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认为，去行政化核心是去掉高校附属于行政机关的身份，以及摆脱由于这个错误身份造成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机制，从行政思维和体制里解放出来，让学校事务真正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
今年全国“两会”上，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设“双一流大学”、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等成为热门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强调，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核心是去掉高校附属于行政机关的身份，以及摆脱由于这个错误身份造成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机制，从行政思维和体制里解放出来，让学校事务真正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
去行政化核心是去掉高校附属于行政机关的身份
财新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等单位行政级别。这个决定通过已经三年多了，现在推进情况如何？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如何能够不停留在口号上？
龚克：高校科研教学深受行政体制束缚，中央决定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化级别，我们是非常赞成拥护的，但目前去行政级别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我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被定为副部级，事实上被定位于行政序列之中。我非常想取消掉这个副部级头衔，为的是回归大学校长作为教育者的本来身份。处于机关附属地位的高校很难自己推行去行政化改革，需要中央有顶层设计来进行这项改革。
在我看来，去行政化不是单单去掉某个层级的行政身份，而是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从而摆脱由于这个错误身份造成的行政化观念和机制体制，从行政思维和体制里解放出来，让学校事务真正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毕竟高校的本质是立德树人，以服务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学校负责人，我是教育工作者，不是行政官员，副部级不合乎我的身份。
财新记者：你认为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最大危害是什么？
龚克：高校行政化最大的危害在于学校偏离了办学的目标和方向。高校不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如同企业不是行政机构附属一样。一个好的企业也有内部的管理机构，但不像行政机关那样层层向着上级机关看，它一定是向着产品线看的。比如华为，它的管理机构都是为生产销售服务的，这是企业性质决定的。学校的管理应该是围绕着培养好的人才，这也是学校性质要求的。但是由于我们的高校附属于行政机关之下，高校的管理机构就形成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思维，而偏离了学校育人为本的核心使命。
为什么现在学校要设立二十多个部门，难道这是学校教学科研的需要，是教师学生的需要？我看不是。那么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多部门呢？主要是因为要与上级行政机关的部门对接，以接受其对口管理。因此就造成了一个扭曲的现象，本应该为学校育人服务的管理部门却不是以教学科研任务为主来设置的，而是适应上级机关对应部门管理方便的要求。比如我们学校的人事处对着教育部的人事司和市里的人事局，学校的科技处对着教育部的科技司和其他科技管理部门，在一定意义上是上级部门延伸到学校的“腿”，因此，它们当然要对上负责，这样一来，为师生和教学科研一线服务的功能就退在其次了。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去行政化，去掉高校从附属行政机关的身份，成为《高等教育法》规定的独立办学结构。独立办学的高校内部并不是说不需要科层管理，但学校各部门是应围绕着学校的办学目标和教学科研主要活动来设置，围绕中心任务来运转。
财新记者：依你看，去行政化应该有个逐步去掉的过程，还是直接从源头上去掉行政级别？
龚克：去行政化当然会有个过程，但就去掉行政级别而言，我主张，果断出手去掉整个高校的行政级别。据我所知，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某学校的行政级别，从法律上讲高校是一个独立的办学主体，它不应该是行政机构的附属，也不该被定位于某个行政级别。现在的问题是，通过确定学校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事实上硬把学校套进了行政管理体系的框架，使它偏离了本来属性。
往回看，确定一部分学校领导人为副部级，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的。本意是为了提高大学的社会地位，但使用的方式是基于习惯性的行政思维。后来这种行政惯性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已经严重束缚高校的发展。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决定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以推进去行政化改革。
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思维惯性依然很重的社会环境中，也有的高校负责人担心去掉行政级别后，高校到机关部门办事就困难了。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是保留行政级别弊处更大。我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在设计具体的实施方案时，真正把教育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学校真的办成优秀的大学，还会担心没有社会地位吗？哈佛大学的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但他在美国受尊重程度绝不比“副部长“低。推行去行政化改革，不是单纯去掉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去掉加在高校身上的束缚，释放大学的活力。我认为，优秀大学应该有担当，先行一步，带动整个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世界一流大学肯定不是在机关中培育出来的，而是在开放、独立的办学体系中成长的。
财新记者：目前，上级部门的去行政级别方案还没有出台，高校自己就没办法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吗？
龚克：事实上，多年来中国高校一直在推进去行政化。比如加强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上的主导地位，让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学术，而不是由党政部门治理学术事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学术委员会在各高校的地位越来越强化，在职称的评定、学术成果的评定、评奖的推荐等学术事务上，基本由学术委员会做主。
在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过去由校长聘任，现在改由教授推选，把权力的基础由校长信任变成教授信任，实行学术民主。比如，我们现在要实施“双一流”建设，建设方案要由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学校的章程确定学术委员会是处理学术事务的最高机构。又如，我们的章程不仅加强了教代会的作用，而且把学生代表大会也作为学校治理的参与主体之一，学校的职能部门不仅要办理教代会提案，也要办理学代会提案，这些措施也是间接地去行政化。
世界一流大学应注重学生的感受
财新记者：现在教育界在热议“双一流”建设，你心中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
龚克：我心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它要聚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既是世界学术前沿的开拓者，又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一流大学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能激发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流大学要为解决国家和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突出的贡献。一流大学一定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氛围，还有一套非常好的治理体系，让各类人员都能充分发挥潜力。
财新记者：你觉得中国优秀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你对南开大学目前的定位是什么？南开大学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龚克：现在大家比较关注论文评价，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多是基于论文的排名。若按照论文的数量来比，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应该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是我认为，单靠论文不足以评价世界一流大学。比如，从学生的培养来看，中国大学给予学生的体验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差距，突出表现在通识教育和学生的主动选择性、课堂互动性、问题导向的团队实践、多样化自主发展等方面。我们还是“管、灌”为主，学生被当作被动的“受”教育者，这样的模式不破除，不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的学校能算是一流大学吗？
南开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会努力干，希望通过十几年努力，在2030年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有好的科研论文，最重要的培养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优秀人才，他们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尚情操，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和健全人格，有独立思考和奉献精神，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秉公尽能地为振兴中华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做出卓越的贡献。■
（记者陈少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