食，可能就是圆子的前身。䭤
即饼，焦䭤当是烤饼，“上元食焦䭤最盛且久”。
到北宋时又出现了盐豉汤和用绿豆粉做的科斗羹，人们还“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岁时杂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糖馅元宵了。
南宋的周必大专门写了一首诗以咏“元宵煮浮圆子”，诗中说：
“今夕是何夕？
团圆事事同。
”可见煮食圆子，同中秋吃月饼一样，取义于“团圆”。
诗中又写“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很形象地描绘了洁白的圆子下锅后在浑浊的汤水中翻滚的情景。
这种圆子后来取代了焦䭤等食品，成为典型的元宵应节之物。
由于它是在元宵煮食，所以又被称为“元宵”。
在元宵日煮食元宵，增添了节日的情趣。
这一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算起来已有一千来年的历史了。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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