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村上春树那样使用控制欲
文 | 武云溥
我们经常会被保安问到哲学的三大终极命题：“你是谁？你从哪来？要到哪去？”其实这三个问题应该调换一下顺序，“从哪来”决定了“你是谁”，而这两个问题又共同决定了“到哪去”。内在逻辑上讲，“从哪来”这事基本由不得自己，可以抛诸脑后，所谓英雄不问出身，我们能作主的是努力成为怎样的人。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可以看作村上春树继续内省，追问自己哲学终极命题的第二个阶段性成果——上一个成果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一路跑来，从开小店的生意人跑成了名作家，谈跑步是在谈运动改变生活，磨砺身心，可以认为是“道”的层面，描述了村上式的跑步哲学。
村上说在动笔之前，多读书当然是必须做的功课。
到了眼下这本《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虽然也有少许提到“从哪来”的经历，比如读者都很熟悉的他躺在神宫球场草坪上“突然想写小说了”的桥段，但整本书的主要笔墨还是倾注在“小说家”这一职业身份上。身为职业作家的村上春树，在剖析自己何以成为小说家，如何持续写出好的小说，是“术”的层面条分缕析，简直可以换个书名叫《小说家职业生存指南》。
例如在《那么，写点什么好呢》这个章节，村上说在动笔之前，多读书当然是必须做的功课，而另一个重要的思维习惯是多观察，不轻易对事物下结论，甚至连做分析式思考都不必着急。小说家应该做的是先记下来，“努力将自己目睹的光景、邂逅的人物，抑或经历的事情当作一则‘事例’，或者说‘样本’，尽量原封不动地留存在记忆中……我们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需要结论这玩意儿。”
这样的思维习惯，是小说家区别于评论家、学者等其他职业的特质——虽然都是写作为主的职业，小说家的使命是把故事讲好，而好故事需要大量的细节填充。小说家的“大脑档案柜”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细节，可供随时取用，从事编故事作业时就比较自如了。
他有时也会像记者一样去做采访，去接触人。
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村上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有时也会像记者一样去做采访，去接触人，记录他人的故事和生活状态，为新的小说积累素材。在《1Q84》出版之前，我们对于村上的两本纪实作品《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可能习惯于从严肃作家的社会使命感角度去解读。无需赘言的是，村上对东京地铁沙林案件和奥姆真理教的追踪采访，直接构成了他思考邪教和精神控制问题的基石。所以我们看到《1Q84》里关于小小人和隐秘教会这类设定，会想“原来如此嘛，大叔十多年前就储备好弹药了”。
《奇鸟行状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探究，起初的兴趣也来自于1991年村上春树到普林斯顿大学的访学经历。严肃小说家当然要思考重大问题，只是思考的成果需要拿掉“结论”这个玩意儿，只呈现事件和细节就够了。村上还会不定期在网络上开放回答读者信件，《为谁写作》这篇里提到，有些读者不相信忙碌的村上会真的亲手回复大量读者来信，而村上觉得写回信虽然劳神费力，“然而干起来很有趣，还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有了足够的素材，小说家这份职业要干好，不可或缺的还有长期耐心细致地打磨文字的能力——说这是一种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决心，一种为工作投入全部智力和体力的决心。日本人素以工匠精神著称，在《与时间成为朋友》和《彻底的个人体力劳动》两个章节里，村上详细介绍了自己打磨作品的工序:坚持每天写十页原稿，雷打不动直至初稿完工；初稿稍微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三轮修改，每一轮都绝非小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改写甚至重写；花几个月时间完成修改后，再拿稿子给身边人（一般是请夫人做第一读者）征求意见，再做相应修改后才交稿给编辑审读。
“作家的本能和直觉并非源自逻辑，而是从决心中提取出来的。就像用棍棒击打灌木丛，让鸟儿惊飞出来一样。”此言非虚，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作家的工作几乎等同于出家修行，甚至要断了自己的一切后路（就像村上说因为想成为职业作家所以关闭了开得好好的店），长年累月“从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小说家这份工作，当真累人呢。
“小说家的保质期”需要持久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小说家有很多种，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像村上这样拿出跑马拉松的架势来写作。《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里，村上还花了不少口舌来表达对于文学界和文学奖的看法，大约是这些年来被问类似问题太多次不耐烦的缘故。写小说并非多么难的事，很多人都有写出一两本好小说的才华，村上只是觉得“小说家的保质期”需要持久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打好小说家这份工需要的是“控制”。跑步有助于控制自己的身体，写作则必须控制自己的内心。从《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到《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村上春树的“控制论”发展到了新阶段，控制生活，也控制职业，最终牢牢控制住自己可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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