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特朗普阴影与美国信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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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特朗普阴影与美国信誉的终结

作者：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rishner）

译者：狄磊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第1期，总第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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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导论的第一堂课上，学生们通常会被警告无政府状态的无情后果。他们了解到，世界政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a self-help system）：在没有全球权威来执行规则的情况下，有时无法保证危险者和恶意者的行为受到约束。当生存岌岌可危，各国必须预见世界上最糟糕的情况，并相应地制定规划，采取行动。

像大多数抽象概念一样，国际关系学的“第一堂课”过于激进地描述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只能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模型派上用场。就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而言，当他们在各种可能的外交政策中决定采取哪种政策时，生存大多数时候并不那么岌岌可危。各国很少进入戒备态势，他们仍然愿意信任其他国家，不会因为担心今天表面上的朋友成为明天的死敌而手足无措。

尽管如此，也正如大多数抽象概念所指称，无政府主义的寓言里存在着一项不可侵犯的核心真理。归根结底，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确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因此，国家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未来预期行为作出猜测，猜测可能发生何事以及这些可能发生或者看似可能发生之事的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跻身“只干了一届的美国总统”的 “独家俱乐部”，他的总统任期仍将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与地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警告说，“没有什么条件是一个人不能习惯的，特别是当他看到周围的人接受了这些条件时，”而且特别是对大多数偏狭的美国人来说，含蓄地使事实上打破规范的外交政策规范化，这实际上并非难事。无论你对经常在世界舞台上血迹斑斑的美国巨人提出何种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却是独树一帜的：短视、逐利、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粗野、个人化，在言辞、性格和信条上极为狭隘。

一些人对这一转变表示赞赏，但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外交实践者和专业人士都松了一口气，一段令人深感遗憾、在许多方面令人尴尬的插曲已经成为过去。（未来几乎不可能有总统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交换“美丽的信件”，并表达他们对金正恩的“爱”）。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抵消了我们所感觉到的宽慰，这项事实植根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全世界不能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从记忆中抹去。（就这一点而言，全世界也无法忘记美国国会议员在特朗普政府最后几周投机取巧地投票推翻选举，并在国会煽动暴力的行为。）全球各国不得不认识到，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政治体系下的合理产物，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自己未来的利益和期望。

重新进行这样的评估不会对美国有利。75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致力于它所建立的关系和制度，以及它所阐明的准则，从而使美国以享有特权的方式塑造了世界。如果人们日渐认为美国自私无能，那么美国也将会把世界看作一个更危险、更不受欢迎的地方。

一个国家会通过评估两项因素来预测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实力与宗旨。衡量前者似乎很简单，尽管通常并非如此。（1939年，法国似乎自诩拥有强大的军队，半个世纪后，苏联被视为超级大国，但两国都在压力下突然意外地崩溃。）衡量后者——宗旨——在实践中更多依靠猜测，但更为重要。一个国家是朋友还是敌人？这种敌/友状态会持续多久？一个国家是会信守诺言，还是说它的承诺只是昙花一现、它的表态只是肤浅的机会主义姿态？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信任和信心的问题，需要作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基于合理一致的宗旨实施基本外交政策，那么与其合作就更为简单。

然而，对于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合作伙伴来说，美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先权现在必须接受质询，不能再自鸣得意地下结论，而必须附有条件。乔·拜登总统和他完美的专业团队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现在起，所有国家、任何地方，都必须在对美国采取对冲止损，这将使盟国比对手更为不安。无论未来几年做出了何种的承诺、采取了怎样的最佳行为，挥之不去的“美国优先主义”仍可能会在一片阴影中清晰可见。尽管几乎每一位世界领导人都会争先恐后地与美国新总统握手，但这种可能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国家对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看法。

拜登是一位传统的、中间派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他的外交基本政策将与过去90年间美国每一任总统（除了那一位以外）的政策如出一辙，但即使是他当选总统，现在也不得提防美国所面临的一种冷漠、游离、笨拙、短视的外交政策前景。毕竟，无政府状态要求各国看到世界原本的面目，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而美国可能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美国，这一警示信号已经在闪烁。

尽管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胜负悬殊（两位候选人的得票差距为700万票，在民意中占4.5%的优势，在选举人票上有74票的差距），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并意味着特朗普被放弃。2016年，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侥幸当选。他总是苦中作乐，却总能化险为夷。毕竟，这次选举只取决于分布在三个摇摆州的大约8万张选票。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密歇根（上半岛）和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这两个历史上偶然出现的地理奇观，这些州也会变为蓝色。而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她确实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民意支持）在一些关键选区是一位不可靠的候选人。

2020年的大选则终结了“特朗普侥幸当选”这一令人宽慰的神话。特朗普即美国，或者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许多美国人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但其他国家却没那么幸运，他们不能继续相信某种理想化版本的美国民族性格。特朗普任下发生了数十起道德丑闻、惊人的程序失误和轻率行为，其中大多数都会终结过去半个世纪其他任何国家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但是，大多数美国公众并没有意识到准则已被践踏。政府在处理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极端的、可怕的无能，也没有让特朗普丢脸地离开政坛。（想象一下，如果是吉米·卡特这位体面人在石油危机和伊朗人质危机中做出了愚蠢的举动，他会怎么样。这些事件足以让他的支持率骤降到20%多，在1980年以压倒性劣势落败，最后只能卷铺盖走人。）相反，特朗普把一场导致他任下超过25万人死亡的大流行视为人们的不幸，完全是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即便如此，仍有7400万人投了他的票——比2016年多了900万票，只是拜登获得了8100万票，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一次。

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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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特朗普本人是否在总统办公室，如果不把特朗普主义的重要作用考虑在内，就无法描绘出美国政治和国家未来外交政策的图景。展望未来四年，美国观察家们必须预料到，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对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利益和影响力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正如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所言，“如果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至多会持续到下一次选举，那么你会以一种更为偶然的方式看待一切。”

事实上，2016年大选的故事不仅仅是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故事；从其他国家试图猜测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当年初选中发生的事情更是信息丰富，令人胆颤。在共和党的竞选中，一位政治菜鸟、电视真人秀明星、名声可疑的自吹自擂的商人，以及无动于衷的、只是偶尔现身的党内成员，通过诋毁该党的英雄、践踏其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参与的核心政策信念，成功地击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由于这是在共和党内部发生的，这场令人震惊的、意料之外的剧变不能归咎于克林顿可能存在的缺陷，也不能归咎于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战争中的过激行为，直到令人震惊的大选后，才能得到解释。而民主党的提名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另一个长期的局外人，一名来自一个小州的老社会主义者，很快就要从一个完全由政党机构控制的强大政治机器手中夺取宝座了。

特朗普和桑德斯有什么共同点？除了他们都排斥国际主义，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2016年竞选显示，两党的战后国际主义共识已经破裂，几十年来，裂痕一直存在且不断加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几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却明显成为了标志美国国际主义破产的牺牲品。这项协定是奥巴马政府进军亚洲的核心“支点”。作为国务卿，克林顿精心策划了促成该条约的艰苦谈判，并高呼该条约为“开放自由、透明、公平贸易的贸易协定设定了黄金标准”。然而，在民主党提名的激烈角逐中，她被迫放弃了党内许多人持谨慎态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桑德斯带头反对，他说“这是另一场贸易协议灾难”。）事实上，这项协议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得到了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倒性支持。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就退出了协议。

那么，贯彻到拜登政府的观点是，美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从特朗普之前75年的积极国际主义转向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评估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轨迹时，外部观察者必须对每个政党进行评估。即使特朗普下台，考虑到众多民选官员担心特朗普会调用他庞大而忠诚的追随者来反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共和党也可能会拒绝与特朗普主义划清界限。至少在言辞上，该党可能仍然以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对待世界其他地区。而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即使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恶意，也不会有太多保障。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令人印象深刻，给人以令人放心的印象：美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与世界交往、尊重规则、遵守准则的大国。但他的任务是受限的。

拜登的竞选纲领基本上就是要成为特朗普所不具备的一切，他几乎没有什么宝贵的政治资本，他也不太可能为了争取外交政策的优先权而动用这些资本。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民主党人在恐惧中团结一致，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党的中间派与左翼之间的代际分界线上，党内裂痕清晰可见。而且，尽管党内的中间派既不是本土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却可能对全球主义保持警惕，甚至对孤立主义抱有好奇。民主党内部的冲突将因拜登就职时突出的年龄问题（78岁）而加剧。考虑到拜登本人一再暗示，他很可能是一届过渡性总统，他的民主党同僚将很快开始在可预见的党魁权争夺战中竞争职位。因此，要预测美国的行为，就必须再次审视未来四年可能出现的政治结果的范围。

拜登的竞选承诺：积极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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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外界对美国的评估必须考虑到，美国有可能很快就完全退出大国博弈。客观地看，这个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拥有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军队。但是，正如关于体育团队的老话所说，他们并非纸上谈兵，我们有理由质疑美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野心勃勃的角色，并追求其长期利益。问题不仅在于，随着美国的政治不再“孤悬海外”，其外交政策可能会不可预测地在每一届政府间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美国自己也已“置身其中”。只能说，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国内绝大多数人口都信奉疯狂的阴谋论。今天的美国看起来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几年的雅典，或是1930年代的法国：一个曾经强大的民主国家，已经变得破烂、脆弱。陷入绥靖状态的法国，很快就会表明，一个被国内社会冲突吞噬的国家，不可能有能力实行富有成效的、可预测的或值得信赖的外交政策。

这种反乌托邦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这甚至可能不是美国最有可能的未来。但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要求所有国家至少必须处理好美国的两极分化和国内失衡问题，仔细思考所有赌注都是零的情况的影响，并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尽管美国拥有原始力量，但在世界政治中却不那么重要。基于这一前景，各国将重新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全面评估。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些即将发生的变化将是良性的，甚至是有益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东国家可能最终开始想象，如果美国未曾在该地区作出过强有力的军事承诺，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1990年，美国领导了一场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战争，美国盟国对这场战争表示欢迎，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次入侵不受控制，伊拉克很可能会在政治上控制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巨大石油储备。因此，在没有同级军事竞争对手或紧迫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完全有能力击退这种侵略。

但在这三十年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中国目前是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最大出口市场；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考虑到气候变化，美国应该寻求阻止燃烧化石燃料，而不是对其进行补贴。如果今天有人要从零开始设计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就很难证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安全承诺具有合理性。尤其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与其说是根深蒂固的友谊，不如说是一种便宜之下的联姻。在特朗普时代，这种矛盾尤为明显，即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之间有着一种太子党与太子党之间的不可靠的联系。但私人关系是最短暂的。这就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遇刺事件（据称是王储本人下令）近乎沉默，以及默许沙特发起也门战争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中。相比之下，作为一名候选人，拜登说，如果他当选，沙特阿拉伯将不再享受“危险的空头支票”。竞选时的言辞总是有可能屈服于强权政治的现实，但在评估本国未来几年的国家安全时，沙特阿拉伯及其海湾诸国别无选择，只能至少抱有美国将从该地区撤军的期望。

以色列必须进行类似的考量。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及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危险的，那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政党，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开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与国会共和党人合作，然后对特朗普敞开怀抱，内塔尼亚胡将自己的战略马车系在了一位美国明星总统的身上，而这位美国总统并没有看透他从中东政策中获得的国内政治优势。作为回应，特朗普又开了一张政治空头支票，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再批评该国的任何过错（从而放弃了美国可能在巴勒斯坦和平谈判中担任诚实的中间人的想法），基本上只是贿赂一些国家，使其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而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已经从特朗普的一小群中东顾问手中转移，以色列和美国的双边关系能否继续毫发无损，还有待观察。

对美国的权力和利益而言，如果说中东地区在后特朗普时代对美国的看法是个好消息，那么世界其他地区在重新思考后，就不会是同样的结果了。与海湾地区，或者更明确的说，与中东地区相比，在欧洲和东亚，美国在一个世纪以来拥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欧洲和东亚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它们的情况对美国很重要。减少与这些地区合作伙伴的接触以及对其的承诺，将为那些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愿望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的其他行动者创造机会。这些挑战很难让人放心。拜登肯定会（明智地）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但这个联盟不太可能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幸存，因为总的来看，特朗普对民主盟友存在着矛盾心理，特别是对于参与国际组织存在着矛盾心理，在他看来，那只是定期缴纳会费的地方。联盟会在2025年后继续存在吗？有一些值得怀疑的理由。

1993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北约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他预言：“北约的日子还没到头，但属于它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事实证明，北约还有几十年的寿命。华尔兹没有预见的是，北约一直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军事联盟；它还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安全共同体，在一个历史上容易发生战争的大陆上，它是一支稳定力量。因此，该联盟提出了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所称的“环境目标”——旨在使国际环境更加良性的措施。考虑到如果美国退出北约，美国一直不太可能削减国防总开支，从而节省开支，北约会设法以很少的代价实现这些目标。

但现在，北约在大西洋两岸都面临着生存威胁。在欧洲，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的独裁倒退正在危及该联盟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促使西班牙在1982年完成民主过渡后加入北约。）一个包含独裁成员的北约将从内部腐烂。与此同时，在美国，对国际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可能意味着该国对追求环境目标不再感兴趣。美国政府可能会收拾细软回家。欧洲将被迫检验这样一种理论，即联盟是一种促进友谊和稳定的力量。但美国放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欧洲大陆。这也预示着一个后美国的世界将更加黑暗，更加独裁，更无力应对集体挑战。

论及对美国的评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亚洲更重要。许多观察家对中美之间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中国政府希望维护其作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的合法地位。具有修正主义抱负的新兴大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通常会破坏稳定，因为它们总是将满足现状的卫道者踩在脚下。话虽如此，亚洲的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军事对抗。地区行动者将再次不得不猜测美国未来的国际部署和可靠性。

地区大国必须作出的主要地缘政治评估，并非美国是否会赢得对中国的战争，而是美国是否会继续参与。美国政府会保留其结盟的承诺吗？它是否会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参与和公认的军事能力，让地区大国有信心与中国抗衡？如果一些国家认为美国已经出局，或者认为美国对此漠不关心，那么鉴于中国压倒性的实力，许多国家就会做出决定，认为他们除了与中国并肩作战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明显得不到控制，该地区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地在双边争端中更多地接受中国的要求，并在总体上更尊重中国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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