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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之困

要资讯 · 公众号 · · 2021-06-05 23:07

正文

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长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

近些年，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大疫之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

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国制造的真正挑战是被困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中国制造的系统性困境。

本文逻辑

一、成本之困与两头挤压

二、创新之困与投资紧缩

三、系统之困与宏观挑战

【正文75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成本之困与两头挤压

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技能，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这一比例为11.4%，2017年超过20%，2019年达到24.6%。

与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

劳动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制造工厂招工难度加大，雇佣成本上升。问题是，制造工厂的薪资提升空间不足。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不少制造工厂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人。他们面临同样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这单接还是不接？有些订单为了维持客户关系，没利润甚至亏本也硬接下来。

除了工资成本外，制造业正面临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的压力。大疫之年，全球货币超发，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CCPI指数，从4月的113点涨到12月的158点，全年涨幅8.2%。其中矿产类全年涨幅高达44.3%，铜价在2020年下半年累计上涨23.6%。国际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弹，2021年3月已恢复到约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原料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

如今，中国制造面临人工、原料和运输三大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制造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成本压力。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工信部给出的数据是仅为2.59%。为什么制造企业不能提高终端价格？

我们先看美国的情况。2021年开始，美国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迅猛。3月份，美国CPI为2.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后，核心CPI同比增长1.6%，而PPI达到4.2%，创2011年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美国的市场相对平滑，货币洪流冲击之下，从上游大宗价格，到生产价格，再到终端的消费品价格，都全面上涨。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中国上游大宗价格和生产价格猛涨，但是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2021年3月中国PPI为4.4%，而CPI只有0.4%。这是为什么？

我们通常说，货币超发，大水漫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货币流向被改变，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比如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又如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终端消费品价格是否上涨（全面通胀），除了货币信用崩盘外，关键看货币是否流向了终端消费市场，即家庭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美国市场的价格为何全面上涨？美国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这场疫情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打击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同时，美国两届政府都给家庭发放了不少货币。大宗商品和生产价格上涨，美国企业会提高终端价格，以消化成本压力。这就相当于超发的货币，通过成本传导和直接注资两种方式传递到了终端市场，提高消费品价格。目前，宝洁公司、金佰利纸业均宣布，因大宗商品成本上涨，计划在下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均为5%-9%。

是否形成输入型通胀？

美元超发，投资需求和终端消费共同推动全球大宗价格上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指数。但是，是否会像美国市场一样上游的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消费品市场？

这要看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中国发行的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央企、国企及投资领域，而非消费市场和家庭部门。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偏弱。如果企业提高终端消费品的价格，消费需求下降，销量下降，价格回落。当然，价格弹性小的生活必需品，企业提高价格，销量下滑不明显，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会明显一些。

可口可乐涨价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前，可口可乐全球高管表示，未来12-18个月大宗商品环境“具有挑战性”，通胀今年可控，但是2022年是一大挑战，计划提高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可口可乐产品价格。

有趣的是，这一涨价消息在中国冲上热搜，一些网友表示对可口可乐涨价“压力山大”。难道中国人连喝一杯可乐的钱都付不起吗？当然不是，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对价格上涨更加敏感。随后，中粮可口可乐不得不对外表示，终端市场的价格不涨，价格调整范围仅限于餐饮渠道的3款易拉罐产品。

这就是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异。但是，这不能说中国结构性通胀比美国全面通胀更好。不论通胀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经济灾害、财富掠夺和精神鸦片。

我们回到制造业。中国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下游终端消费品价格不涨、微涨或局部涨，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就如可口可乐如果终端不涨价，上涨的成本压力由谁来消化？

PPI上涨和CPI微涨之间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利润。下游大型企业及品牌企业，如可口可乐、沃尔玛、麦当劳、小米、美的电器等，凭借对终端的控制优势，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压给上游制造商和供应商。要不死死压住采购价，要不微涨采购价，然后延长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业的供应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润压得极低，付款周期拉长，货物占款规模庞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厂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结货款为抵押对上游供应商提供贷款，以支持后者购买原材料，持续为其供货。这样，供应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应商不敢失去大客户，仅以微利维持，然后通过大客户的品牌效应来接小客户的订单获利。

除了制造领域，物流运输也遭遇成本挤压。与制造业相关的大货柜运输成本连年上升。半挂牵引车（拖头）驾驶员严重不足，该工种技术门槛偏高，需持A2驾照上岗，驾照升级平均需要3年半。同时，驾驶拖头货车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偏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如今主力军依然是70后，90后占比极低。珠三角拖头货车司机的月工资在1万以上，但依然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的代价往往通过超速超载超时驾驶来弥补，这就加剧了司机风险及道路事故。

所以，货币超发与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构成两头挤压：上游大宗市场通胀，下游消费市场通缩，合力挤压中间制造和物流的利润，上涨的成本无法转嫁，最终打击供给，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

创新之困与投资紧缩

在中国市场，上游成本上涨，下游价格不涨，中间一批制造企业受两头挤压而消失。在美国市场，终端价格上涨，中国出口制造还有一定的价格上涨空间，以转嫁成本。出口制造企业压力稍微小一些。过去一两年，国际出口环境变化，有些出口制造企业试图转向内销。但其实，通胀之下的成本上涨，打击更严重的是内销制造企业。

不过，出口制造企业的价格上涨空间也有限。假如汇率不变，中国出口价格上涨，美国采购商的成本也上涨。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美国采购商可能会选择更低廉的国家采购。

当成本优势衰退，中国制造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技术创新。中国制造的技术创新，说了很多年，但是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私人制造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有限。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芯片和新能源上，但是这些国产技术的竞争力依然有限。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制造领域，不论哪种产品，如果你拿着一个新产品或新配件找工厂生产。得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这个做不了！”如果你表明来意，第二句话便是：“可以做，但是很贵。”如果你还是不走，最后一句话是：“你要多少量，量大才做。”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中国制造技术创新的第一个难题：规模经济抑制技术改进。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中间环节，很多产品及其配件的设计规格、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都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比如，苹果手机推出新的摄像头，设计规格和技术参数定下来后，交给深圳的富士康改进工艺标准，围绕着富士康生存的大规模的配套企业也同步改进工艺。苹果公司凭借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来管控这条供应链。

不仅是苹果手机，其它手机厂商也纷纷采用这一技术参数。如此，围绕着这一摄像头的上下游一整套设计规格、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快速建立，然后全球批量化生产，形成规模效应。

所以，在全球化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企业在技术上处于从属、配合及被动的位置。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属于国际品牌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二是依附于大型外资工厂。中国制造百强镇形成各类大型产业园区，在大型产业园区中，大大小小的私人制造企业围绕着一家或几家大型外资工厂而生存。大型外资工厂给定配件标准及技术参数，私人制造企业负责加工。

如果大型外资工厂不改进配件标准和技术参数，私人制造企业是不会主动改进技术和工艺的。如果你拿着新配件、新产品找到他们生产，他们需要重新开模、选材以及改进工艺。这对他们来说有难度，而且成本不容易控制。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量和付款保障，没有规模效应，报价自然比较高，他们不愿意冒险改进工艺与技术。现实中，很多工业设计的陈旧、落后和粗糙是肉眼可见的。为什么不改进？难度不在设计和工艺，而在制造成本。

如何才能改变？

有人说，根本问题是中国企业不是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的制定者，出路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想办法控制终端市场和技术标准。

比如，普通自行车的设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摩拜创业时试图改进工业设计。设计改进一点也不难，但是样图出来后，没有供应商愿意给他们代工，报价都在三四千一辆。为什么？如果要生产摩拜自行车，整条产业链的核心工艺及配件标准都要改变。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和付款能力作为保障，自行车制造商改进工艺和技术的风险是很大的。最后没办法，摩拜只能先自己建工厂造自行车，然后带动上下游改进工艺。但是，最后，摩拜单车及共享单车市场没有做起来，自行车的工业设计及工艺标准依旧如初。

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路，但是最艰难的路。日本的制造技术是世界顶尖，他们在这条路上也走得艰难，甚至一度节节败退。那怎么办？日本的做法是更加开放、更加聚焦。日本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技术上聚焦于一个环节。比如索尼做不好整个条链，就聚焦于光学技术和镜头；松下做不好终端市场，就聚焦于电池制造。

中国应该更加开放，更加聚焦。所谓的鲶鱼效应，引进特斯拉和苹果公司，全面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技术参数和工业水平。苹果公司派技术人员帮助供应商的供应商改进工艺。但是，关键是深耕。技术参数和工艺标准未必是终端企业确定的。比如，特斯拉开始从日本松下采购电池，电池技术的标准是由松下确定的。又如，台积电是一家芯片制造巨头，突破了5纳米制程。苹果等跨国公司纷纷砸来订单，iPhone 12搭载的正是5纳米制程的芯片。苹果订单贡献了台积电2020年25%的营业收入。如今，芯片荒时期，全球巨头看台积电。

这就是制造技术确立的产业标准和竞争地位。“微笑曲线”给中国企业家一个错误的指向，并不是上游才是技术。其实，在整个产业链中，从原材料到加工制造，再到运输、终端，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深耕技术。每一个环节只要建立技术优势，便掌握更多的议价权。比如，前些年很多人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但马桶的技术不仅在智能化上，还在陶瓷工艺如喷花、切片上。后者才是日本陶瓷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在。

中国制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制造业化，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智能化，而是深耕制造工艺与技术。问题来了，为什么私人制造企业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为什么国有企业大规模投入而收效甚微？

先说私人制造部门。最近一年，金融监管部门打击经营贷流向房地产。这项监管任务似乎很重，监管成本也很高，但似乎洪水难当。大量以经营贷为名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出现结构性现象：房地产通胀，制造业通缩。

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四大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从2008年到2017年，四大行累积投放信贷规模为252.76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为68.84万亿，占比27%，制造业贷款49.34万亿，占比为19%。再加上房企贷款，十年内四大行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规模总计达87.96万亿，占比34.8%，远超制造业贷款。

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信贷，中国私人制造部门则融资难、融资贵。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房价持续高涨，工厂主对制造的投资收益率远不如其太太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如此家庭地位也发生了逆转。这激励很多工厂主选择买房而不投制造业，这促使大量制造业贷款流入房地产。

大疫之年，经营贷利率低于住房按揭贷款。这就形成了套利空间。影子银行帮助客户将住房按揭贷款置换为经营贷，经营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商业银行认抵押不认流向，自然倾向于将信贷发给房地产市场。

系统之困与宏观挑战

当然，制造业还是商业银行第二大信贷投放部门。新冠疫情将宏观数据砸了一个大坑，2021年第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29.8%，高于房地产投资4.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达41.6%。

大规模的投入为何有效产出甚微？

在制造业内部，也呈现冰火两重天。私人制造部门融资难，而大量制造业信贷被国有制造部门吸收。央企、国企拥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制造和技术研发，如芯片制造和新能源技术，但是技术成果并不突出。

国有制造部门占据了往基础技术延伸的位置，比如航空航天、核能核电、钻探炼油、页岩气、网络通信等等，私人制造部门无法或难以向这些基础技术领域延伸。中国私人技术公司扩张有个特点，在终端横向扩张，控制衣食住行等消费市场，形成T系和A系。为什么这些企业不往纵深领域扩张？除了终端市场的人口红利够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纵深赛道存在进入壁垒。即便不是国有控制，也有大量的国有采购。比如，网络通信设备的技术含量不高，但其采购商是三大电信公司，私人制造部门的交易费用很高。

房地产通胀、私人制造通缩以及国有制造资金富余，可以发现一个关键问题：货币配置低效。大量货币没有流入用得好的人手上，没有用于技术创新。掌握信贷的国有制造部门创新不足，难获信贷的私人制造部门无力创新，即便获得信贷的也可能加入了买房军团。

如果货币配置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制造不可能开出技术之花。那么，货币配置的问题出在哪儿？

主要原因是货币扩张、利率非市场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和风险偏好。这涉及金融市场与金融制度。中国金融市场并非完全开放，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选择汇率固定和资本管制，可以保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言之，中国可以自己掌握货币政策，扩张货币和紧缩货币都由自己做主。为何货币发行增速迅猛？

这与中国制造有关。制造大规模出口创汇，中国实施结汇制度，保留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相当部分形成外汇占款在国内发行人民币。最近几十年，外汇占款是央行发行人民币最重要的信用资产，也是在国内投放人民币最主要的方式。数据显示，1993年，央行的“外汇占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为10.5%。此后，伴随着外贸出口暴增，外汇占款持续攀升，到2013年12月，达到了峰值83.29%。到2020年3月，外汇占款规模为21.2万亿人民币，依然占总资产规模的58%。

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货币流向哪里？通过上述信贷数据我们知道，最大的投放对象是房地产市场，其次是制造业，主要是国有制造部门。然后房地产通胀，私人制造部门通缩，占据基础技术卡位的国有制造部门资金富余但效率有限。

到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中国制造身处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技术创新难题被囿于这个系统之中。下面，我们有必要看看这个庞大的宏观系统。这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系统，一个覆盖中国制造、美国消费市场与两国金融制度的宏观系统。它大概有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第一、美国存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消费市场以及强大的跨国公司，中国存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两国的比较优势。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引入国际资本，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制造业。国际资本带来了国际技术，大规模的国际技术迁移是中国制造兴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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