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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家、社会学家大田昌秀去世,不再让冲绳沦为战场是他一生的愿望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6-14 19:44

正文

日本知名政治家、社会学家大田昌秀(1925 - 2017),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原冲绳县知事,原参议院议员。2017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1:50 分于那霸去世,享年 92 岁。

大田昌秀被称为用一生追求琉球列岛解放的斗士,他的离开,让现任的冲绳县知事翁長雄志扼腕长叹,感慨“失去了和平创造活动的灵魂人物”

“我活着的意义,是不能再让冲绳沦为战场。”(引自《香港凤凰周刊》文章《支持冲绳独立,痛批日本殖民,反对为钓鱼岛开战,这位92岁的日本人走了》作为一名学者,大田昌秀长期从事冲绳社会学研究、冲绳战史研究,著有《冲绳的民众意识》、《总史冲绳战》、《丑陋的日本人》、《冲绳的心——冲绳战与我》、《近代冲绳的政治构造》等 70 多种,传达出了冲绳战及战后美军统治下冲绳的实相。1998 年获得东恩纳宽惇奖,2009 年获得琉球新报奖。

生于 1925 年的大田昌秀,曾经在冲绳战役中以学生身份应召入伍。带着这种战争体验,他在担任冲绳县知事期间,积极推动冲绳的和平祈念公园树立刻有包括美军士兵的战殁者等姓名的石碑“和平基石”等工作,这种不加区分的纪念碑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1996 年制定了以冲绳自立发展、没有军事基地为目标的冲绳“国际都市形成构想”计划,并为此七次访美,为缩小乃至撤除美国军事基地而努力。2017 年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


《记录 · 冲绳“集体自杀”审判》

(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

[日] 岩波书店|编

陈言 等|译

在上海译文最近出版的“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记录 · 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一书中,大田昌秀就深刻谈及“冲绳战役”的本质与审判。由于大田昌秀具有冲绳战体验者和冲绳战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这篇访谈录别具深度,生动地讲述了冲绳战中“军民共死”的结构性问题。以下为大田昌秀的访谈,摘自记录 · 冲绳“集体自杀”审判


被拖上与军队“共死”之路的住民

大田昌秀

摘自记录 · 冲绳“集体自杀”审判

- 声明:如需载先请私信联系 -

——在 2006 年度的教科书检定中,日本军队在冲绳战中与住民“集体自杀”有牵连的内容被删除,这在冲绳成为很大的问题。冲绳县议会以及所有的市、町、村,接受了民众意见书,一致要求收回“检定意见”,但文部科学省拒绝了冲绳人的要求,所以出现了冲绳县议会决定在任期内再次接受同一份意见书的异常事态。


“把冲绳变成美军的吸血泵”

大田: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近三分之一县民成为牺牲品的冲绳战的真相就会被掩盖,传达给后人的就会是遭到歪曲的史实。冲绳方面最近会召开县民大会,所有县民行动起来、要求收回“检定意见”,可是,文部科学省顽固拒绝县民要求的态度没有改变,我们除了目瞪口呆无话可说。(2007 年 9 月 29 日,十一万县民在宜野湾市的海滨公园召开要求“收回检定意见”的大会,进行抗议。)

对于发生在冲绳战中的住民集体自杀(强制性集体死亡)问题,不能将其分离出来单独思考,而是有必要将其置于日本、美国、琉球三者的整体关系中进行思考。因为这三者都与包含着冲绳战特征的那场战争相关。否则,就难以把握集体死亡事件的真相。这些事件是由军队的直接强制或间接强制导致的。

冲绳战的特征,简言之,就是普通县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军队守护的对象,在所有层面上都是被迫与冲绳守备部队“共死”。老人、妇女、儿童等不能参加战斗的人员,被军队贴切地称做“无警备能力者”,但是,保护那种老弱妇幼生命的措施却几乎没有考虑(军队只是指示县里将大约八万人疏散到了九州与台湾)。

冲绳守备部队(一般称作第三十二军)创建于 1944 年 3 月 22 日,但是,第一任司令官渡边正夫中将平时就公开宣称:美军一旦登陆,冲绳只有玉碎。(地方报纸《冲绳新报》记者的证词)

就是说,这位司令官在美军登陆之前,就肆无忌惮地随口发言,称“如果敌军登陆冲绳岛,住民不得不与军队一起玉碎。”

渡边司令官同年 8 月被调动到参谋本部,离开了冲绳,他的后任牛岛满司令官也在同年 8 月对下属部队发布了到任后的第一次训辞。训辞包括七项具体指示,其中特别提到与住民的关系,强调说:“应指导地方官民愉快地为军队作战做贡献、主动进行地方防御。为达此目的,应诚恳地指导地方官民,在使其配合军队进行作战准备的同时,在敌军进攻的时候不仅不妨碍军队作战,并且主动为增强战斗力做贡献、进行地方防御。应严密注意防备间谍。”(1945 年 1 月 27 日《冲绳新报》)。进而,牛岛司令官堂而皇之地发出了实现军官民同生共死一体化的指示。

另一方面,冲绳守备部队的长勇参谋长,在 1944 年 10 月 10 日美军舰载机连续五次空袭冲绳首府那霸市、一天之中那霸市城区 90% 被烧毁、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训令:

冲绳作为世纪决战的战场,负有重大战略使命!战斗的县民们,怀着必胜的信念、鼓起一以当十的勇气前进!支援军队!所谓日本必胜,并非梦呓式的胡言乱语,而是科学的见解,可以确信。但是,县民们在精神信仰方面、科学理解方面,都好像缺乏这种对未来的信心,这令人遗憾。

长勇参谋长进一步阐述说:“美军最大的弱点在于惜命。抓住这个弱点给予打击,日本胜利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在战斗中一个日本兵杀两个美国兵,日本绝对能够获胜。何况,皇军将士如果一个不杀死十个美国兵不会死去。县民也要下定这样的决心,把冲绳变成美军的吸血泵!”(1944 年 11 月 20 日《海南时报》)

冲绳在长勇发言之后到来的世纪大决战中,恰如这位参谋长所言,不幸地成了敌我双方的吸血泵。其结果是,本地住民与其说实现了牛岛司令官指示的军、官、民“同生共死”,不如说是只走上了与军队“共死”一条路。此事在长勇参谋长回答本地报纸记者“如果敌军登陆县民怎样对应才好”这一提问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被直接阐明:

事到如今说了也没有用。不过,就是一心一意、无条件地接受军队的指导,所有县民都成为战士。别无其他。

无用之人在战场上会成为部队的麻烦,所以老人、妇女、儿童去不妨碍军队作战的地方,有行动能力的人作为战斗人员参加义勇军!县民配合军队作战的重点,在于确保粮食供用。……一旦敌军登陆、战斗趋于激烈,粮食的增产、运输完全被军队控制,县民的生命将受到缺粮的威胁。到那时候,即使一般县民说要饿死了、给我粮食,军队也不可答应他们的要求。对军队而言,惟有完成让战争获胜的重大任务才是使命,不能允许为了救济县民的生活而在战斗中失败。(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1945 年 1 月 27 日《冲绳新报》)

这种言论,难道不正是《作战要务令》中的“军队的主业是战斗。所以万事皆以战斗为基准”那种规定本身吗?实际情况是,冲绳本地的老人、妇女、儿童们即使被告知“去不妨碍军队作战的地方”,但是他们既没有交通运输手段又没有可去之处,怎样对应才好也无从知晓。不仅如此,关于粮食供应,无论多少次指示“确保!”但根本拿不到手。在冲绳,即使是平时,日常生活必须品的将近八成也是依赖从外县输入,所以,在战争状态下,一旦冲绳岛周围被敌舰包围、运输线被切断,就不可能拿到粮食。而且,即使住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储存了少许粮食,但就像美军登陆之后庆良间列岛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显示的,一半被军队征缴。不仅如此,由于军队发出命令,说“即使是一草一木亦为天皇所有,擅自拿取者严厉处罚”,所以,结果是住民连到自家田里割青菜都不可能。这种情况下,甚至发生了从朝鲜抓来的大概十三名民夫因为陷于饥饿甚至被杀害的事情。

在思考强制性集体死亡问题的时候,不应仅限于各岛的守备队长是否下了命令等等,而是有必要充分了解战争状态下一般住民实际上被置于怎样的境地。就是说,他们是在除了死亡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只有实行集体死亡。应当顺便说明的是,在等同于施行戒严令的战争状态下,住民的任何事情都只有听从军命控制。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像许多冲绳战记已经指出的,东京的大本营——不言而喻,包括从冲绳守备部队到战线末端各小岛的守备队长——都是坚持这种想法:一旦美军在冲绳登陆,住民惟有玉碎、陪军队一起走上死亡之路。尽管如此,旧日本军心地险恶地利用那种战争状态下的社会气氛,悍然进行了完全没有获胜希望的鲁莽战斗。其结果,是肆无忌惮地将十多万县民的尊贵生命牺牲掉。军队那样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时候,日本本土防卫体制只完成了大约 60%,因此他们便企图把美军拖在冲绳,认为即使拖一天,其间日本本土的防卫体制也能更加完备一些。就这样,冲绳被当成了本土防卫的牺牲品。

监视住民并告密的国士队

不过,说到军官民“实现同生共死一体化”,在冲绳战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

隶属于冲绳守备军的球 7071 部队长官,1945 年 2 月 14 日给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的球 1016 部队长官发送机密文件,报告了一项计划的主旨,就是设立名为“国士队”的秘密战机构作为冲绳本岛北部国头支队之一翼,要从官民指导者中选取约三十人充当国士队队员。

根据这份文件,国士队的目的在于筹划军官民同生共死一体化的实现,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指导宣传防特、掌握民情,并且在最坏情况下强化情报战的活动。”

同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在国头郡翼赞壮年团内部,确实组织成立了由三十三人组成的名为“国士队”的秘密战特务机构。队员当中有医生或教员,县议员,市长、町长或村长,大政翼赞会支部长,农协会长,等等,即平时与普通民众密切接触的各界指导者都被网罗进去。而且,他们承担的指导县民的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快速推进六十万县民向总体战体制的过渡,使军官民同生共死一体化变为现实。”

就是说,在战时的极端状态下,国士队员不是带领地方的老人、妇幼等“无警备能力者”去安全场所,反倒一直监视他们,承担告密的任务。那些有反战或厌战言行的人,被他们秘密报告给首里城地下的守备军司令部情报部,然后被处死。

而且,国士队员们在战况恶化之后,自主承担并致力于“谍报工作”与“谋略活动”。所谓“谍报”,就是队员在各自的工作区域内发现亲美嫌疑人、监视对美协作嫌疑人的言行,此外,还被赋予秘密调查并向上级报告的责任——调查有无反军、反政府分子,国外归来者尤其是其第二代、第三代有无反军、反政府言行,进而,有无在社会上制造反战、厌战气氛的人。他们的企图,就是这样通过国士队员的活动将普通住民的言行状况泄露给守备军情报部门。这样一来,便自然形成了各队员管理区域的住民们被平日信赖的生活指导者们彻底背叛的局面。

其结果是,冲绳住民等同于陷入了俗语所谓“前门虎、后门狼”的腹背受敌局面。特别是后门的狼群,不仅是友军官兵,甚至自己的同胞都加入进去了。

不容否定的是,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态,后来升级为更加令人惊悚的惨剧——在冲绳战中由于军队直接、间接的命令,发生了强制住民集体自杀或者杀害住民的事件。惟有这种事态,才可以说是冲绳战之所以成其为战争的根本原因。要言之,军队指挥官或者地方领导者们,为了谋求自己的生存,进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把那些处于弱者地位的人当人看待,而是当作物质手段利用,完全没有想过要照顾他们。

还要说明的是,国士队的间谍活动内容,有破坏敌军阵地,对敌军生活补给线、弹药库进行爆破,进而包括“使用向饮用水里下毒等手段进行奇袭暗杀”等任务。在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为了打败敌人不择手段是常见的,但是,这种作战方针根本没有考虑会遭受敌人同样不择手段的反击。

继 1944 年 10 月 10 日那霸大空袭之后,1945 年 3 月敌机进行的空袭开始变得更加猛烈。到了这时候,冲绳守备军对住民发出公告,说美军飞机会从空中投下钢笔或钟表形状的炸弹,此外还会投下有毒或者填了细菌的点心之类,指示住民一旦发现不要触碰、立刻向军队或警察报告。但是,在冲绳这样狭小的岛屿、并且是在战斗进行中必须发出这种通知,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战局的紧迫。因此,以大本营为首的守备部队首脑以及他们领导下的部队指挥官们,至少在此时如果能认真采取非战斗人员的安全对策,那么,在冲绳战中死伤的人数大概肯定会减少一半。

可是,守备部队在非战斗人员的救护方面,根本没有拿出像样的对策。不仅如此,就像“军官民共死”是不言自明、不可避免的一样,非战斗人员被丢弃在必将成为战场的区域,毫无意义地成为“死亡同路人”。不仅如此,随着战况的日益紧迫,重要的高级官员、平时作为主人教导住民的教师们,其行为与平时自己发出的豪言壮语相反,或者逃往日本本土,或者虽然身在战场但卑顺地做了俘虏、苟延残喘。结果是,真正听信他们宣传、被洗脑的普通民众,完全像消耗品一样,眼睁睁地丢掉性命。这种事态不停出现。

而且,应再次指出的是,这种事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军队的本质。因为这就像前自卫队服装组头号人物栗栖博臣曾经在《创建日本国防军!》(小学馆 2000 年出版)中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显示的:

自卫队是保卫国民生命财产的机构——怀有这种误解的人很多。……保卫国民的生命、身体与财产是警察的使命,并非作为武装集团的自卫队的任务。自卫队的任务是“守卫国家的独立与和平”。这种情形下的所谓“国家”,是指基于我国历史与传统的固有文化、形成于漫长岁月中的民俗国情、享有以天皇制为中心这种一体感的民族国家意识,决不意味着个别的国民。……现代战争乃国民整体之战,绝非仅仅是自卫队进行“守卫”。自卫队面对的是最前沿、最严酷的局面,但所有的国民都必须怀有坚强的抵抗意志。

关于这一问题,曾野绫子也阐述过同样的观点。那是 1988 年 4 月 5 日在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 38 庭举行的所谓“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第三次诉讼”质询会场上(教科书检定诉讼全国支援联络会编《冲绳战的真相 ∕ 家永教科书审判 ∕ 第三次诉讼 ∕ 地方法院编 ∕ 第五卷》,long 出版 1990)。此外,如同冲绳国际大学教授石原昌家所言,本来,所谓军队本是指挥系统牢固的组织,下至最低一级的士兵,如果是在战前,是以掌握陆海军统治权的天皇为权力顶点,一切按照命令行动。因此,从老人到婴幼儿所有住民和士兵一样遵照军令采取“军事行动”,成为合理的事情(石原昌家《成为意识形态问题的“集体自杀”一词的涵义——致力于建构“军民一体意识”的国防族》。收入冲绳国际大学南岛文化研究所编《南岛文化》,2008 年)。

战时的命令、日期、战死者数目

战争时期我是首里的冲绳师范学校的在校生,但被冲绳守备部队动员、驱赶到战场。当时冲绳有十二所男子中学与十所女校,而每一所学校的学生都被毫无法律依据的军令调动到战场上去了。男生被按校编成铁血勤皇队,分配到各战斗部队,女生仅仅是在当地接受了护理培训,就被作为准护士分配到野战医院。我作为铁血勤皇师范队的一员,拿着三八式步枪、一百二十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参加了战斗。我所属的铁血勤皇师范队与其他勤皇队不同,是被编为守备军司令部的直属队。而且,我们师范队被分为本部与突击队、特编队、野战工兵队、千早队,我属于承担情报宣传任务、由二十二名队员组成的千早队。我们从军司令部的情报部拿到大本营发布的消息之后,就两人一组,巡回到士兵与住民潜藏的各地战壕,做传达、宣传战况信息的工作。开始的时候,那些一直躲在战壕里、渴望得到消息的人们,看到我们到来就欢欣鼓舞、热烈欢迎,但是,随着战况恶化,战壕里的人们对我们的活动就冷眼而视。与那种情形有关,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接到进入地下工作的命令,潜伏到身处美军占领地区的住民中间,开始进行与前述“国士队”的工作相同的情报战略活动。但是,由于是在战时下,地下工作的负担很重,再加上战况急剧恶化,所以最后未能进行什么具体、有效的活动。如果日军的投降拖延得更久,我们这些人大概会被迫做出邪恶、阴险的敌对行动,牺牲者的数量也一定会成倍增加。想到这一点,即使是现在也感到恐惧。

话说回来,社会上有些人宣称在与住民强制性集体死亡的关联方面,当时不会发生军队向民间人士直接下命令的事情。但是,那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当时,在美军即将登陆冲绳本岛的 1945 年 3 月 31 日,按照冲绳守备军司令部派遣的野战工兵队队长驹场缣少校口头发布的命令,我们全校的职员、师生都被动员、投入战场。所以,在庆良间列岛当地住民“集体自杀”等事件方面,是否可以以所谓没有文书形式的命令为据就可以说“没有命令”?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明白事实未必是那样。

就是说,在本次的教科书检定问题中,争论焦点也是庆良间列岛的座间味、渡嘉敷等岛屿的各位守备队长是否下达了命令。但是,是否能够因为没有书面命令、就意味着可以说“没有命令”?这是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原告一方未能提出作为“没有”之证据的文书资料。

这里成为问题的,是军队中下达命令的方法。顺便看看《军队内务令》的第五十九项。其中是这样规定的:

尽量口头传达命令,或者在不得已时用笔记或印刷品的方式传达。在战场上有必要养成传达命令、准确、迅速地写笔记的习惯。[后略]

而且,《军队内务令》的第六十三项还规定:

军官向准下级军官传达命令,通信时各自阅读命令记录。向士兵传达命令的内务班长的责任,在于摘出要点、给予强调之后口头传达。(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在冲绳战的过程中各战斗部队都写了《战地日志》,我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那些“日志”,知道指挥官下达命令几乎都是口头传达或者经由传令员传达。

即使有过书面下达的命令,在敌军登陆的紧急情况下,那些书面命令之类的文件,作为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也都是被掩埋到地下或者被焚烧。在现在我查阅的《阵地日志》中,就有若干掩埋或者焚烧文件的记录。

但是,曾野绫子在《某神话的背景》中,抓住《钢铁暴风》那种战争史记中登陆时间方面的误差,简直就像扼住了敌人脖子似的,对那些战争史记内容的可信性提出质疑。不过,在写于战时的记录中,那类误差有很多。现在,关于庆良间列岛中在阿嘉岛的登陆,大本营与冲绳守备军神直道参谋等人的记录为 1945 年 3 月 25 日,而实际为 26 日。

而且,关于冲绳战中旧日本军与住民的战死者人数,诸种记录也是各不相同,事实情况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即使是像美军那样、在各战斗部队配备记录人员的情况下,情形也几乎相同。顺便介绍一下,在美军的战史类书籍中,冲绳战中美军的死亡人数为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人,而根据我们在建造“和平之碑”时的重新确认,达到一万四千零九人。再看另一种记录。关于冲绳守备军首脑自杀、有组织的抵抗终止的时间,我们认为 6 月 22 日这个日期是正确。但是,在许多记录中是 23 日,现在冲绳县的慰灵祭也是在 23 日举行(到 1960 年代前期为止该慰灵祭是在 6 月 22 日举行)。如此丰富复杂的历史史实之中,即使是准确时间也尚未确定的例证肯定不少。因此必须指出,不能理直气壮地将时间误差作为教科书检定的证据。

实质上的戒严令

现在,就与教科书检定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想指出一点。在综合性、整体性理解冲绳战方面,有不可缺少的材料。

那就是早在 1934 年,冲绳地区军队司令官石井虎雄上校寄给陆军次官柳川平助的秘密文件《冲绳防备对策》。因此阅读该文件对于理解冲绳战的真相具有很大帮助。这位司令官提出了在战事发生之际冲绳防卫方面必须考虑的诸课题——大致说来是以下四个方面的课题。

第一点是战事发生之际有必要首先在冲绳全境发布戒严令。第二点是冲绳由四十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组成,因此日本必须用一支巨大的海军力量巩固周边防卫。如果离岛之中即使有一个岛屿被敌方占领,冲绳本岛即不保。如果冲绳本岛被占领,日本防卫即成为不可能。因此,必须拥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力量。第三点是,冲绳曾经是名为“琉球王国”的独立国家,因此历史背景与日本本土其他府、县不同。其结果是,在冲绳有许多人甚至连天皇的存在都不知道,为天皇、为国家奉献生命的精神十分贫弱。因此,在事态发生之际如果疏于监视,则不知道冲绳人将转向何处,所以,平时就应当严密监视。第四点,即使是在平日,冲绳县的生活必须品也有将近八成是依赖于从县外输入。因此,如果交通线因风暴中断,或者运输线被敌舰切断,那么县民在敌人登陆之前就会因为粮食困难而自然死亡。所以,平时就必须储存粮食、建立自给自足体制。

那么,在冲绳战开始之后,以上这种防卫对策是怎样被具体执行的?首先,戒严令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根据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人们在战后对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县内上层人士进行的采访,可以证明那霸公安局前任局长具志坚等人的行为等于实质上执行了戒严令。

我认为战争状态下的冲绳事实上是处于戒严令之下。这是因为,所谓戒严令,一言以蔽之即民间的一切权限均被军队掌握。我们县属男子、女子中学的学生们被动员、送上战场也是如此,那与其说是按照县知事或校长的指示,不如说是由于军队的命令。纵使守备部队与县知事或校长等人商量过,但是在等同于受到军政统治的冲绳,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违抗军令,而不得不围着军队的指挥棒转。

第二点即所谓用一支巨大的海军力量加强冲绳岛周边防卫的课题,由于在冲绳战开始以前联合舰队已经处于崩溃状态,所以根本不可能。第三点强化监视县民与第四点实现粮食自给的课题,与这次的“强制集体死亡”有密切关系。首先,就与监视住民的关联而言,从一开始冲绳守备部队对于当地住民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就以极端的形式表面化了。就像“视全部县民为间谍”一语所显示的,不少住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污蔑为“间谍”杀害了。顺便介绍一下,在冲绳守备军司令部发行的、1945 年 4 月 9 日号和 5 月 5 日号《军令报》上有这样的命令——无论军民,禁止使用标准日语之外的语言,说冲绳话(方言)者作为间谍处理。前述国士队的设立,也不外乎对于当地住民不信任感的表现。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守备军司令部从下属部队当中,抽选了毕业于以培养间谍著称的东京陆军中野学校的十一名士兵,把他们作为“滞留情报员”分配到伊平屋、伊是名、久米岛、与那国、波照间、西表岛、黑岛、多良间、粟国岛等冲绳本岛周围的离岛,让他们不停地监视当地住民。在战争状态下,这些情报员使用假名字并掩盖自己的身份,在各离岛上不停地对住民展开情报搜集活动,并经常肆意杀害住民。其中有一名在波照间岛工作、名叫“山下虎雄”(假名字)的滞留情报员,为了部队征用住民的牲畜,挥舞日本刀威胁当地住民、强迫住民搬到西表岛,最终导致那些住民患上疟疾,死亡四百七十七人。这一事例象征性地显示了滞留情报员们行为的阴险。另外,关于粮食自给问题,就像庆良间列岛发生的事情显示的,那些粮食被军队征用了一半的普通百姓,只有挨饿,其结果是许多人最终只有走上强制性集体死亡之路。

像这种强制性集体死亡问题,是作为军队对地方住民极度不信任的最终结果发生的。这一事实无法否定。

最近有一件让我感到吃惊的事。在会期末段的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结合教科书检定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冲绳战中是否得到了什么教训?哪怕是一个?”时任防卫大臣的久间与外务大臣麻生回答说“没有。”于是我再次发问:关于冲绳战的书是否读过一两本?或者从智囊团成员那里听到过关于冲绳战的介绍?他们的回答还是“没有”。我愕然无语。因为这两位大臣都是与以基地问题为中心的所谓“冲绳问题”密切相关的关键当事人。

所谓“海外的习惯”

——在成为战场之前,军队本应完成与住民的分离,然而,在冲绳战中,住民被卷入战争,而且,为了将本土决战的时间延长哪怕是一天,军事上已经失败也不投降。外间守善先生说过,如果停止在首里的战争,住民的牺牲会减少许多。而且,牛岛司令官在自杀的时候也没有下令停止战争。

大田:是这样。守备军首脑是下令战斗到最后一人。

如前所述,在日本军队这里,本来几乎没有什么“住民对策”。一位在冲绳战中担任船舶参谋、名叫马渊新治的人,战后在自卫队讲授冲绳战史方面的问题,也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按照他的辩解式解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只在国外进行战争,没有在国内作战的经验,因此,在作为国内战争的冲绳战中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国外战争的习惯,于是导致了住民死亡的悲剧。这里的问题是,所谓“在海外的战争经验”是指什么?从前我参观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中国的正式名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看到被作为与南京事件有关的加害者列出的旧日军首脑的名单中,有冲绳守备军最高首脑牛岛满司令官与长勇参谋长的名字。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对于冲绳战中地方住民的遇害也有了一种奇怪的恍然大悟。就是说,在冲绳战中,旧日军重复了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大田先生,您有过当俘虏的想法吗?

大田:没有。当时的想法是绝对不能成为俘虏。而且,在冲绳陷落之后,我们还接到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命令。因此,千早队的队长告诫我们不要去死。因为那多种原因,我离开战场是在 1945 年 10 月 23 日。

我这种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为难以理解的是,就像在这次的教科书问题中,仅仅是讨论守备队长是否对住民下达了命令,而关于那些守备队长杀害住民、朝鲜民夫的事情,却几乎不涉及。那种杀害事件有许多。在伊江岛被美军俘获的六名男女,被送到庆良间岛、作为美军信使者劝守备部队投降,却全部被处死。也有人说那在当时是正当的,但是,显示杀戮正当性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经过怎样的审判程序确定刑罚并执行的?而且,那种刑罚在法律意义上果然是正当的吗?如此等等,理应拿出具体证据。必须指出,不拿证据而强调虐杀当地住民的正当性,这种做法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不能允许的。

这场审判、教科书检定就是植根于这种单方面的认识,我们绝对不能退让。我的国会议员任期也已经结束,所以,现在考虑的是,今后要为那些战死的人付出一切,全力处理这一问题。

原注:根据《世界》2007年10月号刊载的采访记录补写

采访者:《世界》编辑部,董炳月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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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札记》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九条会”缔造者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多次访问冲绳,于 1970 年完成了《冲绳札记》,这是作家生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他在中译本序中写道:“论述了我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作为储藏美军核武器的前沿基地,冲绳也是朝鲜战争直至越南战争的战场。冲绳一直被日本和日本人的置之不顾,那里的人们痛苦而执着地斗争着。大江健三郎通过多次访问冲绳,彻底追问:什么是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黯淡的内省”却被日本右翼势力批判为“自虐”史观。《冲绳札记》和大江甚至因此被推上被告席。


《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是大江健三郎书写的《冲绳札记》被日本右翼势力推上被告席后形成的有关审判的资料集。含大江等左翼人士的论文,辩护律师收集的审判记录、举证材料等。各篇论文揭示了冲绳战役中集体自杀的真相,指出二战以后,日本右翼思潮从未消失,近年来更加甚嚣尘上,思潮已演变为具体行动,右翼势力时隔多年提起诉讼的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将悲惨的自杀美化为“美好的殉国”,以此蛊惑当代日本民众走上战场,为复活军国主义捐躯。本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当今日本社会转向右倾的来龙去脉,提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


《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是大江健三郎、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小森阳一这五名左翼知名人士的演讲、谈话集。书中对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和安倍政权企图通过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以实现日本军队直接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达成军事大国目标的险恶用心作了深刻揭露,指出该行为已违背和平宪法初衷,放弃了对世界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承诺。同时指出了与之斗争的各种途径,对日本社会、青年的种种迷思也作了相当程度的分析,是一本旗帜鲜明的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发展的文集。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思想史和文化理论研究家子安宣邦最具批判锋芒的著作,是其完成由江户向近现代的思想史关注点转换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书中将某些后现代批评方法和历史批判精神融化于分析视野之中,对日本的民俗学、支那学、国语学等近代知识展开了批判性考古作业,构筑起足以挑战日本思想史研究奠基人丸山真男的解构日本现代知识制度的思想史方法论,对于读者了解日本现代思想的发展脉络极具参考价值。


《和爸爸在一起》收录了日本当代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两个剧本《和爸爸在一起》和《上海月亮》。《和爸爸在一起》是井上厦的代表作,用简捷、童真、生动的语言,表达了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父亲鼓励女儿坚强地活下去的故事。这部作品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这不仅仅属于日本人,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故事”。《上海月亮》是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讲述 1934 年夏内山完造因鲁迅在书店避难而为其治病的故事,语言风格诙谐幽默,表达了作者对鲁迅思想的认识及对中日关系的思索,曾获谷崎润一郎奖。井上厦在剧本中发挥了超群的想象力,塑造的“病鲁迅”形象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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