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新业态发展指明方向。
当前，随着数字经济腾飞，大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零工群体规模激增，但也因劳动关系模糊，难以纳入传统社保体系。近期，京东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美团、饿了么也陆续跟进，推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完善。
政策筑基 分类破题
构建权益保障新范式
午后树荫下，38岁的众包骑手赵志刚倚着电动车边翻看女儿的照片边说：“以前在工地爬脚手架，媳妇天天提心吊胆；现在送外卖能自己安排时间，心里踏实。”
正说着，手机突然弹出加急单提示——“看，这单是给社区老人送降压药，得抓紧。”他跨上车前回头笑道，“风吹日晒是苦，可时间攥在自己手里，自由！”
这份“自由”意味着工作时间、场所和任务的自主，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就业群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灵活就业的背后是复杂的用工关系。根据2023年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全国约4.02亿职工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
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新业态领域的劳动争议呈多发之势。现行法律中，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多未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组织管理也与传统模式明显不同，难以获取配套权益支持。
“为骑手上社保”的呼声由来已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外卖行业的“劳动关系”并非总能清晰界定。以骑手群体为例，“专职”或“全职”骑手通常与平台或第三方公司（代理商）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参加职工社保；占比更高的“众包”或“兼职”骑手因跨平台接单、流动性强，很难满足传统职工社保的缴纳条件。
面对这个问题，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劳动划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三类，标志着我国劳动权益保障体系从“非黑即白”向梯度管理的重大转向。
“劳动关系认定不再只有‘有’或‘无’，政策分类为现实复杂性提供了弹性空间，也为后续保障措施留出余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闻效仪指出。这一突破性政策迅速催生配套措施：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新职伤）试点，两年内覆盖7个省市、超八百万劳动者，为社保体系全面铺开探路。
政策东风下，行业头部企业率先破局。京东宣布自今年3月起逐步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并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险；美团、饿了么也计划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评价，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平台对零工群体劳动权益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劳动合同模式下社保缴纳的法理限制，“将保障触角延伸至灵活就业的边缘地带”。
试点突围 模式创新
激活社保改革新动能
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仍面临挑战。《指导意见》提出的“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虽在理论上填补了传统劳动法与民事雇佣之间的制度空白，却因缺乏明确法律定位陷入实践困境。
“‘不完全劳动关系’既无法完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难以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加以规范，社保缴纳责任的界定最终该由平台、代理商还是劳动者分担，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张丹丹坦言。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进一步指出，劳动权益保障与平台经济创造就业的功能形成微妙博弈，经济下行期提高保障标准空间有限，经济向好时企业又积极性不足，“当前政策逻辑是问题导向，优先解决风险突出领域，例如工伤保障”。
与此同时，工会集体协商机制成为另一突破口。2024年，京东、饿了么等企业相继开展全网集体协商，试图通过职代会和恳谈会等形式弥合劳资分歧。然而，这类协商结果的法律效力尚不明确，制度性保障仍需时日。
晚高峰的北京街头，美团专送骑手刘淑珍忙碌在朝阳区写字楼间。她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平台最近开始统计我们过去缴纳社保的情况，这是个好信号。风吹日晒十几年，谁不盼着以后有退休金？”
但年轻骑手群体有不同看法。26岁的众包骑手李军直言：“每月多扣500元，我得多接几单才行。”这种“现钱优先”心理，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颇具代表性。
骑手的矛盾选择折射出社保改革的深层困境。2024年初，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就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立法大讨论。会上，有外卖骑手代表直言：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需自担近30%费用，但仍无法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而明确用工主体更是难题。即便在北京等试点地区，“先缴后补”的流程仍让不少骑手持观望态度——个人需先行垫付1882.02元，待审核后划拨1254.68元补贴，实际承担约627元。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复杂手续，进一步加剧了参保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