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霍老爷的小木屋”，昨天排版出错，删去了，今天补上。
全文知识丰富，立意别致，非常值得一读。以下为全文：
郭嘉在有名的“十胜十败”之论中，说袁绍“多谋少决”，袁绍失败或多或少也与这种性格有关，袁绍也成了“多谋少决”的代名词，殊不知司马懿也曾经评价过诸葛亮，“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私以为把这种性格仅仅归结于袁绍的性格问题有失偏颇，袁绍的多谋少决其实是源于内部的分裂。
袁绍本来并不多谋少决
袁绍的政治资本，主要来自于他“四世三公”的家世，他任渤海太守期间，主要谋士是许攸、逢纪等人，许攸是南阳人，逢纪也是南阳人，袁绍是汝南世家，包括追随他的外甥高干也是陈留望族，此时的袁绍人才结构比较单一，来自河南的名士群体构成了袁绍最早的班底。
在渤海的袁绍兵少粮缺，粮食补给尚依赖冀州刺史韩馥，袁绍有图谋冀州之心。此时逢纪向袁绍建议邀请公孙瓒南下攻击韩馥，再派遣说客说服韩馥让出冀州。
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瓚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
当时的冀州十分富足，袁绍早有图谋之心。在高干的斡旋之下，韩馥真的拱手让出了冀州。
韩馥出让冀州的背后，除了其本身性格懦弱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幕，韩氏本是袁氏故吏，也是颍川人，在他的谋士群里，有大批来自颍川的士人投效，比如荀谌、辛评、郭图等人都是颍川人。
韩馥在冀州选择了“亲河南，远河北”的策略。他与河北的士人并不相得，
史载，“魏郡审配，巨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审配是魏郡名士，田丰是巨鹿名士，他们与韩馥的关系并不和睦，也代表了河北士人和韩馥之间的裂痕。
尽管韩馥选择了紧紧依靠颍川士人，然而在韩馥出让冀州事件中，河南世人却选择了站在袁绍一边。韩馥的谋士中，韩馥部下素日所亲信的颍川士人郭图、辛评、荀谌等人都果断选择了支持袁绍，放弃韩馥。
尤其荀谌，他对韩馥影响力很大，他认为韩馥有三不如袁绍：
”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过人，又孰与袁氏？”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
这种选择折射了河南士人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他们作为冀州的外来人员，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带领他们在河北站稳脚跟，二者择其强者，他们为自身利益考虑，自然选择了“宽仁容众”、“智勇过人”、“世布恩德”的袁绍。
值得一提的是荀谌所言的第二点，颍川士人认为袁绍“临危吐决，智勇过人",也就是说袁绍决断力很强。可见此时的袁绍根本没有为人诟病的”多谋少决“的性格问题，反而以决断著称。恐怕与袁绍集团内部意见的同意不无关系，袁绍集团内部，谋士都是来自河南的士人，目标和利益一致，十分和谐。
而韩馥面对袁绍的步步紧逼，加上公孙瓒的进击，内部又为自己亲信的颍川士人背叛，所以虽然冀州名士沮授认为韩馥凭借冀州的实力，扑杀袁绍易如反掌：
“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兒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
但韩馥在此内外交攻之下，他还是出让了冀州。
袁绍与河北士人的蜜月期
袁绍接掌冀州之后，对河北士人大加礼遇，不但没有追究沮授反对出让冀州的往事，反而对他十分信重，不但任命他为别驾，还向他问策。
沮授趁机向他提出了堪比日后诸葛亮的隆中对的战略规划，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袁绍一听大喜，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给予沮授极高的地位，对于其他河北士人，他也极力笼络，”任命田丰为别驾，审配为侍中，对于很有声望的名士崔琰，也辟为骑都尉，此时的河北士人较之韩馥时期，有了很大提升。
此时的袁绍集团内部还有来自河南的士人集团，这些人有的是原来跟随韩馥的河南士人，有些是跟随袁绍来到冀州的士人，他们的代表主要有南阳的许攸、逢纪、颍川的淳于琼、郭图、荀谌、辛毗辛评兄弟。
不过此时的袁绍要面对来自公孙瓒和河北黄巾残余势力的问题，根本无心内斗，两大集团也是精诚团结，共同辅佐袁绍应对外敌。
此时的袁绍也丝毫没有多谋少决的毛病，在界桥之战中，袁绍少量部队一度被公孙瓒骑兵围困，箭如雨下之际，田丰拉他躲入城垣，袁绍反而投掷兜鍪于地，大呼”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他亲自指挥部队，击退敌军，展现了自己英勇果决的一面。
内部团结加上指挥得力，袁绍很快就击溃公孙瓒，扫除黄巾，安定了冀州。
袁绍内部在迎接汉献帝问题上的分裂
蜜月总是短暂的，袁绍集团内部的矛盾才开始出现。
沮授为袁绍规划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最早提出这点在初平二年(191年），到了兴平二年（195年），发生了李傕郭汜之乱，献帝东归途中被李傕追赶，到了河东，沮授见此良机，又旧事重提，提出迎汉献帝的策略：
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淳于琼和郭图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汉室衰微，不知鹿死谁手，如果迎接汉献帝到邺城，那么行动必受牵制。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此时袁绍集团内部两大势力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阵营。
袁绍本人的选择却并不倾向于迎接汉献帝，最终选择了站在河南士人集团一边。袁绍不愿迎汉献帝也是有原因，袁绍认为汉献帝为董卓所立，“无血脉之属”，曾经试图拥立皇族中的刘虞，与献帝相抗，由于刘虞不肯才作罢；此外，袁绍自己也有称帝野心，这在他之后占据四州之地时更加明显。
袁绍属下有个主簿叫耿包，他对袁绍说“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袁绍把耿包的密报向军府僚属展示，结果属下却多认为耿包妖妄之言，宜诛。袁绍不得已乃杀耿包来掩盖此事。
在迎接汉献帝的问题上，由于内部意见的不统一，袁绍多谋少决的征象已经开始显露，他对于早期沮授提出的战略方针执行开始动摇，
而曹操抓住机遇，迎献帝许昌，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并不断以天子的名义指责袁绍“地广兵多”、“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擅自攻伐”，袁绍这才知道意识到陷入了被动。
此时袁绍的多谋少决，正是由于内部集团的分裂。
袁绍集团的南进策略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袁绍决定南征。在准备南征阶段，袁绍内部依旧是南北士人并重，“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
但是在南进策略上，两大集团却有根本分歧，沮授为代表的河北人士的主张是稳健行事，沮授认为，袁军新近讨伐公孙瓒，“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
他主张先礼后兵，“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这点与田丰的战略不谋而合
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
两人都主张不可急躁，利用自己地广人众的优势，恢复生产，然后利用兵力优势，选拔精兵，袭扰河南边鄙，等待曹操困顿。
河南士人却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袁军实力雄厚，打败曹操是易如反掌。
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
图等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
可见这时不光是河南士人，连河北士人在内的审配也错估了形势，主张同曹操直接进行战略决战，一战而定胜负。
郭图等人的想法迎合了袁绍急于称帝的心理，满足了虚荣心，所以赢得袁绍的认可，河南士人的势力占了上风，郭图又趁机攻击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认为沮授威名过盛，无人能制，“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袁绍听从郭图建议，
“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
河北士人的实力在这一次碰撞中被大幅度削减，郭图、淳于琼等人开始领军，河南士人取得完胜。
应该说，河北士人的建议是最为稳妥的，因为河北士人多是土著，家族利益尽在河北，命运已经与袁绍联系在一起，所以战略上较为持重，但这并不代表保守，他们的建议其实是等待合适的战机，相机而动，当战机出现时，比如田丰就曾经在建安五年，曹操讨伐刘备时，主张迅速据兵袭击曹操，但袁绍却因为幼子有病并未采纳。
不同的战略规划，最终演变成激烈的党争，袁绍的求胜心切，对于家族利益尽在冀州的河北人物而言，自然是忧心忡忡。田丰选择强谏，令袁绍大怒，把田丰关押起来。沮授目睹“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的未来，最终也以疾病为名请辞，袁绍不许，但心恨沮授，夺其军权，把他的部队交给郭图。河北士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失败。除了倾向于决战战略的审配外，几个重要人物都远离了决策圈。
袁绍此时已经被虚妄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倒向了迎合自己的河南士人集团。
两大集团的撕逼也彻底进入白热化，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正是审配以许攸家人不法，关押其妻子，才导致，许攸关键时刻投降曹操，并建言偷袭乌巢，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而在此危急存亡之际，郭图还趁机打压河北人物张颌，致使张颌投降曹操，最终导致大败。
官渡战败，曹操并没有乘胜追击，袁绍内部虽然军破，但如果增修内政，不是没有挽回空间。但河南集团也不思挽回败局，而是趁机打击政治对手。逢纪向袁绍举报“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令袁绍杀田丰；审配两个儿子被曹操所擒，郭图辛评等人也趁机攻击审配，认为审配可能有反叛之心，可见此时袁绍集团的内部争斗已经白热化，这样的党争中，不但袁绍已经不是多谋少决这么简单，任何决策的执行都被这种党争干扰，已经不能保证政令军令畅通。
一直到袁绍病死之后，这种争斗还在持续，审配和逢纪拥立袁尚，郭图辛评拥立袁谭，双方彼此攻击，互相欲置对方于死地。给了曹操最大的机会，内斗中失势的河南士人，甚至直接投降曹操，引曹操军攻击袁尚，曹操渔翁得利，平定河北。
邺城被破之前，审配把辛评全家杀尽，辛毗入邺，用马鞭指审配之头曰：”奴，汝今日真死矣。“而审配也大骂：“狗辈，正由汝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曹操本来并没有杀审配的打算，但辛毗等”号哭不已“，才杀了审配。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袁绍的失败固然与他”多谋少决“的性格有关，然而一个曾经英勇果决的领袖之所以变成多谋少决的庸才，与其集团内部从单一的权力结构演变成多元结构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