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解放前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引起我们联想的大多是人民多灾多难的情景。但是，在教育史上，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一时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校长（也可说是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等，这些前辈以其卓绝的教育思想，果敢的改革措施，为中国曾经的教育辉煌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世易时移，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再也出现不了那样的教育大家。当然，并不是中国无教育家，无好校长，而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早把他们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尽管缺乏产生好校长的土壤，尽管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难以与前贤比肩，然而，敢于冲破重重禁区，大胆进行教育改革，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学校长，虽属凤毛麟角，总还是有的，他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当年中国最年轻的一个大学校长。
任何教育大家，尤其是大学校长，要在教育上出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个人魅力的。而新中国的不少大学校长，没当大学校长前，说不定还有些个人魅力，等到一当了大学校长，马上就换成了一发付令人可憎的官僚嘴脸——高高在上，深居简出，惟我独尊，巧言令色，这些人都把校长当成了“官”做，一成了官，他们的教育生命从此就死亡了。而刘道玉却不是这样，他没有校长的官架子，和学生们打得火热。他与学生之间没有代沟，学生不仅把他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他当作他们的朋友。一些学生，从来不称呼他的职衔，而是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这个大学校长除了经常参加学生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学生们写来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
也许在一些大学校长看来，刘道玉的做法太有失校长的尊严了，怎么能把自己混同于一班学生中间呢！但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思想却正是从混同于学生中间才产生的，这正是其个人魅力所在。在和学生们的沟通中，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于是他萌发了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现时的大学里实行也不容易，何况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统得过死的教育体制下，这更是一个禁区，那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刘道玉首先闯了这个红灯，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多么可敬的大学校长啊！这才是真正“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转学制度一推出，特别是经报纸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他们把这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还有北大、清华、中科大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当然这更难，在当时形势下，已非刘校长力所能及了。我想，当年受惠于刘校长这一改革措施的武汉大学学生，在他们心中肯定会存一份永远的感动。而其中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则更应当如此。尽管他后来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又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但是，如果没有刘校长当时的不拘常例，慧眼识才，王小村只不过是一个上过大学的庸人而已，说不定会落魄潦倒。
王小村是一个怪才，怪得有点离谱，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于是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经过生物学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刘校长同意他转入生物系。但是，怪才又“怪”出花样甚至闹出了笑话。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以致到了毕业时，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而怪才对学校的规定并不服气，又使出了怪招，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去找刘校长。他问道：“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说来，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