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铁道》：穿越美国的黑暗年代丨去年美国最火的一本文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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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美国最火的一本文学书，一定要算《地下铁道》了。当年8月，媒体女皇奥普拉将其“钦点”为自己新一期读书俱乐部书目后，它就备受关注，出版商甚至将其原定的上市日期提前了一个月，起印就是20万。

评论界常不买奥普拉的账，这次却是例外。该书好评不断，一举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奖，半年来风光无二。近日，这本书在中国面世。

《地下铁道》大热，与它的题材当然有关系。小说讲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一位女奴试图从蓄奴的南部佐治亚州逃往北部自由州的故事。奴隶制、种族矛盾、社会不公是这本书集中探讨的议题。

在近两年美国黑白冲突愈加严重、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行在左中右阵营引起普遍愤怒的背景下，主流文化界关注这本翻回美国奴隶制“黑历史”、反思美国立国之本的小说，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巧合的是，这本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时，特朗普刚好当选一周。笔者当天正好在颁奖现场，听到会场里对特朗普当选一片哀声。这本书的获奖，多少带上了一点文人群体的抗议意味。

当然，如果仅凭题材讨巧而创制不佳，这本书恐怕不会受到这么大关注。“科尔森·怀特黑德”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这位黑人小说家在美国文坛享誉已久。他有不凡的幽默感、文体意识和思想力，写作风格多变，颇受评论界好评。

今年48岁的怀特黑德1969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大牌杂志《村声》当过记者，可谓履历辉煌的精英人士。

1999年，他出版了小说《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这本融悬疑、侦探和社会小说元素于一炉的处女作进入了笔会/海明威奖的决选名单，怀特黑德还因此获得有“天才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奖金，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他的第二部长篇《约翰·亨利日》（John Henry Days）写的是19世纪一个传奇黑人铁道英雄的故事，小说进入了普利策奖决选名单。

此后，怀特黑德又写了四部风格各异的作品：描摹纽约城市性格的抒情之作《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2003)、讽刺商业社会的《艾佩克斯止痛贴》（Apex Hides the Hurt，2006)、怀念童年生活的《萨格港》（Sag Harbor，2009)、僵尸末日故事《第一区》（Zone One, 2011)。他屡屡因此入围重要文学奖，却总是与奖项失之交臂，直到去年的《地下铁道》。此后，他渐为大众所知。

和怀特黑德之前的一些作品一样，“地下铁道”有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设定。了解美国历史的读者会知道，“地下铁道”背后负载着厚重的历史：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存在帮助黑奴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的一系列地方网络，凭借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共同行动而运行。它只是一个比喻，但在怀特黑德的小说中，“地下铁道”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铁路系统：有隧道，位于隐秘入口的地下车站、蒸汽机车，当然也少不了大义凛然的列车员。小说的主人公科拉就通过搭乘地下铁道的列车向北逃亡。

这样的设定是小说的关键。它给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其他逃奴文学的叙事框架，也因为其魔幻前提，为作者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自由。自卡夫卡、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之后，我们知道，小说家们既有让人物变成甲虫或坐着床单飞起来的自由，亦有随意创建魔法城市的自由，只要他们在叙事中创造了一个自洽的、让我们足够信服的世界。

《地下铁道》的主人公科拉是一位年仅16岁的黑人少女。逃亡前，她生活在佐治亚州的一个棉花庄园，她的祖母、母亲都曾经生活在这里。在描写科拉的故事前，作者以某种全景化的手法描写了庄园上的生活。现庄园主特伦斯·兰德尔是一个犹如撒旦化身的阴郁白人，喜怒无常，心肠毒辣，以在黑奴中制造恐怖为乐，动用私刑、强暴女性如家常便饭。

在一个权力和等级结构中，统治者会在被统治者中发展副手为其服务，也借此被统治者内部制造分裂、设立等级，在庄园上，这些接近权力的人是监工、打手、告密者。科拉恰恰是兰德尔庄园里等级最低下的一类人，她因母亲的逃跑成了孤儿，搬进了一个叫“伶仃屋”的地方，与庄园的最弱者为伍。在伶仃屋，不仅要受到白人老爷的奴役，也要受到黑奴强者的欺辱，性格刚硬、嫉恶如仇的科拉势所必然地踏上了逃亡的道路——就像她怨恨却终要效仿的母亲。

小说对庄园生活的描写相当生动可信。作者自陈，写作前，曾认真读过作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作品（两人均是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也仔细研读过1930年代联邦作家计划对黑人逃奴的大量采访档案，从中发现了大量逃奴的故事，对庄园生活的日常与人际互动有了感性了解。

不过，研究终究只能为写作打下基础，小说在这部分叙事的成功与有效，应归功于怀特黑德的语言天分——虽描摹残暴，他的语言却是古朴、节制而有抒情性的。就像《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指出的那样，怀特黑德找到了一种“富有弹性的语言”“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的寓言性，融合了朴实与诗意，正是这种语言让他以粗粝、震撼的力量传达了奴隶制的历史恐怖”。

小说的主体是科拉逃亡的历程。不过，这部野心勃勃的小说要讲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女奴逃亡的故事，它要讲的是奴隶制，尤其是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奴隶制即将瓦解的历史时刻，各种势力与声音纠结不清的历史缠斗。要去理解奴隶制及其瓦解，就不能不去理解这些缠斗：一边是废奴主义者的义正言辞与大义凛然，一边是蓄奴者关于种族对立和黑人大规模复仇的恐慌散布；一边是《独立宣言》对平等精神的宣扬，一边是《逃奴法案》要求将逃奴归还奴隶主的制度反拨。小说不仅追随科拉一次次穿州过境的危险逃亡，也安排她见证了在围绕奴隶制的争吵与斗争中的不同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政治相对独立，对奴隶制的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怀特黑德充分动用了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科拉几乎每到一州就会遭遇一种针对黑人问题的另类解决方案，它们有些是现实存在过的，有些是寄托了怀特黑德历史思考的想象。比如说，在南卡罗来纳，有人表面上帮助黑人获得自由，实际上却秘密对他们展开梅毒实验（此事有20世纪30年代的塔斯吉基实验为现实基础）；在北卡罗来纳，是一种近乎种族清洗的暴民政治；印第安纳是一个黑白和平混居的乌托邦，但乌托邦无法避免幻灭的命运；田纳西则更像一种道义上和叙事学上的矫正与代偿，那里是近乎《圣经》中的地狱图景，土地被大火烧荒，村镇里黄热病泛滥，仿佛末日审判来临。

在另一方面，怀特黑德知道，要讲述群体，就不能不讲述个体。因此，小说还安排科拉在逃亡途中遇到众多背景迥异的人物，听到在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不同人声。其中有子承父业的白人废奴主义者，有偷挖黑人尸体做研究的年轻医生，有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般以演说激励人心的逃奴，有被救却选择追随赏金猎手的黑人男孩。他们在科拉逃亡的故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本人的故事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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