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去公园待20分钟，就能被治愈

编辑 | 刀刀 沈律君 榭瑞

林峥：

现在有一个说法，“公园20分钟效应”，其实在100年前就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他就是民国“大V”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看到纽约中央公园在市中心，他很震惊，他说“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

民国政府上台后，希望把北京打造成一个新的首都。这背后包含着他们对一个现代首都的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的想象，也包括对现代公民的想象。

梁启超提倡“新民”，即公园除了能够让人呼吸到新鲜空气、身体变得更健康以外，还应有启蒙作用，让一个人在道德和智识上都能进步。

民国政府有意识地把清朝的皇家园林改造成为公园，面向公众开放。这背后有两层考量：一层是从经济层面实际考虑，原本的空间改造一下开放，花的钱更少；另一层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政治的象征含义。原来的皇家禁地，普通人不能进入，把它改造成为公民的空间，所有人都可以走进来。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公园北京》作者林峥

那么，民国时期的公园长什么样？跟我们现在的公园一样吗？

公园的启蒙教化功能，包括智育，也包括体育。当时北京大部分图书馆是附设在各大公园里面的，特别是北海公园，一个公园里有三个图书馆。

各大公园基本上都设有公共体育场，每个公园因为自己定位的不同，又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中央公园当时是很高级的公园，所以它里面有网球场、保龄球场，还有高尔夫球场。北京的北海公园因为它有非常宽阔的水域，这是它独到的优势，所以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划船。

那时逛公园是有非常多规定的，比如最早的公园（今天的北京动物园），出了整整一本规范，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来逛公园，包括“不可以袒胸露背”和“不可以大呼小叫”等等。这其实是在告诉一个现代公民，在公共空间当中如何保证自己的举止规范得体。

当时的公园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空间。当时有一种叫“拆白党”的人，就是喜欢调戏女性的小流氓。一旦他们出现，警察就会来抓人。新女性阳光、健康、美丽的形象，跟具有新文化气息的公园相得益彰。

民国时期的北海公园

供图：林峥

蔡元培先生曾谈到，美育的基础是在学校，但美育的推广是在都市。北海所在的内城中心，就具体而微地实现了蔡元培先生的美育理念。那里的公园特别密集，里面有各种现代文化设施、博物馆等等。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去公园聚会。公园对于年轻人的公共交往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新中国时期，进入北海公园的人群变得更广泛，这里变成儿童的天堂。到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去春游、秋游，包括我妈妈他们去公园跳广场舞，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新中国时期以来对于公园的想象：公园是人民使用和嬉戏的地方。

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时期，公园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对城市的想象和建构。对于公园的想象背后其实是对一个城市的想象——这是谁的公园、谁的城市？谁去使用这个公园、分享这座城市？

接下来我要谈另外一个话题——城中村。珠三角象征着改革开放的前沿的地带，而城中村象征着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所以我觉得珠三角和城中村体现了当代中国城乡间的互动和张力。

城中村既是城市的不确定性，也是城市的可能性，它既是边缘的、杂糅的、混乱的，甚至是地下的，同时又是包容的、多元的、野蛮生长的。城中村体现的是民间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力量，这恰好与我们刚才谈论的公园变迁形成对照。

广州城中村鹭江村一家服装加工店门口，刚下班的青年在锻炼

图源泉：视觉中国

城中村最典型的建筑就是握手楼。政府对握手楼的间距是有规定的，1.5-2米，建筑之间要有一定空间，但是我觉得握手楼特别体现广州城中村的智慧。

居民们在楼的底部还是在按照规定保留这个距离，但是上面他们借鉴广东骑楼的方式，层层外扩，向上延展。政府本来的规定是只能盖三层半，他们通常会违法加盖到6至8层，这是一个既能够支付罚款又有盈余的层数，非常巧妙。

握手楼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加盖而成，所以颜色会非常丰富，是很自由生长的建筑，它让我想到香港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是在晚清出现的，它是清政府、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权力“三不管”的地带，黄、赌、毒泛滥，但也为初代香港移民提供了暂住地。

这样一个层层搭建自由生长的建筑，启发了艺术创作，香港电影、欧美和日本的动漫等都受到影响，它也成为“赛博城市”的灵感来源。

游戏《南瓜先生2：九龙城寨》画面定帧

广州艺术家曹斐最近在上海浦东艺术馆做他的个展，其中一个项目就叫做“人民城寨”。模仿城寨的样子，把很多中国元素都堆叠上去。

其实城中村和九龙城寨都是一种自我管理、自给自足的巨型有机体，像有生命一样，在吐纳呼吸，自己生长。曹斐说，她特意用一种山寨的方式来创作很多作品。

山寨跟城中村一样，都是发源于珠三角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山寨”来自于粤语。21世纪初，山寨手机在深圳被大量生产，它最后也由经济现象变成了某种亚文化现象，依靠抄袭、模仿和恶搞表达一种反权威、反主流的意识。

这种亚文化很集中体现在五条人乐队的创作上，“五条人”来自广东潮汕一个叫海陆丰的小镇，这群边缘小镇的青年，在21世纪初来到广州。

五条人乐队专辑《梦幻丽莎发廊》

最初他们生活在广州最大的石牌村。以前石牌村的外面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所以他们可以去大学听课，可以去旁边的博尔赫斯书店买书，可以和附近学校的知识分子交流。

通过这样的滋养，五条人成长成一个能够独立创作的乐队，并且在2020年，因为《乐队的夏天》一炮而红，瞬间出圈。我在想五条人这样的乐队，在北京、上海有可能出现吗？

五条人乐队第一张专辑叫《县城记》，用了户口本的形式，填写了很戏谑的内容。比如他们写，自己是疯马族的人，这其实也是对城中村的隐喻。可以看到，他们并不直接做批判或反抗，而是通过戏仿和山寨，轻轻地拨动你一下。

无论是城中村还是山寨，这些看上去和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被赋予生命力和创造性。

说回到公园，它最初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性，而以城中村为代表，它象征了自下而上的现代性。城市最终还是人所生活的城市，是人赋予它意义，人赋予它新的生机。

俞力莎：

今天的主题叫做“城市怎么更‘长寿’？”。“长寿”是一个拟人化的词汇，这两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心理学的概念，叫做“如何重养自己”。其实花园、公园和城中村，其实都是在社会的剧烈的变革中产生的，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原生家庭氛围”。但是到了今天，城市中生活的人有没有机会为自己重新建立一些标签和性格？在场的各位也都有自己的“标签”，我们不如从自己的标签谈起？

庄明昱：

我是植南门市部的联合创始人。植南门市部是一个讨论人和植物、人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团体，我们把自己叫做“公民教育自组织”。

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多的活动，是在城市里面带大家去进行“植物行走”。去逛公园，找找看公园里面哪一棵树、哪一朵花让你印象深刻，用植物的方式重建人们对空间的理解。

（左起）三联中读内容总监俞力莎、植南门市部联合创始人庄明昱

我们也做了围绕植物的内容创作，比如植物如何作为商品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我们在城市和乡村种植。例如，以菠萝为对象的《菠萝流浪史》，讲的是菠萝怎么从全球殖民史和商品流通的状态，进入到中国的土地和环境，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提出“植物世民”的概念。它其实源于做植物行走的时候，想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植物在我们的城市里经常是被忽视的状态？可能你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一棵树，但你完全视而不见。植物它也是生命，在城市里面跟我们人类共同栖息，它也和我们一样是“市民”。

同时，我们选择“世”而不是“市”，也是受“人类世”概念的启发。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人类改变地质的年代，所以提出了“人类世”这个概念。我们引入这个概念，是希望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并置，并在其中引发大家探讨植物的身份、人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今天早上，我刷小红书，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上海一位在宜家照顾植物区域的爷叔。爷叔说，他如果看到任何人来这里买植物的时候去掐叶子，就会很生气，因为这里每一棵植物都像他的女儿一样。当然这个故事有刻板印象的部分，但人和植物的这些故事是我们想要去讨论的。

庄明昱

李虎：

我是个建筑师，还没有机会建造公园，但是我会尽量把每一个机会变成做公园的机会。

都市公园里面需要有公共文化设施才更加完整，文化跟自然加在一起，是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的油罐艺术中心，本来的任务是做美术馆，我们其实利用做美术馆的机会植入了一个很大的都市公园。

最近去上海，我发现当初完整的都市公园被周边的建设给破坏了，我就很伤心。当时油罐公园很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包裹着这些艺术空间，把这些油罐连在一起的屋顶花园，另外一个是地面上都市森林，结果旁边的剧场建设把都市森林全拆掉了。

人类的建设基本上都是用建筑代替自然环境。我们不得不做建设，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建设的破坏，减少建筑破坏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做沙丘美术馆，把建筑埋了起来，并没有在沙滩做一个特别标榜自己的东西。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

我们在设计山谷音乐厅时，为什么选择将建筑做成倒锥形？其实理由很简单，我们希望以一种轻柔的方式去介入自然，仅仅是轻轻地与大地互动，让建筑如同轻轻落下般融入环境。这样一来，旁边的山洪和小溪依旧能够自然流淌，环境不被打扰。

我觉得建筑的形态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方式对待建筑和自然的关系，但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你内心真正相信的东西。

李伦：

说回我的标签，“人”的标签。其他嘉宾多多少少都有点专业的相关性，我是来“打酱油”的。但是我越听越觉得，我应该坐在这儿，因为我发现你们谈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你们其实都是为我服务，都是为人服务的。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叫王开岭，是一个作家，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所谓采访，不过是病友之间的互相探望”。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也很贴切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姿态——不是俯视的，不是盛气凌人的，而是平等的，带着同理心的。

腾讯视频副总编辑李伦

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在做规划、做建筑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单纯地为了做出一个属于我的作品，还是说有一个理想要去实现？或者说我是不是带着某种更大的使命感？我当然承认建筑本身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这种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否需要一种更谦逊的态度来支撑？

就像我们很难用“勇敢”来夸奖一个医生，因为医生的职责在于谨慎和细致。同样地，对于所谓“勇敢的设计师”，我其实会有些担心。设计师的工作关乎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安全，它需要更多的敏感和小心。

如果我是城市中的一个普通居民，我的身份只是“人”，那么我希望那些为我设计房子、规划生活空间的人，就像王开岭形容的那样，像病友探望一样，带着关怀和理解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就像李虎所说的那种姿态——悄无声息却又满怀用心。这样，建筑才真的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作品”的单向表达。

俞力莎：

我们怎么去理解今天的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激发人们生活的活力，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的“长寿”？城市的“可持续”和个人生活的连续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林峥：

来到广州以后，我被广州的市井气息打动了。我们以前对城市的理解都是所谓现代城市、西方化的城市，光鲜亮丽，但是，城市当中的那些被视为像“疮疤”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像城中村这种似乎丑陋的东西，它就不应该存在吗？只有光鲜亮丽整齐划一的城市才是城市的终极形态吗？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去剑桥大学交流，接触到简·雅各布森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但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是把这本书当成反面例子讲的。他是说这个作者是个记者、家庭主妇、是个女性，而这本书里描述的城市是反现代性的。

（左起）林峥、李虎

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学背景出身的人，我觉得很困惑，因为我读的时候很喜欢作者的那些讨论。比如，现代花园城市是大家都住在郊区，开车去市中心，那种公园看似是给人建造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去，最后都荒芜了，变成流浪汉的居所，这其实是很多美国城市公园的现状。

在书里，作者谈到老街区它有自身的活力，街坊们互相都很熟悉，都在关注这个街道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一个小女孩看上去要被一个“人贩子”带走，大家都会出来很紧张地观望，最后发现只是她和她爸在吵架，街道又恢复到和平无事的状态。看上去，这并不是现代城市最欢迎的一种街道，因为它杂乱无章，但却又充满了自己内部的秩序，生机勃勃。这其实是很现代的城市理论。

李伦：

我正好有一个小例子。在东京有一些居民区，是不允许大型连锁超市进入的，因为要保护中小杂货店的生存。这个区域的官员说得挺有意思，他说他的任务是保证区域内的每个居民可以正常生活下去，而不是这片土地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左起）李虎、俞力莎、李伦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不是单纯地讨论如何让它延续的问题，而是先定下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要长寿”，然后却选择先把当前的“主体”彻底否定或者消灭，再去设计一个所谓可以长寿的替代方案。这种方式看起来是有计划的，但实际上透露出一种急功近利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态度。  

李虎：

公园的匮乏和不合格、真正的文化设施的匮乏是我们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北京，这些问题都存在，北京的模式又被全国复制。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文章叫《寂静的一代》。我办公室有很多年轻人，我在观察他们，他们微信发emoji非常活跃，平时却不讲话。

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代人，多多少少跟城市有关系。希望我们这些与生俱来的、感官的东西，一些这种原始的冲动可以再复活回来。

我在北京和纽约生活时间比较长，年轻人在这两个城市活得都很艰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城市变得越来越贵。

二战之前的纽约就开始创建了一些住房政策，来保证低收入的人可以有生存的空间，这些空间今天被房地产开发慢慢被蚕食掉了，政策的改变，导致大城市的中心都变成了豪宅。

（左起）俞力莎、庄明昱、林峥、李虎、李伦

城市怎么能更有活力或者更长寿，需要让人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富人活下去，是一个正常人可以活下去，年轻人可以活下去。在只关注经济效率、整个的居住空间的规划都受市场主导的话，势必造成人们居住不起，让城市失去多样性与活力。

李伦：

城市的构成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总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群共同组成，而这些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城市的温度和可持续性。

我记得之前有记者问过我一个问题：“想象一下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我发现自己想不出来。我不确定该描绘什么，是天上飞的汽车，还是玻璃罩子里的高楼？

后来我意识到，我之所以难以想象未来的城市，是因为我的思考一直纠结在一个非常悠久的问题上。从宏观来看，这个问题是关于公平与正义；从微观来看，则是关于我个人的贪婪与恐惧。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也必然投射到未来城市的样貌上。

因此，我相信未来的城市在一些方面可能会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仍然会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如果人性不改变，许多问题可能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有一个希望：在未来的城市里，我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纠结、我的贪婪与恐惧、我的激情与温情，都不再是我一个人孤独地在角落里经历的，而是可以被看见、被分享、被理解的。这样的城市，也许会好一点，更接近我们理想中的人性化居所。

庄明昱：

“长寿”意味着一定要活得更久才一定是更好的。这样说好像城市是一个产品，但我觉得城市它不是这样，它就是有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不同身份的人，大家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生命力。

“长寿”好像是单向度的、人的生命，但其实城市是由非常不同的人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可能更好的说法是：怎么让城市中所有人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李伦：

我对“让它活下来”这件事本身有很多担忧。活下来的应该是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存留”；我们要深思的是，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留下，以及留下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看清自身、看见未来，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怀旧的装饰或城市里的点缀。

我的城市可以死，但是永远有新的人、新的城市诞生，城市就活下去了。

运营编辑 | 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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