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月9日发表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的文章称，厌倦了美式民主？美国可以从这些国家学到很多。
文章称，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向世界证明，美国的随意性太强。该国不仅没有稳步改善治理，反而陷入了党派和政策变幻不定、国民福利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民粹主义压倒了实用主义。
不过，许多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尽管民粹主义抬头，但远没有横扫世界。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都表示了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赞赏，后者同时应对国内的联盟和国外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该国战后任期最长的领导人。左右两派的政界人士还说，他们希望能具备中国那样的行动能力，不让无休止的派系斗争阻碍国家的优先重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图片：2016年4月18日，美国国会大厦广场示威者反对“金钱政治”。
文章称，鉴于美国对别国政府的优点表现出了兴趣，现在正是认真加以研究的好时机。为了完成新书《美国的专家治国》，作者研究了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比如预期寿命和中位数收入）和政治指标（比如低腐败，政府的高信任度以及治理效率）优于美国的所有政府。
鉴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完美无缺，作者把它们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上的最佳做法融进了所谓的“直接专家治国”模式。
“直接专家治国”中的“直接”指的是像瑞士那样实行直接民主，让民众可以通过倡议和公投制度在政策方面直接发声。在美国，直接民主首先适用于选举总统。普选的胜者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而不是（依赖）过时而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但在2000年和2016年，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到2020年这个问题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可以断言，将有比目前更多的美国人对民主丧失信心。
美国还需要更加大刀阔斧地改革行政部门：用具有实际治理经验的五六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取代规模过于庞大的内阁。这是瑞士与中国的共同之处。在瑞士，联邦委员会目前由四个不同政党的七位领导人构成。他们全部是民选官员，而不仅仅是总统的好友。他们要达成共识才能采取行动，也就是说重大决定必须要真正获得认可。他们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敌团队”。
文章称，如果观察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还能获得更多经验：成员们有治理面积与美国（各州）相当的省份以及在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重要领域任职的广泛经验。他们共同审议决策而不是各自为政。
▲资料图片：2016年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说到国会，国外也有非常明确的经验。所有民主质量指数排名高于美国的国家都是多党议会制国家，而不是总统制共和国。尽管美国宪法没有说到政党问题，尽管有60%的美国人希望能有第三个政党，但美国人只得被迫接受只有两个政党的现实。
在议会政府中，执政联盟必须兑现承诺，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解散，提前选举，90天之内倒台。在高质量的民主国家，（各政党的）“保险席位”会远远少于不公正划分选区的两强垄断的美国。考虑到实施竞选改革的可能性极小，允许更多党派入局可能是挑战金钱政治的唯一途径。一旦公民有了真正的选择，国会就必须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不光关注企业的特殊利益。
文章称，如果美国按照这些方针进行调整，很快就会处于“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和“保罗·瑞安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必须展开更加有效的合作，以满足民众的要求。
整顿行政和立法部门还不足以确保有效的决策或执行，因此美国需要恢复像20世纪30年代实施“新政”时那样强有力的联邦服务，比如成立社会保障署以及建设州际公路系统。为了防止特朗普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构想变成灾难性的无效投资，商务部和运输部必须与全国州长协会紧密合作，规划能缓解全国许多瓶颈问题的具有地区规模的工程项目。
▲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戴上了矿工的帽子。特朗普表示要打造“无与伦比”的美国基础设施。
文章称，这是专家公务员制度最必不可少的地方。即便在民选官员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这些公务员也可以在政府各部门规划和实施长期计划。在这方面，美国也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新加坡等欧洲和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务员会在充分考虑全民需求和财政可持续性之后规划整个联邦预算和其他立法。
当然，与其中一些国家相比，美国面积要大得多。出于这个原因，确保美国未来成功是远比仅仅解决华盛顿（体制）问题更严峻的挑战。美国的人口状况是：将近3.5亿人分布在50个州和350个大城市，每一个地区都需要自己的战略经济计划。
这里必须要提到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德国。作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大国，德国的特点在于政府为各州的城市和行业提供了与全球市场联通所需的全国性基础设施。全世界最优质的汽车大多产自德国，且都产自三个竞争激烈的州。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有一句名言，说美国各州是“民主的实验室”，但它们也是技术专家治国的孵化器，杰里·布朗等州长和迈克尔·布隆伯格等市长经常尝试施行能促进创新和改善治理的长期而广泛的策略。
▲默克尔和基民盟党内高层（德国之声）
文章称，鉴于白宫和国会都由共和党控制，特朗普可能会是一位促使社会各方面实现深远变革的具有决定性的总统。不过，成功的标准不是一位领导人实施了多少变革，而是看他沿着哪个方向前行。也就是说，无论谁以后接替他，都要一丝不苟地从大多数美国人可持续繁荣的角度衡量国家进步，同时调整政府体制以期更有效地实施最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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