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姚明能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吗？

文 | 叶克飞

2017年伊始，便有消息传出，国家体育总局做出重要批示，酝酿邀请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并兼任国家队主教练。该消息称，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按照中央精神推动体育制度改革，总局在篮球方面做出了十点重要批示，第二点就是“建议请姚明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原因是“他有优秀的篮球经历，曾在美国打球，更有开阔的视野”。

曾经雄霸亚洲，在世界篮坛也有相当竞争力，而且在职业化初期打下良好市场基础的中国篮球，近年来渐有向昔日中国足球靠拢的趋势。国际大赛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在亚洲赛场上也早已失去霸主地位，人才方面青黄不接，新人难堪大任。更可怕的是，作为根基的国内联赛已腐朽不堪，一方面人才流动如一潭死水，球员若想谋求转会，往往要自废武功停赛一年，以时间换取空间，方有希望。另一方面赛场上黑幕重重，黑哨偏哨昏哨已横行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有“没有赢二十分以上的纯实力，客场很难赢球”的怪象。

毫无疑问，中国篮球正在大幅倒退。但有些人将之归咎于职业化，显然是错了靶心。无论是中国足球还是中国篮球，其问题归根到底是职业化不够彻底，行政化阻碍了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项能够赢得广泛民众基础、实现巨大商业价值的运动项目或者运动联盟，根源都是商业化，NBA就是正面例子。商业化和行政管制则永远相悖，放开市场就意味着繁荣，过多管制就意味着僵化，关于这一点，到现在还不能自由转会、摘牌大会纯走过场的CBA当然是反面例子。

去年，我曾在一篇关于足球的文章中写道：“中国足球的落后，其根源在于半吊子的职业化，也就是行政指令仍然大于尊重市场的伪职业化。比如当年阎世铎搞的什么‘只升不降’、‘只降不升’，无疑破坏了联赛根基。至于很多人感慨的‘中国足球群众基础不足’、‘踢球的孩子太少’，难道不也是行政指令惹的祸吗？你让各省市把用在奥运会、全运会那些没人看项目上的钱分一点出来，能给我们的孩子建多少足球场？中国足球想要进步，唯一的道路就是紧跟国际潮流，走上真正的职业化。”中国篮球的情况也一样。

那么，罪魁祸首是口碑极糟糕的中国篮球掌门人信兰成吗？从个人好恶上来说，很多人都会得出肯定的答案。江湖上曾有一句名言：“谢天谢地谢亚龙，信神信鬼信兰成”。前者曾是中国足球掌门人，后锒铛入狱，后者近年来备受抨击，某门户网站更曾做过“信兰成的七宗罪”专题，将之视为中国篮球的罪人。

▲ 信兰成

但将一个巨大问题归咎于个人，往往并不准确。中国篮球之乱，信兰成难辞其咎，但他一系列的愚蠢昏招背后有着被动因素。换言之，他只是僵化体制手中的那根搅屎棍。作为一个体制内官员，他原本就不具备足够的篮球专业知识、体育市场化知识和开阔视野，同时，他又遵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官场原则，一切唯成绩论，只是过差的成绩和生硬的面孔放大了他的旧官僚气质和无能。

在这方面，当年的足协掌门闫世铎也可作为类比。在其执掌足协期间，烂招频出，为了国家队成绩屡屡破坏联赛根基，其个人爱打官腔的官僚气质同样令人诟病。但当时便有人提出，体制内与闫世铎面孔类似的官员数之不清，同样没有专业素养，同样爱打官腔，同样追求政绩，但也只有足协这样一个部门，才会暴露在举国民众眼皮底下，并被任意抨击。从这一点来说，无论足协还是篮协，都可算是聚光灯下的软柿子，出气筒。

当然，从成绩上来说，信兰成确实一无是处。中国篮球并非没有过职业化的曙光，在李元伟担任篮管中心主任的五年里，就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不仅联赛红红火火，中国男篮也稳居亚洲老大之位。但在北京奥运会后，信兰成接替退休的李元伟，再度成为中国篮球掌门人，一切又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 李元伟

要知道，这是信兰成第二次执掌中国篮球。1997年，他便已成为中国篮管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任主任，直至2003年调至北京奥组委。其间国家队成绩平平，并以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惨败而告终。早已在实际事务中证明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一岗位的信兰成，在时隔五年后又被安排在同样的岗位上，本身就是中国篮球行政官僚化的一个体现。他重新执掌篮协的消息传出时，舆论已是一片哀鸣，认为他的保守将使得中国篮球面临倒退。但在中国体育界的行政体制里，民意从来不是被考虑的因素。

相比篮球专业出身、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元伟，信兰成爱打官腔的生硬气质很难令球迷接受。何况，第二次出山的他，一上来就推出了“信八条”，对李元伟的战略全盘否定，强调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废除联赛南北分区，联赛周期缩减到四个多月，成为世界上篮球联赛的一朵“奇葩”，一年的休战期几乎是比赛期的两倍。也因为赛程缩减，联赛水平下降，联赛的口碑和经济收益一再下滑。至于国家队的成绩更是惨淡，2013年甚至输给中华台北，跌出亚洲四强。其后虽有宫鲁鸣的带队反弹，但改变仅限于“精神”而非技战术层面，仍与“专业化”相去甚远。

但对信兰成来说，这一选择实属必然。当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蔡振华就曾说过“中国篮球还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发展，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信兰成岂能不跟着领导走？

在中国官场上，像李元伟这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甚至不惜为了维护“真理”与上级发生摩擦，以致一度提出辞职（如女篮马赫事件）的官员，只能被视为不成熟不具备领导素质。相比之下，信兰成显然更能受到信任，即使民意恰恰相反。

但篮球领域毕竟与一般行政机构不同，它无法回避职业化，也无法在民众关注下隐藏。近年来，中国篮球屡屡发生“话语权之争”，一方是掌握了行政权力的篮协，另一方则是以俱乐部为代表、争取市场诉求的势力。作为中国篮球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早已转型为老板的姚明始终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在这一系列争斗中，篮协的僵化和拙劣无从隐藏，但有体制作为依附，总能立于不败之地。

举个例子，CBA公司成立前的谈判过程中，姚明曾代表中职联18家俱乐部要求作为单一股东入股CBA公司，篮协却以“必须征得另两家俱乐部（浙江队和山西队）同意”为由驳回。按照篮协的说法，“中职联的这种做法，剥夺了每家俱乐部作为独立股东在CBA公司发表意见和主张的权利”。但不尊重个体选择，难道不是篮协的习惯吗？当年的王治郅，今年的联赛指定用鞋事件，哪个尊重了个体的权利？但事关篮协自身利益时，它便拿个体权利出来当武器。

尽管CBA公司已经成立，但在谈判过程中，篮协对于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随意曲解、切割，都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种通过行政权力和解释权固守自身利益的行为，在许多领域都很常见，无疑是改革的巨大阻碍，类似行径在未来也不可能马上消失。

关于姚明将出任篮协主席的消息，真伪暂时不明，而且即使为真，因为涉及体制问题，实操阶段也需解决大量具体问题，但这样的声音其实并非首次出现，在门户网站上随便打开一篇有关中国篮球暗面的新闻，在评论区里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声音，呼吁篮协官僚走开，提倡市场化和专业化（专业化人才的代表当然是姚明）。行政层面的酝酿也早有端倪，“管办分离”从2015年起就一直在推行之中，2016年11月，CBA公司正式成立，姚明当选副董事长。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的协会制改革办法，中国篮协等协会都要按照社团组织法人程序来完成，原总局人员将不能再任职，这也使得姚明成为中国篮协主席存在了可能性。

但姚明就能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吗？答案显然是“不能”。且不说姚明个人的想法和能力，中国篮球错综复杂的大环境就已经断绝了“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可能性。姚明如果上任，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大赛成绩、联赛困局，还有各种人际关系和行政阻碍，更重要的还有行政体制下的利益切分，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导致所谓改革的停滞。纸上写得再好，执行起来都会变味，这样的“改革”我们见得还少吗？“拒绝外行管理内行”的呼吁又在几个领域落在了实处？

何况，即使“管办分离”真的实现，“管”字也依然存在，它意味着行政指令依然没有离开。以往，篮管中心和篮协一直是两块招牌一套班子，责权不明晰，这也是推行“管办分离”的动因。但按照目前可以查到的中国篮球改革的整体规划，未来管理机构将会由三个主要的部分构成，分别是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中心（篮管中心）、中国篮球协会（篮协）、CBA联赛公司（联赛公司），三者则有不同的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他能掌控的范围和改变的东西都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他压根不可能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去触碰中国篮球僵化体制的根基。

▲ 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简称CBA公司）正式成立新闻发布会暨公司揭牌仪式

如果以姚明的声望、身份都无法触碰这些问题，其他人更加无法做到，甚至只能成为僵化体制的依附乃至帮凶。仅举一例：目前中国篮球人才流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体育局固守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全运会这一毒瘤），将球员视为自己的附庸，以球员人事关系为要挟，阻碍自由流动。这个问题的背后推手恰恰也是信兰成，他在上任后引导了地方体育局的“复辟”，辽宁篮球甚至曾有放弃联赛主攻全运的笑话出现。近年来，虽有一些球员选择抗争，甚至不惜以“自废武功一年”的方式寻求转会，但对于大多数吃青春饭的球员来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无论是人事编制还是福利待遇，都需倚仗地方体育局，抗争也许只是内心挣扎的一部分，很难落到实处。即使竖起姚明这杆大旗。即使国家体育总局有放权之举，呼应者也得三思而后行，甚至选择与旧体制妥协。

至于人们最关心的市场化改革，尽管有“彻底化”的诉求，但这种诉求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限制，即使在最为宽松的体育领域也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姚明不可能成为救世主，而搅屎棍却可能长期存在。

【注】本文题图为2016年07月27日，姚明出席2016职业篮球产业资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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