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
21岁“胖猫”因情感纠葛跳江自杀的事件仍在持续发酵，目前，该案件已正式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自杀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2023年国家卫健委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农村人群自杀率分别为3.59/10万和8.25/10万，自杀已成为我国15-34岁年轻人群的第一大死因。
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教授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次以社会学视角对自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在国内，民国时期的诸多学者也进行了多维度的自杀研究，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女性自杀问题。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健康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学者景军将重温涂尔干与民国时期学者的自杀研究差异，进而探讨女性自杀背后的家庭压迫与社会不公。
讲述 | 景军
来源 | 看理想节目《谈病说痛》
关于自杀议题的中西方研究
埃米尔·
涂尔
干
的自杀学说，
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
但事实上，他
的
自杀学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传入中国学界，
其
名作《自杀论》在民国学界一直缺席。
民国时期的
知
识分子认为，涂尔干的
《自杀
论》与当时的状况
极不相
干
。
《自杀论》
带有男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对女性自
杀问题的解释与
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
例如涂尔干断言，世界各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都远远不及男性。然而在民国初期，一些中国学者却认为，中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甚至超过男性。
这
一观点在民国社会学家
有关
城市女性自杀的研究中得到了彻
底
的证实。
民国学者
吴至信
曾在1932年撰写了关于自杀的研究，共有三篇长文。其一是关于中国四个大城市自杀性别比例的研究，其二是对全球自杀研究的评述，其三是对八百件自杀案的剖析。
吴至信在评述中列举了部分自杀研究成果，例如意大利学者恩里克·莫奢尼在《自杀：有关道德统计比较的论述》一书中，用心理因素解释了自杀，包括心胸狭窄、容易激动、想不开或抑郁症等。
而涂尔干
则采
用了
社会
因素解释自杀，包括
宗教、家庭、婚姻、集体生活形式等
角度。但是
涂尔干没有考虑更为个体化的自杀诱因，他仅从自杀率出发，并没有研究自杀的地点、自杀的情境、自杀的具体原因。
吴至信认为，学者
莫
奢
尼
的研究方式强调了个体性，比如心理危机导致的自杀；而
涂尔干
则更强调集体性，聚焦在导致自杀流行的社会失范。
但是这两者都犯了机械的认识论错误，因为自杀的个体性、个人因素与集体性、社会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
另外，
涂尔干
关于“女性自杀的免疫力在全球各国都高于男性”的观点也是谬论。
涂尔干认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妇女的自杀率低于男性。
妇
女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女性是墨守成规的，按照既定的宗教信仰行事，不太需要脑力。
例如
在意大利，每一万对夫妻里，到底有多少人会在婚约证书上签字？
有很多女性不会签字，那她们自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自杀和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
但有一些时候，
女性的自杀率是比较高的，比如周末。
涂
尔
干对此的解释是，
女性会在周末走出家庭，但
相对于
男性，女性
缺乏在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周末的
妇女自
杀数量反而上升。
另外，在解释为何男女自杀率有如此大的差异时，涂尔干表示，女性不太爱交际，
她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并不大，很容易满足。而
男人的精神需求比女人要强大，
因而女人的自杀
率更低。
由此看来，涂尔干的自杀学说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气息，他对女性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
《
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
但恰恰在中国，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女性自杀的判断相当准确，而且没有涂尔干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观点。
五四运动前后，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了思想文化界学者的高度注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元培、陶孟和、胡适曾在《新青年》《大公报》《晨报》等报纸上，对自杀问题连续发表看法。
他们之间有人批评令人悲哀的国运，有人批评自杀者太软弱，还有人提出自杀是否符合公
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便是女性自杀问题。
在这一议题中，他们尤为关注三个维度，其一是殉节。
根据社会学教授田汝康考证，在晚清时期，妇女殉节非常严重，在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了妇女搭台自杀
（即在众人面前实施自杀行为）
的悲剧。
民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对此做出了大量批评。
鲁迅曾说：“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子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
陈独秀也说，烈女殉夫与男子尽忠的道德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般男女自杀，而且拿着天经地义的忠义大节，做他们甘
心自杀的一种暗示。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学者们关心的第二个方面，是
现代受教育女性的自杀以及女子抗婚。
例如，毛泽东曾连续撰写十篇文章，评述当时一名女子赵五贞的自杀。赵五贞知书达理，工裁缝、善刺绣，友善邻里，最后经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她被许配给一个吴姓富商做小老婆。
赵五贞
不愿意填房，又嫌对方年龄大、相貌丑，要求改变婚期，最终被回绝。
在出嫁当天，
赵五贞自杀身亡
。
事发之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以各种笔名连续发表文章。
他认为，赵五贞
自
杀处在三种社会情境之下，第
一个
是男权社会，第二个是赵氏家族，第三个是她不愿意去的夫家家族，这都是制度化的。
所以她在三面铁网包围之下，“求生不能，至于求死”。
女性自杀问题的
第三个维度，是贞洁观。极具才华的女作家马振华，于1928年在上海投水自杀。其尸首旁有一捆书信和照片，说明31岁的马振华与一汪姓男人恋爱关系破裂。
而破裂的原因，是二人发生关系后，男人以“没有贞洁血”为由
羞辱马振华，马振华一怒之下投江自杀。
关于这一事件，
性学家、文学家张竞生在其自编的杂志《情化》中愤慨地指出，有无处女膜都不能证明女人是否纯洁，也与爱情无关。
马振华女士不是死于爱情的纠缠，也不是死于旧礼教，而是死于愚昧的社会。
张竞生因发表上述言论，被警察两度告上法庭，
这件事在上海引发了媒体的狂欢，还被改编为剧本，搬上了舞台和电影银幕。
1918年，
李大钊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这期间他查阅了北京警方保存的自杀档案，发表了一篇名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的
文章
，提供了一系列的自杀数据，
对上述个案进行了社会统计。
数据显示，在当时，妇女的未遂自杀和已遂自杀，与男性自杀的严重性是相同的，甚至超过男性。
1921年
，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出版了《北京的社
会调查》，其中的自杀数据也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
沙漠之花》
死给你看？
女性自杀与冤屈的关联
对比涂尔干和中国学者的自杀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
涂尔
干的研究重点是自杀率，
并且他不注重
未遂自杀，
只关注已发生的自杀行为。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采用了
社会事件论
，他们认为
自杀不仅是个体或家庭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他人与社会。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的自杀研究还会探讨为什么、用什么去自杀，
在何种地点自杀。
比如吴至信的研究就曾指出，女性和男性都会采取某些相同的自杀方式，但在服毒和投水这两种自杀方式上，女性的比
例是远远超过男性的。
为什么女性会采取这种慢速度的自杀呢？这个慢与快，与地点也是有关系的，女性的自杀地点跟男人不一样。
女性的自杀地点与家庭有直接关系，她的很多社会矛盾都是从家庭来的，所以她自杀的原因是从家庭开始，生命的归宿也是在家庭结束。
从吴
至信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常量：
第一种常量是，家庭矛盾排在女性自杀原因的第一位；
第二种常量是，服毒是城市女性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第三个常量是，女性的未遂自杀经常高于男性的未遂自杀，因为
未
遂自杀
是慢性的，即“
我死给你看一看，我的自杀过程是抗议”。
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作曲聂耳，三人曾合作拍摄电影
《新女性》，
拍摄的起因是女作家艾霞服毒自杀事件。
他们对艾霞所遭受
的流言蜚语感到极为愤怒，因而创造了《新女性》这部电影，希望阮玲玉的出色演技能够召唤人民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
他们想告诉观众，生活中的艾霞和这部电影中的韦明
（阮玲玉饰）
，她们之所以服毒自杀，不是偶然的，而是以逐渐死亡的过程呐喊冤屈。但没有想到的是，电影上映之后，
阮玲玉
在那一年的三八妇女节服毒自杀。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他们看到了女性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要死给你看一看，我一定要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