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0日，大年初三，《人民的名义》计划开机，这部如今已经是超S级（S级为最高级，是网络上对电影、游戏等的一种评价）的电视剧，在当时却面临巨大的困境，几乎是步履维艰。开机当天，2000万的资金缺口还没着落，作为导演兼制片人，李路压力非常大。
“强行开机。”和编剧周梅森、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商量后，李路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演员的档期全部敲定，如果延期，可能投资公司也会失去信心。
作为反腐类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破冰之作，在《人民的名义》成为爆款之前，谁都不知道这部剧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过审的压力、商业前景的模糊，都让这部剧在生产过程中，频频遇阻。
周梅森写到第三集的时候，李路就个人出资支付了稿酬，“我知道它有风险，但没想到整个这700多天的压力会这么大。”李路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经历了几十次被毁约后，最终入局的五家公司：天津嘉会文化、北京正和顺文化、上海利达影业、大盛国际传媒、凤凰传奇影业；及版权方湖南卫视、PPTV成了最大赢家。
而在《人民的名义》各项指数爆表之后，李路也还没从两年以来的疲惫中走出来。《人民的名义》的成功，似乎也无形中打破了一些影视投资的固化思维，为更多的内容形态拓宽了方向。
2015年12月底，在范子文的介绍下，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去了一个离家很近的饭局，几乎汇聚了《人民的名义》核心班底的所有成员。
李学政用20分钟了解了这个项目，之后立刻向范子文请假，当晚飞到上海，为这部剧拉投资。
“中央的反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荧屏、影视竟然没有一部作品来反映，这是非常急缺的。久旱逢甘霖啊。”李学政对记者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当天晚上，李学政来到上海，见到利达影视公司总裁李贡。当时的李贡还在另一家公司任职，这家公司在和李学政谈好、签了合约，甚至发布了新闻之后，出现了违约。李贡被逼到了墙角，但由于看好这部戏，她迅速辞职，成立了新的公司——上海利达，并投资了1500万。
不久后，李贡带来了另一个投资人安晓芬，这也是安晓芬第一次投资的电视剧项目，投资金额1500万。此前，她曾经是知名的电影投资人，曾任职张艺谋与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并于2008年创立大盛国际。
李贡和安晓芬的加入暂时解决了一部分资金，但更大的资金缺口出现了。这是导演李路一开始并没有告诉李学政的。“他跟我说不缺资金，实际上他很缺钱，这是他搞的一个饥饿营销。”李学政对记者表示。
这是李路的融资策略，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商业规律，（缺钱）这个不能讲，一讲就会有多米诺效应，‘这个剧组缺钱、有问题’，马上就传出去了。所有压力自己扛。”李路说。
《人民的名义》剧照
真正敲定的第一笔钱、也是最大的一笔钱来自高亚麟，这是高亚麟刚刚成立的天津嘉会文化的第一笔影视剧投资，也是迄今最大的一笔——4000万、40%股权。李路和高亚麟是多年的老朋友，当时，高亚麟的新公司刚刚成立，《人民的名义》正在融资，二人一拍即合，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毁约。合伙人沈振对记者表示，“他（高）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了解风险点和机会点在哪里，很快就做了决定。”
在嘉会文化的投资体系中有三个模式，战略投资、财务投资、风险投资。他们将《人民的名义》定义为纯粹的风险投资。“做一部好剧，有时比财务投资更重要。”沈振很清楚，影视项目的风险投资最重要的是投人，而周梅森和李路都是最适合做反腐题材的人。事实证明，这笔投资是成功的。
承诺投资甚至要100%投资的不在少数，但除了高亚麟，最终都选择毁约。
在整个融资过程的七八个月里，李路一直处在巨大的压力中，“太折磨了，但没想过放弃。”经历了几十次的违约后，李路依然对这部戏有信心。实际上，他从没给自己留过退路。
开机15天后，融资全部完成，最终《人民的名义》共融资1亿元。
融资完成后，作为制片人的李路对成本控制也非常严格。与当下一些热播剧的成本配置不同，《人民的名义》80名演员的片酬加起来只占了约一半的费用。
钱的事情暂时解决了，困难却还在继续。
为了找到合适的播出平台，总发行人李学政和高亚麟去了湖南两次，最终，湖南台对此抱有很高的热情，很快做出反应。网传湖南卫视以2.2亿元买断了该剧的版权，对此，李学政对记者更正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具体数字是商业机密，暂不对外公开。
而至于外界传言的十天过审也并不准确。李学政和李路向记者表示，整个审查共花了4个月左右。
《人民的名义》剧照
2016年底，PPTV从湖南卫视手中买下了网络独家版权。这部剧也成了PPTV今年战略的开头大戏。聚力传媒副总裁陈旭华告诉记者，自己更看重的是这部剧的内容。
“我们看到剧本的扎实性，前两集的小官大贪，情节紧张度、悬念连续性、细腻程度都很不错；正片一直来没引起太大关注，是因为太正、太脸谱化，而李路导演在这一部中运营了都市片的感觉，将一些社会、爱情的东西糅进去，就更有可看性；另外我们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也与这部剧吻合。”陈旭华说。
以不低的成本拿下版权，主要的风险顾忌来自卫视能不能上和商业风险。后者的担心果然在招商中体现出来。
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不同，正剧广告一直比较差，又因为剧中没有“小鲜肉”，一开始的招商并不顺利，开播前，只有三四个客户确定下来。
从商业角度和用户角度出发，作为网络宣传方的PPTV制定了宣传策略，即用非正剧化的手法运作。“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看到，发布会按周梅森老师的建议放在了清华。达康书记刚刚上去的时候说，我叫什么名字？别人说你叫李达康。他就接，你们记住，我叫李达康。这是用偶像剧的方式在切入。”
而后期在网络疯传的达康书记表情包，也是PPTV网络宣传的策略之一。包括豆瓣、知乎都成了宣传阵地。“打破既定印象，我们把它青春化，变成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达康书记表情包
这种策略显然起到很好的效果。最初对分销版权没有兴趣的其他平台，在开播前纷纷主动联系，提出分销新媒体版权，最终，《人民的名义》变成了一部全网+卫视播出的剧。而PPTV也在过程中回收了成本。
播出一周后，广告主也主动找上门要求投放，目前，招商还在进行中。而PPTV在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推出一些主旋律作品，相关的商业探索也还在继续。
随着年轻观众的加入，现实题材电视剧正在释放价值，这或许也将成为行业的下一个方向。但反腐类题材特殊，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驾驭。
李学政透露，金盾影视中心接下来还将出品同类作品，而网络传言的《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将拍摄新剧《天上人间》则为不实消息。李路则对记者透露，自己还会继续考虑现实主义题材，但反腐类的题材“拍一次就行了，我还是去创新吧。”
专访《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达康书记”可能变坏
就在4月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周末，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收视率，成功破3。这是作家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的又一部电视剧。
在《人民的名义》开播之前，周梅森淡出公众视野已有10年。
从2004年开始，投资方已不涉足反腐题材电视剧。在那之前，周梅森创作的《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小说，都先后改编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在影视上沉寂过后，2005年作家周梅森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留下独特“烙印”。在当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中，作为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东，周梅森先后发出三封公开信，使得金丰投资成为全面股改开始之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东维权被否决的上市公司。
周梅森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这是经济和工业大省江苏的唯一产煤区。他在14岁时就成为了一名矿工，在第一篇小说发表5年后的1983年，因为《沉沦的土地》一举成名，周梅森转型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你是中国作家中最懂经济的，大风服装厂拆迁和股权争夺一案就设计得非常巧妙，成为撕开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点”。周梅森愣了两秒，放下正在回复信息的手机，很认真地盯着记者说，“我天天在研究经济，天天和律师在一起研究案情”。
2014年，周梅森卷入徐州一家地方银行的股权纠纷官司中。他称数年前匿名持有的该银行股份被代持的“朋友”违规抵押了，“朋友”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回股权。手持股权证的周梅森由此陷入一场涉及金额高达4000万元左右的股权纠纷官司。
以中国经济改革的亲身经历和反腐肃贪的真实案例为素材，以及早年在政府的挂职经验，周梅森创作出了《人民的名义》。
4月10日下午，在位于南京市某地16楼的工作室大阳台前，周梅森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周梅森
谈人物：“达康书记”可能变坏
《21世纪》：现在“达康书记”这个人物非常火爆，是你想到过的吗？
周梅森：没有想到过，但我很喜欢这类型的干部。
《21世纪》：我过去也写过很多落马的官员，“达康书记”这样的人似乎不多见。
周梅森：这样的官员是大量存在的，但都是一种类型，有着共同的特点，能干，但都很霸道 ，这一点他们像“达康书记”一样。比如，当遇到类似丁义珍事件时，从来不先检讨自己，而是先找纪委书记，也就是将责任先推掉。
李达康这种干部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在《绝对权力》就写过，以干事为名，就要集权，就要不受监督，怎能不出问题，于是发生了塌方式腐败。能源领域的腐败是一个典型。如果有第二部，他是要变坏的，可能会“进去”。小说留下了尾巴和悬念，李达康下一步会成为主人公。
谈创作：最高检立项，减少审批程序
《21世纪》：首播在湖南，但拍摄在南京。
周梅森：首先，导演李路和我都住在南京，这样就能利用更多的资源。第二，江苏省委宣传部其实是我们的第二出品方，从立项开始就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有困难就协调，包括动用直升飞机，不少领导亲自出面协调。这是幸运之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缘分，没有开明的领导，没有李路的顽强，就没这部戏。
《21世纪》：但电视剧的立项没有选择江苏。
周梅森：最高检在北京直接立项，江苏也是特别支持。如果在江苏立项，现在肯定还没拍呢。
《21世纪》：人们对汉东省、京州市等产生了很多联想。
周梅森：有人分析，写的是某某省，有的说是其他省份，这我没办法解释。总的来说，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
《21世纪》：戏剧中的林城，是达康书记待过的地方，有煤矿塌陷区的治理，这个应该是徐州。
周梅森：这倒是事实，是我对家乡的支持和宣传。我的老家是徐州贾汪区，有200多年的煤炭现代开采史，以前到处都是地貌的破坏，近10年来他们坚持治理，成为了旅游景点，我高度赞同。
谈批评：“我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21世纪》：今天有批评的文章出来了，你怎么看？
周梅森：有人说，周梅森老了，没有带来新意，对改革没有新的贡献。天啊，我只是写了一个小说，创作了一个文艺作品，拍了一个电视剧，那些伟大的抱负不能期待我一个文艺作品替你完成呢。这真的不是我的事情，对我太苛求了。现在，我很欣慰，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引发共鸣，我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21世纪》：也有人不满意。
周梅森：小说、剧本和电视剧，最终能够问世，是因为我们非常开放的。找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就要有取舍。当然，这种努力，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从官方角度看，10多年了一直没有一个大的反腐剧，所以各方尺度都放大，社会能见度加大，百姓的期望值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符合了百姓认知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好的。
《21世纪》：你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支持？
周梅森：这里要感谢老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他一直是我的总顾问。
也要感谢最高检影视中心。我和范子文10多年前就合作了，双方都很了解熟悉。他这个人从来不推卸责任，从不把压力传递给下属，也很会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剧本成熟后，他在法律等意见把关上是极其严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