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终于等到了一位年纪比我小的获奖者，葛亮的作品从《朱雀》到《北鸢》，可以说是好评如潮。
葛亮：谢谢兄长的鼓励。
杨早：我作为一名近代史的研究者，其实我特别想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我曾经说过，我觉得历史像风干的“腊肉”，作为一个不管非虚构或虚构的作者需要膨胀开来，用各种各样的碎片，包括用想象力去编织，把它变成看上去至少是鲜活的一块美食。如何想象民国，您有什么经验分享？
葛亮：非常感谢华文好书将这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颁给我这样的年轻人，它不仅仅是颁给我个人的，这本书实现了我跟我的祖父辈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与我祖父那个时代非常好的交接。
刚才杨早兄的问题，也是我这七年之间一直在处理的一个问题。这部小说的作品最早是脱胎于一个非虚构的理念，也是缘于我祖父的一本艺术史著作。我在一些文章里面曾写过，这中间是有一段机缘的，当我祖父完成了那部作品之后，实际上经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版，其间他为了几个老友的书籍出版，不遗余力地奔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机缘对于我写作是一种激发，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在前几年，我需要考虑怎么以我的文字去呈现那个时代，从完全的意义上呈现“风干”的史料性，或者从完全客观的角度去梳理深入到时代的机理，把它进行凝聚、呈现出来，还是以我自己的文学想象对它进行一种扩张性的再创作，实际上这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事情。
这本书写到第三年的时候涉及写作过程中的变故，比如我祖父同辈老友的一些情况对我内心的击打很大。由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也是构成这部小说写作在整个人物设置上非常重要的节点，就是我外公的形象。他的出现构成了这部小说后来真正成型之后的主调，就是来自于民间，我也是基于“民间”这个立足点来对史料进行扩张。早期时，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勾勒是比较单一、单向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它们是被放置在相对而言比较纯净的语境里面进行建设的。一旦放到民间位置之后，它可以供梳理的空间会扩大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最终选择了小说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小说里我的外公由于是商人、资本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他没有像我祖父一样介入那个时代，更多的是作为时代的旁观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他阅尽了世事，我也是借外公的眼睛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梳理和表达。
杨早：陈思和教授在序言里面谈道，这部作品是对家族小说的致敬，好像又在抽离家族小说必有的血缘性。我们知道民国社会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家国结构面临崩溃的时代，您怎么看家族对近代以来一直到当下的意义所在？
葛亮：其实家族于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之前我在真正进入这个小说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我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忐忑的感受。毕竟是我和那个时代的在场者，不仅是与父辈之间的对话，甚至是我和祖辈之间隔代的对话。这一点对我而言有很大的挑战，就家族这个概念而言，我在写作时更多的是放下。如果你把自己完全放在家族的重塑者的位置上，会代入过多主观的感情，甚至以后你会对所谓的细节和其中部分重要角色的人生轨迹进行美化，其实这个是免不了的事情，这也是情感难以把握的部分。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我的家族中祖辈本身的原型和身份的勾勒，我更多地是希望作为一个书写者，站在抽离的位置去对家族整个概况进行梳理。这一点跟家里的老辈也交流过，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引。我可以作为一个当下年轻的在场者，但同时也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进入对这个小说整体的勾勒。
杨早：像我这个年龄，实际上我们已经隔代了，我们父辈至少是民国人经历过这个东西。我们大部分是完全要靠很多间接经验来想象民国的风采，当然这方面你做得很好。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致敬的名单，也就是五个书写者，对你这本书的影响非常重要。不管是民国的书写者，还是后来的书写者，他们的作品帮助你去接近和理解民国。
葛亮：如果真的要提五个名字，其中包括胡适先生，也包括我的祖父葛康俞先生。沈从文先生也很重要，他构建了我理解那个时代的轮廓，特别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相互砥砺又互相成全的关系。另外两位，我想应该是林纾先生和王世襄先生，王世襄不仅仅是我祖辈的一位挚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世界观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的去世时间并不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交接于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桥梁。
杨早：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