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素有“中东安全绿洲”之称的伊朗遭遇恐怖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武装分子在伊朗议会大厦、霍梅尼陵墓两处极具政治、宗教意义的地点发动大规模袭击。彼时正值以沙特为首的多国相继宣布与海湾国家卡塔尔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之际，而此次断交风波的背后，卡塔尔历来与伊朗的亲近不容忽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首次出访，在沙特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上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表演讲，号召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孤立”伊朗。这无疑将伊朗切实地推到了美国及其逊尼派盟国的对立面。而刚刚在大选中成功连任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则手握《伊核全面协议》，试图在第二任期内为伊朗的政治、经济、外交带来更多起色。
当下，伊朗面临着怎样的内外环境？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伊斯兰因素又将如何影响着伊朗外交？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7家研究机构6月10日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上海中东学论坛——“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关系”研讨会上，多名专家对伊朗当下的局势与困境阐述了各自观点。
专家简介（以姓氏拼音顺序排名）：
程彤：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教授；
冯璐璐：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韩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伊朗经济面临种种挑战
程彤：鲁哈尼再度赢得大选后，其外交政策受关注的同时，如何解决伊朗经济问题也非常重要。经济问题的解决，意味着鲁哈尼之后的改革派在伊朗政治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预示着伊朗未来的走向。
当前，伊朗正面临多重问题：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其发展，必须全面改革；大学生失业问题严峻，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过山车”式的经济及其对石油收入的严重依赖；政府现存大量不良贷款，承担着90%融资任务的银行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到某些经济领域的整体；庞大的地下经济痼疾，与走私作斗争；大量宗教资产导致税收流失；通货膨胀与居高不下的政府债务；养老金的入不敷出；住房减少，房地产行业难以带动经济振兴；农业及水资源面临挑战；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改造等问题严峻。
如今，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与外资管理将成为今年伊朗政府的工作重点，长期依赖石油美元的伊朗经济运转非常笨拙，难以实现快速经济转型，也无法为非政府部门带来便利，其私有化政策将受到考验。同时，国际能源市场走势也是伊朗作为产油国必须重视的问题，近来波斯湾地区的潜在冲突或将对国际市场产生波动。
改革阻力来自利益集团
韩建伟：在第一任期内经济、外交领域的成绩是鲁哈尼连任的主要因素，而其第二任期内深层改革的紧迫性上升。与第一任期“解除制裁”的目标相比，其第二任期的工作必须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能否在4年后把政府交给温和的改革派继续执政，他这一任期的政绩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时期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肯定会更加激烈。
鲁哈尼的第二任期内，西方解除对伊朗制裁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效应正在减弱，这效应包括贸易正常化、石油产量上升、民心稳定、通胀率下降、汇率走向稳定等。而伊朗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如非石油出口增长不明显，民众期待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现实往往低于预期等。因此，鲁哈尼要解决非常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石油产量（这需要引进外资和技术）、如何发展非石油产业、如何提高民生水平。
从内部因素而言，改革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强硬保守派，双方的矛盾将在鲁哈尼第二任期内进一步激化。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例，他们在经济领域的触角在内贾德时期得到了非常大的扩张，其下属企业大肆向能源、金融、电信、大型工程等领域扩张，并且排斥引进外资，大力阻碍了私有化进程。此外，革命卫队赢得了最高领袖的支持，所以鲁哈尼政府要去撼动利益集团将是个艰巨的任务。
霍梅尼的遗产与伊朗外交
刘中民：理论层面上，由于国际关系体系的世俗本质，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经历了一个从被放逐到回归的一个过程。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国际体系，基本都是排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宗教的全球性复兴，宗教也不可避免的介入到国际关系、国家外交活动中来。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是基于霍梅尼留下的历史遗产进行的。当今，伊朗输出革命的调门在明显下降，但是又没有完全放弃，这就是霍梅尼留下的历史遗产。霍梅尼将美、苏看作世界的巨大压迫者，把发展中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看作被压迫者，基于这样一个逻辑，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所谓的“伊斯兰政治秩序”，所以他才提出了输出革命。但伊朗的输出革命使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外交遇到了诸多问题，然而伊朗也无法抛弃霍梅尼留下的思想遗产。因此，从几个层面中，仍能看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在世界范围内仍支持着一些伊斯兰组织，如哈马斯、真主党等；充分利用伊斯兰教的宗教纽带，在中亚扩展其地缘政治空间；以什叶派这个宗教抓手来影响伊拉克的战后重建等。
美伊关系横亘在中伊之间
冯璐璐：伊朗核协议签署以后，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标志着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一个胜利，是国际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问题的成功尝试。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从另一角度看，伊核协议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协议本身。
当下，伊朗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各自所处地区都较有影响力。此外，在西方舆论的渲染中，如“伊朗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等，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打压、抵制甚至是干预两国内部事务的一个依据。鉴于这样一种共性，中、伊两国在某种程度上惺惺相惜。
因此，两国很大程度上都有加强战略合作的愿望。有些专家指出，伊朗将是“一带一路”国家中最能出彩的国家，是重要的节点国。但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很乐观的。有经济学家对西亚国家的政治、经济风险进行预测，结果是伊朗的风险是最高的。
近期来看，美伊关系也是横亘在中伊关系间的很大障碍。从“旅行禁令”，到（特朗普）对核协议的责难，美伊关系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因素，加之伊朗所在地区的阵营意识、站队意识，如卡塔尔风波等。此外，伊朗国内的安全局势、恐袭事件也需引起足够的警示。
美国对伊战略制定中
潜旭明：在美国看来，伊朗的野心已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盟国的利益，认为伊朗通过资助黎巴嫩、巴勒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控制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部署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也门胡塞武装提供了导弹和其他武器等途径，已经建立了一条有影响的“什叶走廊”。
如今，美国正在制定一个针对伊朗的全面的、综合的、可持续的战略，主要包括六点：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为美国及其盟友获得至关重要的时间来实行该战略；支持伊拉克阿巴迪政府打败“伊斯兰国”组织，重新控制摩苏尔及伊拉克逊尼派地区，平衡伊朗对伊拉克政府的影响；促进也门问题的政治解决，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大部分军力投入也门冲突，使得美国中东盟友的力量受到牵制、分散，而伊朗对也门的支持则是非常低成本的；减少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在区域安全框架内，协调美国地区盟友的能力；与伊朗进行谈判，在美国看来，谈判不是让步与示弱，美国及其盟友愿意建立建设性、规范性的关系，承认伊朗作为地区性的大国地位。
如今，美国正在两手抓，一手软一手硬，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