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金钱、现代性与陌生人境况——或：我们现在是否比齐美尔更“陌生”？

本文是2024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国外社会学学说（上）”（系列II.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游毅，授课教师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通识联播经作者授权发布。

金钱、现代性与陌生人境况

——或：我们现在是否比齐美尔更“陌生”？

游毅 中国语言文学系

引言

我们是否比齐美尔所处的时代更加陌生？齐美尔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提出他关于金钱、劳动分工、社会化成、陌生人的洞见历经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及德国社会学界几十年的轻视而被哈贝马斯、鲍曼、戴维 · 弗里斯比等社会学者重新打捞，似乎他身为犹太人被排挤以致在社会理论界长期沉默的理论生命 ^① 、他关于现代性处境的判断都无比精准地预言了 20 世纪的现代性状况。“陌生人”处境经过 20 世纪极端的革命、战争与离散（托尼 · 朱特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国界被发明和调整了，而人们基本上都留在了原地。 1945 年之后发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除了一个主要的例外 [ 波兰 ] 之外，国界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人们却被迁移了。” ^② ），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今共识——一种“熟人社会”已经解体，我们生活在充满“陌生人”的社会中，移民、难民、民族或性别少数等“陌生人”的存在挑战我们的常规、烦扰着我们的“一般生活”……我们须得发问，我们是否相比于那个进步的、现代的、又是忧郁的、“颓加荡”的、碎片的世纪之交，更是处在一种“陌生人”的处境下？

鉴于齐美尔作为“被发掘的思想家”的特征，本篇读书报告将不止局限于齐美尔本身的作品。 报告将由三条线索穿插着进行——核心的是以文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为线索，讨论齐美尔关于社会化成与陌生人境况的论述，以及它和齐美尔关于社会化成、货币文化等观点的勾连；其次是穿过斯威特兰娜 · 博伊姆称为“始于未来主义的空想，终于怀旧” ^③ 的二十世纪后抵达的二十一世纪，讨论关于陌生人境遇的当代理论如何为齐美尔的解读打开了空间；最后是笔者，一个在日出生而在 2011 年地震后迁移中国的“陌生人”，某种双重离散的个人经历（为了保持适当距离，我将他称为“ H.” ）。 采取这样的方式，旨在揭示齐美尔历经埋没却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也为我们这一时代做出某种回应。

一、社会的碎片：现代性与个体化

“ 在直接切入齐美尔关于陌生人境遇的论述之前，不妨提前梳理齐美尔关于社会学与社会化成的构思与讨论”， H 敲上这些文字，不过他心里清楚在这些碎片式的书写和近乎武断的文集中寻找一个线索来贯穿报告近乎不可能，除非是削足适履、移花接木、六经注我，“陌生人”这一单篇文章中的概念就更甚。不过 H 在大学，尤其是中文系三年的学习已经让他知道拔高立意的方法，我们可以轻易且不负责任地说，齐美尔鲜有成书的散文式的文体形式是和他对“现代性的碎片”的把握相关的。 H 继续写道——

对于齐美尔，社会不是孔德或涂尔干式的物或结构，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事件性的存在。 他说“社会当然绝不能说是物质，它本身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事件的发生，是感受和促成的功能，感受和促成另一个人的事件发生的命运和形态。” ^⑥ 齐美尔也强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抽象，但他也更加强调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齐美尔而言，社会的概念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种“社会化成的共性”中相互构成的。相近于马克思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 ^⑦ ，齐美尔也指出，“人在整个本质和一切表现上，都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他生活在其他人的相互影响下” ^⑧ 。但与此同时，齐美尔也强调社会整体并不能作为统一体来把握，而需要科学的社会学对社会进行一种“新的抽象化和归纳整理”。 ^⑨ 因此对于齐美尔而言，他所处理的社会是一种人与外在他人多重的、相互互动的网络。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学家是通过归纳的方式整理这种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 ）关系网络，寻找其规律。齐美尔的方法是相当灵活的，他穿梭在个人、外在相互作用和事件的层面，认为社会学可以按照“个人的生存立场”、“外在形态的相互作用的形式的立场”、“状况和事件在概念上可以阐述的内容的立场”来进行分析。 ^⑩ 弗里斯比指出齐美尔的社会学特点是“分析现在”、碎片、都市、个别想象和内心体验。 ^⑪ 他的主要方法是自下而上，或者说从人际到群体的，社会的结合是在各种心灵之间得以实现的。 ^⑫ 他所关注的不是一种静态或趋于静态的宏大结构系统或者社会功能的维持，而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动态互动形式，是群体的数量如何从小到大逐渐形成的 ^⑬ ，这也是他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无比关系两性关系、家庭、 ^⑭ 竞争、心理学等话题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要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释了社会如何在微观的个体和宏观的总体之间，在一种贴近于个体的微小单位上作用于个体。

以《感官社会学》为例，齐美尔在其中析视觉、听觉等感官如何在人群中发挥吸引或排斥作用，来在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一种感官的联系——“在接纳对方的目光里，人们暴露着自己；在主体试图认识它的客体的同一个行动力，它也暴露着客体。人们不能通过眼睛索取又不同时给予，眼睛向对方撩开自己心灵的面纱，而这个心灵却正试图撩开对方心灵的面纱。” ^⑮ 与此相对，听觉则是一种单方向的感官，它缺乏目光所及的交换，而只是一种单方向的索取，注定接受附近的东西。齐美尔看来，文明的发展带来感官敏感度的下降，而造成了感官的“短视”，也进一步带来了现代个体的个体化。

齐美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普遍，以至于“社会”足以成为社会学学科的基础和分析对象，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一社会的普遍化又带来了个体主义。 作为康德主义式的思想家齐美尔谈论到一种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在现代的诞生——“个性的强有力的培养和强有力的个性评价，往往与世界主义的思想相伴形随” ^⑯ ，这也说明了个体主义和普遍性悖谬性的共存。这是齐美尔与其余社会学家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观察的差异之处，当韦伯焦虑于成熟资本主义下科层制与例行化导致个性或“卡里斯马”气质人物的消失时，齐美尔却观察到这样的普遍主义恰恰又悖反地激发了对个性的追求——虽然在后面关于货币经济和时尚的讨论中，他将进一步揭示这种追求的矛盾与无果。

二、货币文化：陌生的人与陌生的物

齐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经济给“客观物质的生活”以“无可比拟的客观性” ^⑲ 。 “货币经济每时每刻都把货币和货币价值的完全客观的、本身毫无品质的要求插入到人员和得到某种评定的物品之间。它促成人员和财产时间的分离，因为它把两者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一个被调解的关系。” ^⑳ 由此，货币导致了经济行为的“去人格化”，也提高了人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货币的交换创造了一种平等，这种平等促进了“对普遍的- 人性的东西的调节。” ²¹ 经济的去人格化和人的独立性看似矛盾，齐美尔看来，货币作为最极端地从个体分离出来的一种流通物，其可替代性恰恰使得现代个体有可能得以分离，获得最高的个体化。

在讨论金钱与个体化时，齐美尔是 高度辩证 的，他认为虽然货币文化的兴起导致了现代个体的自由，但这种因分离出现的个体自由恰恰同时也意味着 生活意义上的空洞和实质的松散 。在一种以交换价值衡量一切的现代生活中，事物乃至生活本身都被抽空了价值。货币变得愈加冷漠，在人的生活里表现为人将生活的最终满足建立于占有一种作为抽象的价值的货币，“货币从一种单纯的手段和前提条件在内在上成长为一种最终的目的” ²² 。从这一角度，齐美尔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物的陌生。

在没有劳动分工的状态下，作为某一个个体的作品出现的产品体现了一个人“心灵的特质”，而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和加深，产品上蕴含的制造者的主观色彩消逝，这就造成了“产品的存在形式”彻底地脱离了“工人的存在形式”。因此齐美尔言，“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客体，它具有明显的自为存在的、自己的运动规律的、制造的主体本身感到陌生的性质”，这也体现在工人不得不使用金钱来购买自己劳动的产品。 ²³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人与物的陌生化导致了人自身的一种陌生和疏离感，而这样的陌生又纠结地（ambivalently ）促进了“时尚”的狂热。类似于布尔迪厄强调艺术、品味、文化对社会阶层的区分必不可少，齐美尔也强调时尚的流行变来自于受到个体区分的需要——下层阶层模仿上层的时尚，而上层通过不断更换时尚来和下层进行阶级区分。 ²⁴ 然而就如齐美尔笔下的金银珠宝首饰一样，这些时尚与首饰的雅致本身存在在它们的“非人格”中，人们却试图从中寻求个性；或者进一步说，正是因为需要首饰为个人人格服务，人们才需要它们是非人格的。 ²⁵ 齐美尔看来，这种商品恋物（ commodity fetishism ，虽然齐美尔没有使用这个词语）却是同时体现着现代人的两种本能欲望的张力——一者想要拉平差异，想要“提供一个普遍模仿的领域”，另一者则希望凸显个性，欲求“突显个人、强调个性” ²⁶ ，这二者的矛盾结合就是现代性下的恋物癖。

作为一种流通的货币，金钱占据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价值，它还占据有时间性的价值。 德里达在对莫斯的解构性阅读中指出，礼物所赠予的不是物品的价值，而是为了偿还这一礼物产生的时间之债务。 ²⁷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与此相类似地认为物品的价值属性在于得到物品所需要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一种“获取的难度、在交换中提供的代价，乃是价值的唯一组成成分”。 ²⁸ 在这里齐美尔没有走到德里达解构礼物赠予可能性的极端，但他对交换的讨论中已经蕴含着不同于马克思或莫斯的目的，他关注交换更多是关心交换行为如何通过物化的方式将人际关系中的心灵责任（或者德里达所谓“债务”）转变为物，因此本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物化” ²⁹ 。在一种礼物与回赠关系中，回赠者没有办法报答馈赠的债务，因为只有这个馈赠具有自愿性。履行义务本身不能如康德达到个体的自由，而只有馈赠以制造债务才足以达成。 ³⁰

通过物质与时间性的占有，货币文化与劳动分工不仅造成了 人与物之间的陌生 （无论这个物是人所生产的产品，还是分离出来作为流通物的金钱），也造成了 人与人之间的彻底的陌生 。在这样的货币文化中，现代性的男外女内的劳动分工得到加强，而这种两性关系的货币交易达到极端就是娼妓业。 ³¹ 当货币，这一最去个性化的通货用来购买两性关系时，这种交易所希求的则是一种完全、无条件的占有。齐美尔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女性和身体的问题，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性被嵌入她们的身体，因此与性一同感受到具身性的羞耻、喜悦与充足。 ³² （虽然齐美尔以一种不无问题的本质论语调把它们说出。）这种性的具身性恰恰使得两性关系进一步物质化、非人格化。

从某种程度而言，齐美尔在他关于金钱和现代生活的点绘试的分析中位我们展示的是一种 多层的分离和陌生 。 齐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描绘是纠结的——现代社会的社会化成创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的网络，但在人们却产生出极强的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个性成为了寻求的目标，却是通过货币这一去个性化的通货追求的；货币使现代人的生活客观、易于衡量，却使人与人、物之间产生极大的陌生。 在下一节中，我将说明齐美尔的论述是如何与他对金钱、现代性的讨论关联，却不完全被局限于此的。

三、陌生人：从犹太人境遇到我们自身的陌生性

“ 用完即扔的劳动力”（使い捨ての労働力）， H 站在东大驹场图书馆的书架前，书架上一排书都是关于地震的书，许多都暗示着关于日本或日本人与地震的某种想象的“民族性”的关联。 H 是在这样的一些书里找到这本的，上面写的是“这场地震说明，外国人已经不再是用完即扔的劳动力，我们要思考如何对待它们。” ³⁶ 然而， H 看到的却是“用完即扔的劳动力”， H 借此得知，自己曾是、或者说仍然是这样被看待的。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中指出从移民到难民、再到“人口过剩”下的失业者，这些“废弃的生命”是现代性运行的必然产物。 ³⁷ “用完即弃的”（ disposable ）， H 由此得知自己的生命。

波德莱尔在他的诗《陌生人》（ L’Étranger ）中描绘了一个人和一个陌生人的对话，提问者问这个神秘的陌生人他的家人、祖国、美人，但陌生人都不慎清楚，提问者终于无话可说，问他到底热爱什么，他却说自己喜爱浮云。波德莱尔这首自传性的诗所描绘的图景是 19 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下陌生人的境遇，他们没有根源、没有依恋，只是 城市中的漫游者 （ flâneur ）。诚如戴维 · 弗里斯比所言，“大城市为人们完全冷漠地对待邻人他提供了可能……在面对有潜在互动的人群时，个人寻求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即城市居民以冷漠作为相处之道。” ³⁸ 前一节的内容也似乎已经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劳动、人与物质、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都造成了一种广泛的、不只局限于“异邦人”或“外族人”的“陌生人”境况。

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论述的漏洞——当我们谈论劳动分工、货币经济所造成的“陌生人社会”时，我们足以发现它无以回答一些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特殊位置的外来人的处境，一些在现代性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陌生人，就像波德莱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犹主义的。 ³⁹ 简单地说齐美尔处理了一种资本主义下的“陌生人”状况既无法处理他特殊的身份，也无法解释他理论的维度，尤其是他关于社会化成的讨论。对于H 而言，这样的讨论也无助于缓解他自身境遇下的痛苦与迷惘。或许出于一种个体主义的“时尚”， H 希望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或者他这个身份（注意这里又出现了应该普遍性的反题）的解读方式。

齐美尔在《陌生人》一文中精确地定义了陌生人——陌生人不是今天到明天走的流浪人，而是今天到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是一种远方来的却身居附近的悖论，是一种“内部的敌人”，常常以商人和外乡人出现。 ⁴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在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与移民研究中的“新来者”（newcomers ）混同，但， Donald N. Levine 与 S. Dale McLemore 都指出齐美尔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指代处于陌生人状况的新来者移民，而更多是指代一些特殊的外来的人，这些外来人“承担或被赋予了结构中的特定位置”，齐美尔关心的是特定的一些社会属性配置，这些配置“可能特征化来自某些地方的群体成员” ⁴¹ ，或者用齐美尔本人的话来说，“外来人原本也不是作为个人被感到是陌生的，而是总的来说作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外来人，面对他们，远的因素并不比近的因素更少地具有普遍性。” ⁴²

鲍曼在《现代性与纠结》 (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 中挖掘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受到主流社会学排斥的原因——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也因为他碎片式的社会学研究如此非主流，如此异己。 ⁴³ 齐美尔所描述的陌生人确实也以犹太人作为一个典例，那么他所描述的处境是否仅仅是局限于犹太人或者“外来人”？笔者以为不然。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恰恰说明了一种广泛的、我们自身的陌生性。

尽管陌生人并非现代性的独有，陌生人却与现代性紧密缠绕，他们具有流动性，正如货币的性质。 ⁴⁴ 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中，齐美尔注意到，社会区别于康德所谓的自然之处就在于社会并不能视为简单的主体与物的“我- 它”关系，因为对“我”而言，另一个人的心灵具有与“我”相同的现实，因而是在一种无法客体化的“我 - 你”关系中。 ⁴⁵ 我们自身的陌生性的一方面便在于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在一种货币文化彻底的对人与物的客体化与去个性化中遭遇了危机（参见上一节）。仍然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他者的自为，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识他者，将他者变为我们的观念，而作为漫游者的陌生人恰恰为人们对他者的认识论造成了挑战。

这种认识论的挑战在于陌生人挑战、阻碍、质疑着我们社会化成的过程。 人对他者的认知需要一种区分，然而从乡村到城市、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中，社区逐渐丧失了排他性，陌生人出现、镶嵌在城市中，成为城市生活的内在部分，人们不再以其全身归属于某个共同体。 ⁴⁶ 《空间社会学》说明了陌生人的游牧状态的紧张状态，定居的人和流浪的人“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感到对方是他的天然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 ⁴⁷ “人们和陌生人只能共同拥有某些比较普遍的品质”，而差异和分歧却则得到凸显。 ⁴⁸ “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这种状况似乎具有一种异常的原则的优势，压倒各种要素的个人的、仅仅在有关关系上固有的各种共性。” ⁴⁹

齐美尔在对视觉分析时言——“在主体试图认识它的客体的同一个行动里，它也暴露给客体。” ⁵⁰ 一个观看的动作必然同时包含着一种回视，一般的社会通过这种相互的观看建立起社会化成的联结。当我们遭遇陌生人时，如果“我们”以一种怪怖的目光看向陌生人，那么他们也将以同样的目光投向“我们”。换而言之，陌生人为我们建立一种稳定的“我- 它”的主客体关系或“我 - 你”的主体间关系造成了挑战。从这一角度而言，陌生人所造成的困惑、不安与恐怖恰恰是一种我们自身认识论上危机，是我们自我同一的焦虑，因为我们投向这些陌生他者的客体化的眼光恰巧反射过来显示了我们自己的陌生。这些结构性的陌生人恰恰说明了“我们”自身的陌生。齐美尔用爱情作为例子说明了这种广泛的、自身的陌生性——在激情最盛的爱情中，我们总是恐惧一种最陌生的思考，“人们借助关系，只不过实现着一种普通人的命运，经历过一种存在过千百次的经历，如果不是偶然正巧遇上这个人，某一个其他的人对我们来说也会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齐美尔说，陌生感往往出现在“唯一性感觉开始消失的时刻” ⁵¹ ，现代生活中最普泛的、最庸常的时刻恰恰就是我们最陌生的时刻。

“ 我们是否比齐美尔更陌生？”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鲍曼指出，现代性对命名、分类、秩序的追求恰恰使得纠结（ ambivalence ）无可规避。 ⁵² 我们可以认为，对归类的困难不仅造成了鲍曼所言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大屠杀，也造成了一种内在的、彻底的陌生。 ⁵³ 鲍曼讨论的是齐美尔预言性的特质——他似乎早在世纪之交就寓言了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状况下的陌生人境况，但我们可以继续对比齐美尔所处的时代和当下。齐美尔 / 波德莱尔笔下的陌生人是一种发达资本主义下的漫游者，他们是最熟悉的怪异，是一种不在其位的人群，他们迷恋于柏林 / 巴黎的现代性风光，他们流动、变动不居、观察、拾荒、承受怪怖的眼光；跨过 20 世纪的革命、分裂、离散、去殖民、全球化和流离失所，最初的“新来者”已经开始“客死他乡”，而更多的人成为“继承失落的人”（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 ⁵⁴ 陌生人不仅仅是游牧的，还是定居的，这些兼有我者与他者，本地人与陌生人的人们更深入地内嵌到当下社会之中，庆幸、忧郁、坚韧而无处可归。

我们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或者说，我们如何与我们自身的陌生相处？ 在《我们自身的外人》中，朱莉娅 · 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指出，人们在遇到陌生人时感受到的陌生和怪怖（ Unheimlich ），恰恰是我们压抑的自身的陌生性。或许只有通过承认“我是他者”（ Je est un autre ），接受群体中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和纠结性（ ambivalence ），接纳一种我们自身的陌生性，我们才能跨越这些陌生和敌意。克里斯蒂娃在结尾处言：“一个矛盾的集体正酝酿而生，由陌生人们构成的集体。他们被他人所接纳，正式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陌生人……将其成员全部视为无法化约的个体——这些个体，时刻准备着彼此扶持，以面对自身的弱点。这种弱点又名我们身上彻底的陌生性。” 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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