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的一个重要历史标签。
他尊崇儒学的核心动机有三：
（1）借助儒学，将体制外知识分子纳入统治集团。
拜刘邦“白马之盟”的后遗症所赐，从中央到地方，西汉帝国各级政府遍布“官二代”、“官三代”。
汉哀帝时代的京兆尹王嘉，曾回顾汉文帝时代官员的任用问题：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
（《汉书·王嘉传》）
大意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最后，管仓库的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很常见。
光武帝时代的儒生朱浮，也有类似的批评：
“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
（《后汉书·朱浮传》）
大意是：西汉初年，官吏长期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将众多体制外知识分子排斥在了统治集团之外。
这些体制外知识分子，遂摇身成为“游士（侠）”，纵横捭阖于汉代各诸侯王和公卿大臣们中间。他们的流动性和煽动性，给帝国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汉武帝尊崇儒学，下诏征求贤良方正，既是针对“官二代”霸占官僚体系，也是为了消除久盛不衰的“游侠（士）之风”。
（2）借助儒学，打击外戚，巩固皇权。
这方面的典型动作，是汉武帝听从儒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决定在长安建设明堂。
明堂是周天子接见诸侯朝拜之地。修建明堂，显然有针对诸侯王势力的用意。
此外，就朝廷礼制而言，黄老师法殷礼，儒家师法周礼；殷礼重视母权舅权；周礼重视父权。明堂是典型的周礼。修筑明堂，相当于儒家之礼压倒了黄老之礼，映射到现实政治，相当于标志着“汉武帝说了算”取代了“窦太后说了算”。
所以，与明堂事件的发生大略同期，汉武帝所支持的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赵绾，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提请窦太后不要再干预朝政，结果是窦太后强势反击，赵绾等人下狱自杀。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如武帝之母王太后所言：
“汝（指刘彻）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
也就是说，汉武帝尊儒，并不表示他信奉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斗工具。
（3）给汉帝国寻找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
窦太后在公元前135年去世，刘彻告别蛰伏，起而全面掌控朝廷大权。如何为汉帝国寻找到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他亟需解决的一个政治命题。
这是西汉之前历代皇帝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在刘邦时代，汉帝国的合法性，来源于推翻暴秦、消灭项羽的战功。其统治基础源自一场规模浩大的“按功分赃”——刘邦的登基称帝诏书，说得很明白，功最大者为帝，次者为王为侯，最末梢的战士，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
这个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了西汉帝国的早期的统治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代，军功受益阶层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皇权消磨殆尽，为汉帝国寻找新的统治基础，成了刘彻亟需解决的问题。
图：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汉武帝像
公元前134年，年过四十的董仲舒，赶上了历史进程。
他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写了一篇名叫《天人三策》的政论文，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合法性。
大意是：谁获得天下，存在着“天命”。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政府；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政府。
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路线，也就是要黄老还是要儒学。
董仲舒立场鲜明地支持儒学。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打通体制外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渠道。
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体制——（1）郎选，皇帝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干们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3）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这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贤也！”，他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长安，由长安量才授官。
总结起来，董仲舒一共提出了五条实质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尤其是诸侯）；
（2）建立太学培养官僚，从民间选贤良，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开辟进入仕途的通道；
（3）以天人之说来重塑汉帝国的合法性。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前两条，汉武帝早就在做。第四条，打击兼并土地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变军功阶层为官僚系统——直接相关。第三条和第五条，汉武帝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的内容，比如董仲舒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天降灾异即意味着现实政治违背民意，出了问题），这是汉武帝拒绝接受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汉武帝重用，也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关。当汉高祖庙发生火灾时，董仲舒在文稿中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取了董的文稿，汉武帝阅后大怒，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扔进了监狱。
“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
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天既会降祥瑞，也会降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不可避免被下放到了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论汉武帝如何有选择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它看起来都很像是一场“政治交易”——汉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则拥有了“合法”批评时政的手段（灾异）。
图：董仲舒像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不是儒学的拥趸。一方面，他建设太学、明堂，征召贤良方正；另一方面，维系朝政运作的，始终是刑名法术。他在意识形态领域操弄儒学，主要是为了通过儒学来证成一个命题：刘家人得天下，是因为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刘家人拥有天命、得民心的直接证据，是天降祥瑞。
这种玩法，是存在后遗症的。
围绕着“君权天授”，开启了新的政治游戏。自此往后，由汉武至王莽，在帝国是否仍旧合法这个问题上，皇权与知识分子将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长期的政治高压随之消失，随后就出现了知识分子请求皇帝禅位的呼声。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突然立起来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一棵枯卧多年的老柳树也忽然活过来发出新芽。符节令睦弘是董仲舒的学生，他跑去跟昭帝说：
“石头与柳树，都是草民的象征。泰山则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该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把帝位禅让给他，然后像殷、周的后代一样，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汉书．睦弘传》）
睦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后人。
朝廷以“妖言惑众”之罪，诛杀了睦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
汉宣帝时代，崇刑法而轻儒学，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
“如今圣道陵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不能强行占据帝位。”
（《汉书．盖宽饶传》）
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是警告与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年间，有名为甘忠可者，创作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
“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这是在公然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史载，甘忠可当时拥有很多信徒，有在野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本人被皇权打击，入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信徒们不断增补扩充，到汉顺帝时，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青领书》
（东汉末年的“黄巾”，也与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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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今存《太平经》截图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这样对汉成帝说过：
“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丛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恶政依旧，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
（《汉书．谷永传》）
尽管皇权不遗余力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自己也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乃至默认刘家人的“天命”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
汉哀帝就是那个一度彻底丧失了“天命自信”的人。
公元前7年，19岁的汉哀帝刘欣继承帝位。他留在史书中最显眼的标签是“断袖之癖”，但他其实也是一位颇具野心的青年，汉帝国的长期衰败，让他非常焦虑。
公元前6年夏，一个叫做夏贺良的人跑来告诉汉哀帝：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要想继续做皇帝，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夏贺良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还警告哀帝：
“以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