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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至少也要长得像杨幂，才配得上我。”
桌对面的男士说出这句话后，李沉雁恨不得立刻逃离。这样的尴尬时刻，每天都在相亲市场里上演。许多被迫走向相亲的精英女性，都在这一场景里备受羞辱。
在朋友眼里，李沉雁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身高1米65，皮肤白皙，家境优渥。
即便如此，一旦进入相亲市场，李沉雁也不免要面对挑剔的目光，而这些目光往往来自生活中她本看不上的男性。
一次相亲中，对方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一坐下便开始夸耀自家在某市有房N套。尽管这些房子都是其父母所购，但这位男士优越感爆棚。
谈及工作，对方坦言：“我之前在XX上班，但觉得有点累，就辞职了。现在没有工作，但已经托人在帮我找了。”
“他既无上进心，也无帅气的外表，还没有工作。”这是李沉雁对这位相亲对象的看法。
男士继续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无法自拔，“现在的女生啊，最起码也要像杨幂吧，杨幂那样子还算配得上我，Angelababy可能别人喜欢，但我不喜欢。”李沉雁模仿着男士的语气，尝试还原当时的对话情景。
△日剧《我不是结不了婚，是不想结》探讨一位事业有成、才貌兼具的大龄女子，在周围人提醒下，决定努力把自己嫁出去的故事。
“你不知道那个男生脸有多大，身高也不高，1米71左右，但他一直强调，女生一定要好看，长得像杨幂。”李沉雁又强调了一遍，“脸超大，我都没嫌弃他。”
饮料还没喝完，李沉雁便借口有急事先行离开了。
对女性容貌的标价在相亲市场上十分普遍，但许多男士最终却发现，貌美的女性未必是合适的婚恋对象。
“我就是要找90后傻白甜。”这曾是31岁单身汉陈冬对未来女友的唯一要求。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陈冬生活在昆明，那里对房产和户口的要求没有北上广深那般严苛，他也不需要通过与女方家庭“联姻”来实现阶级跃升，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考虑，“女生就得早点嫁人，这样才好生小孩，但男生生育年龄更晚，能匹配的女生年龄更广，完全可以找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女生，根本不用着急。”陈冬说。
尽管周围不少朋友都认为这一择偶要求“不切实际”、“毁三观”，劝他还是早点找个年纪相当的女性稳定下来，陈冬却坚持把女性的年龄和长相放在首位。
但通过相亲接触后，陈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傻白甜”心里其实藏着不少算计。
那是一场由陈冬父母安排的相亲，女生颜值高，年纪小，从小就得到家庭的保护和宠爱，看起来倒很符合陈冬的“口味”，但她性格非常强势，甚至有几分势利。
两人刚见面，还没来得及点菜，女生就开始打探起陈冬家的住房情况，并以一副“未来女主人”的姿态，计划着卖掉陈家多余的房产，用这笔钱再买一套新房结婚用，房产证上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这让陈冬倍感尴尬，但为了缓和气氛，他只能无奈地翻开菜单说，“姑娘你太优秀了，但我们还是先点菜吧。”
这场颇为奇葩的相亲后，陈冬幡然“醒悟”：原来“傻白甜”一点也不傻，她们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男方的经济实力，但心里对男方甚至男方家庭的职业、收入、车房等条件都有着诸多现实考虑，这让他有种“被骗的感觉”。
如今，陈冬已放弃对女生年龄和颜值的挑拣，只要两个人三观一致、能聊到一起就可以。
“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来挑我。”
《中国式相亲价目表》（关注微信 凤凰WEEKLY 并后台回复关键词“相亲价目表”获取）发出的第二天，某外企办公室里的几位女士讨论起来，纷纷气不打一处来，“都快把屋顶掀了”。最令她们愤慨的莫过于当今相亲市场像“卖货”一样挑拣和物化女性，令她们有种被羞辱的感觉。
△某著名品牌护肤品广告中，为女性打上了保质期标签，引发争议。
大声抱怨着的女人们都是80后精英女性，她们多有着国内名校或海外留学背景，或全球500强企业及驻外机构工作经验，年薪多在20万元以上。
她们对男生颜值、事业、家庭等方面的要求并不见得要有多高，但一定要两个人三观吻合。却由于种种原因，遭遇了男性和其家庭的挑拣与鄙视。
有的男性在相亲前就提出女性不可以化妆打扮，甚至连爽肤水等护肤品都不允许用， 必须素颜相见。
更为普遍的是，不少精英女性都遭遇了学历、工作、家务三段式考核。男方家庭首先极为关注女性的学历和院校，他们会通过刺探教育背景，以预测女性未来的事业发展和社会层级，进而推测她在顾家育儿方面的表现。
之后，他们便会询问女方工作加班情况，一般来说，加班多、事业心重的女性往往不会有太多时间来照顾家庭。最后，再询问女方平时做家务的情况，因为男方大多是不会做家务的，他们都期待未来能享受“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
在一个早已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徳”的时代，“太有才”反倒成为精英女性的短板。
“或许在男生看来，女生就像是货架上的货品，一旦过了25岁的保质期，就只有被剩下的命了。”一位30岁依旧单身的海归女性说，她曾因“年龄偏大”而在相亲市场中遭受男性的歧视。
“相亲一段时间后，我爸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我说，我就想要正常的。”
沈落鱼今年28岁，正在参与父亲安排的一场相亲。对方是某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管，在相亲对象的标准上，对方特别强调，要“个子特别高挑的”。
介绍人立即想到了身材高挑的沈落鱼。沈落鱼是天津人，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媒体工作。几次相亲失败后，本就为女儿的婚姻大事感到焦虑的父亲更加操碎了心。
“每次相亲没有下文了，我爸就会觉得，人家条件这么好，我还在挑什么？仿佛满足了父母要求的那些硬性指标，就应该马上结婚。”
△日剧《不能结婚的男人》主要讲述了发生在40岁的毒舌孤僻男主和36岁的不想为了结婚而嫁人的女主之间的故事。
父亲最初的硬性指标，在于“稳定”。希望沈落鱼找到一个在天津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对象。“最好我一毕业就结婚生孩子，住在他老人家旁边，逢年过节还能递盘牛肉，送盘饺子那种。”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父亲对相亲对象的硬性要求也与时俱进。“最初房地产政策调整，父亲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家里有房子的‘妈宝男’，后来听说国外赚钱容易，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高中毕业就去国外开餐馆的男生，觉得可以移民。觉得家庭背景重要，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航空公司的高管。”
手机上传来某航空高管分享的一个餐厅，地点位于三元桥，在对方公司附近，而距离沈落鱼则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了以后，对方已经点好菜了。四个菜从热到冷，见证着这场相亲。当沈落鱼提到自己是港中大毕业时，对方突然发问：
“你们学校研究生其实挺容易考的吧？”
沈落鱼内心翻了个白眼。
回去的路上，对方问沈落鱼住哪，怎么回去，沈落鱼告诉对方自己住在丰台，准备搭地铁回去。令沈落鱼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种本该展示绅士风度的时刻，对方却云淡风轻地抛来一句：
“哦，这么远， 那我开车回去了。”
事实上，在沈落鱼相亲史中，遭遇这样的尴尬时刻不在少数。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东北男士，见面就问沈落鱼对男方的要求。“有房有车？身高超过多少？什么样的工作？月薪多少？你也28了，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吧。”沈落鱼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问对方是否来过天津。“我来过天津港。”
沈落鱼正疑惑对方为何不去天津市区或景点逛逛，对方义正辞严地回答：
“因为那是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站。”
餐毕，对方起身说道：“我去上一下厕所，你帮我打包一下饭菜。”留下目瞪口呆的沈落鱼。
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天津男士，见面前一个星期，对方的母亲打电话过来质问沈落鱼，“为什么你不主动联系我儿子？是不是觉得我儿子工作太忙？没关系，下周一我带你去玩。”
父亲给沈落鱼推荐这个男士的理由在于——嫁过去不用做家务。因为对方的母亲会每周两次坐高铁从天津到北京儿子家里打扫卫生，顺便留下记号，以便观察儿子是否带过女孩回家过。
几次没有结果的相亲之后，沈落鱼的父亲已经开始着急。“我爸认为我已经度过了需要精挑细选一个对象的时期，会觉得，你还挑什么？所以，我会遇到那些奇怪的相亲对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吕晗的第一次相亲经历来得很早。大学二年级时，一位老师向她介绍一位相亲对象，北京本地人，公务员家庭背景，刚刚英国留学归来。“老师告诉我，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对媳妇都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们希望找一个在校的女大学生，最好是年轻聪慧的南方女孩。”吕晗回忆道。
当时的吕晗，抱着体验一把的心情去了。但这次经历，却让吕晗初次感觉到相亲更多是条件的拼凑，而不是性格的合衬。对她而言，相亲仿佛是把来自不同世界的人硬拉到一块。
“生活中你永远不会考虑的那一类人，却在相亲的场合上，成了坐在你对面的人。而引导你们坐到一起的，是外在条件。”
那次相亲的地点定在一个西餐厅。秉持着多交一个朋友的轻松心态，吕晗未作打扮，穿着休闲服素颜前往。当时比吕晗大7岁的男方，一席工作装出现在餐厅，给吕晗一种暮色沉重的感觉。果然，在随后的尬聊中，吕晗发现二人之间几无交集。
真正让吕晗深深感到双方差异的一刻，是在回学校的路上，男方开车至西直门路段时迷路了，两个人无话可说。这时，对方突然提议：“我们听点音乐吧。”
吕晗想，终于有点谈资出现了。这时，音响里传来了柯受良撕心裂肺的吼声：“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到学校后，双方很有默契，没有相互留联系方式。
另一次相亲中，加了微信打过招呼后，男方发来一条长长的个人履历，将自己的籍贯、学历、工作经历、收入全都概括的非常详细，像是一份简历，又像是一个明码标价的商品，将自己展示在吕晗面前。
“当时我有点惊吓到了，但是出于对他的‘诚意’的尊重，也将自己的条件发了过去。”
“我是感觉，在这两段履历里，根本不涉及到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谈的全是外在的标签和条件，赤裸裸的在对方面前议价。
这种令人感觉不适的“明码标价”让吕晗逐渐开始拒绝家人的介绍。
“家长会认为，物质条件过关了，任何性格啊，内在啊，都不是问题，可以改的嘛？真的因为性格不合拒绝了一个物质条件好的，她们会觉得，欸，年轻人不会把握。”吕晗坦言，后来又一段时间，家里的长辈介绍对象，交换照片时，吕晗会以“长得太丑”为借口推脱掉。时间长了，家里长辈颇有微词，觉得她太过肤浅。
“事实上，还真不是因为丑不丑，我真把这个作为理由，就是因为如果说是性格不合，他们会觉得可以改，而相貌改不了。”
另外一个令吕晗略感无奈的现实，是她的博士身份。在之前相亲价目表中，男生海归博士是高配，而女博士是低配。事实上，对于很多男方父母来说，女方高于男方学历的“高学历”是个减分项。
“一般来说，硕士男生找本科女生，博士男生找硕士女生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但是令吕晗没有想到的是，社会对于女博士的刻板成见，也开始对女博士自身心理造成影响。
“我有一个同学，在相亲的时候会特意强调不要说她是博士，就说她是研究生，她说，当很多人听到博士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用见面就会把你pass掉。”
吕晗表示，她能理解老一辈人对于博士的误解。“要么认为女博士很强势，很死板，很丑，老实说，老一辈的人有误解我不奇怪，但是我发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对博士的身份也非常忌惮。”
从社会学角度，这其实并不奇怪，在传统“男高女低”梯度婚配中，男性择偶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
△《东京女子图鉴》讲述了在大城市打拼的女性，在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事业的同时对婚姻感到迷茫。
其实，吕晗并不完全排斥相亲。她坦言，身边也有朋友通过相亲找到了结婚对象，这给了她继续相亲的动力。但是更多的时候，相亲还是一场硬碰硬的讨价还价。
“那层纸捅破以后，再怎么换一个方式聊天，也知道两个人是在明码标价看对方的条件。当你知道了你为什么相亲，坐到那里，你就是不可控的。”
按照中国民间历法——阴历来算，出生于1991年年底的姚开心，属相为羊，但家里人认为“属羊命不好，不容易嫁人”。于是，前几年，姚开心的属相被父母人为地以阳历算法，改成了“属猴”，只为在相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姚开心的家乡是西安一个下辖县的村落，父亲做着小本生意，在当地家境还算宽裕。小到大，姚开心的成绩没有让父母失望过，后来顺利考上重点大学。
但在嫁人这件事上，姚开心让父母特别失望，“在农村，如果24岁还没有结婚，你就会被别人戳脊梁骨，全家都抬不起头。”
而姚开心曾经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也在当地的相亲市场里，成了一把双刃剑。
姚开心说，在当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娶妻当不如己。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家庭，嫁女儿要找比自家好的，娶媳妇要娶一个各方面不如自己的。
尽管每年有几十上百万的重点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但在姚开心成长的圈子里，重点大学这个标签，仍然显得有些“高不可攀”。
一方面，这个标签掣肘了姚开心在相亲市场的受欢迎程度，“男生普遍喜欢比自己弱，能hold住的女生。”相较于高学历，会做饭、会洗衣、能生子、不抱怨、对男性顺从的女性，在姚开心所处的相亲场，优势更大。
另一方面，“重点大学”的标签也成为了姚开心父母的加价筹码，希望用重点大学的招牌置换“城市里有房有车”的未来女婿。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父母、各路亲戚，前前后后为姚开心介绍了不下十个相亲对象。每一个对象，学历都在姚开心之下，但每一个，都符合父母“西安或其他大城市有房有车”的基本标准。
“相亲就不是相条件嘛，管对方怎么样呢，你有1、2、3，我有A、B、C，拉出来一条条，看谁配得上谁。”姚开心有些沮丧，她寒窗苦读十余载得来的学历 ，最终只能和户籍、薪酬、车、房一样，成为相亲市场里的一项价码。
她清晰记得，每一次相亲见面，介绍人的开场白就是“这是姚开心，XX大学毕业的，XX大学了不得啊，985、211啊。”姚开心模仿着中间人的语气，这些台词，她早已熟捻于心。而男方的介绍词，标准都很统一，“这是谁谁谁，家住西安哪里。”委婉或直接地点出姚开心父母的择婿条件：房。
“我父母不看学历，只要你家庭有钱，满足城市有房有车，那就成。”姚开心说。
没有共同的爱好，没有相似的经历，相亲通常在相互介绍完基本信息后，就进入了尬聊状态。有一次，姚开心主动挑起话题，“这鱼真咸”，对方木讷地回了一句“对，太咸了。”其余大部分时间，俩人都默默地埋头吃饭，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清，“完全是尬聊”。
姚开心不会做饭，在相亲市场，这是减分项。一位男士曾向她明确表示，希望她能在交往过程中，学会做饭。得到姚开心“不会做，也不会学，但会洗碗”的回答后，男士表示很无语。
相亲市场青睐“速配”，恨不得见过一次之后，立马订婚结婚，感情，婚后可以慢慢培养。姚开心的哥哥姐姐们，几乎都是相过一次亲后，马不停蹄地订婚、结婚。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姚开心显然无法接受。
她的抵触态度，使她成了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异类”。
这几年，姚开心也听身边朋友聊过不少相亲感情链上的奇葩经历。她的一位初中好友，今年11月准备与男友结婚，男方的妈妈为此特意找上门，嘱咐他俩要八月怀孕，其他时间应注意避孕，因为只有这个时间点才能生男孩子。
而另一位女性好友，闲聊时，与欣赏对象谈及婚后是否生子的问题，对方一句话让好友彻底断绝了交往的念想：“你不给男方留后，怎么能证明你爱他呢？”
姚开心的好友没想到，平时彬彬有礼，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方，还会有如此闭塞的婚念观，“生活在大城市的古人”，她形容对方。
“一些家庭，因为只有一个男生，所谓独苗，所以续香火的想法一直存在。女生进门，一定要生孩子，且一定要是男孩子。”姚开心调侃，“可能他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吧”。
但无论姚开心的想法如何现代，她也无法摆脱周遭环境的压力。
“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还没结婚，就是你有问题了。”姚开心的父母，常在她耳边重复这句话。
26岁的姚开心，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了。与她同龄的幼时好友，不是已婚，就是已有固定对象，准备结婚。一些老友的孩子，已上小学。“我们那边，没有适婚年龄一说，两个人办个酒席，就算一家人了。至于结婚证，以后可以补办。很多都这样，先结婚，后补证。”
姚开心的父亲常向她抱怨，“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你在咱们村看一看，谁现在不是往家里给钱、养家里。”
△节目《中国式相亲》
所谓“给钱养家”，除了字面意思上，靠工作换取劳动报酬外，还暗喻那些早早结婚的姑娘，可以凭着婚姻关系，伸手从婆家拿钱，反哺娘家。“这也是姑娘们在婆家抬不起头的原因吧，经济上依附人家，各方面都不独立。”姚开心说道。
姚开心打心底抵触这种带有“明码标价”性质的“感情交易”，在她看来，父母一辈，哥哥姐姐一辈，相亲结婚都与“感情无关”。
姚开心的二伯，出嫁自己的女儿，几番挑选，只为多收一点礼金，然后用这笔礼金，给自己儿子娶媳妇儿。
而大伯的儿子，结婚当天，到达新娘家后，新娘的母亲提出要再给几千块“喝奶费”，以示自己养育女儿的不易。“我哥哥当时气得差点婚都没结，但毕竟前期已经花了很多彩礼钱，乡亲们又都看着，就心想算了算了，也不差这点钱，最后给了钱，才把嫂子娶回家。”
“在我们当地，诸如此类的事情，稀松平常，进门费、过路费等变相收费的情况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姚开心说。
姚开心难以适应家中“等价交换”的感情交往模式，她曾有两段感情，都未向家里人透露，包括父母。因为在他们的等量尺里，姚开心的男友都“不配”。
为了逃避父母“以金钱、车房为度量尺的相亲场”，姚开心从西安逃到了杭州。
“在家有车有房，生活安逸，工作轻松，但我仍然选择去人生地不熟的杭州工作。因为离开家，就离开了相亲的源头，自己找工作，就有了经济独立的话语权。”
没有男人可以，没有钱可不行。
晚上十一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十几平米的出租屋，看着眼前远不如西安顺遂、安逸的生活，姚开心表示，现在很开心。
“希望有一天，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知道，不结婚很正常，不是有病。希望有一天回到家乡，不再有人说，你看那谁谁谁家女儿，考上大学又怎样，还不是照样嫁不出去。”
那一天，她们不再必须是谁的妻子或母亲；她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