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
[美] 关宜馨 著 毛超予 安孟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
有太多声音在告诉妈妈该怎么做，
个体持续与不确定性作斗争
界面文化：母亲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讨论对象，书中所写的养育付出或许可以被视作今天热议的“鸡娃”现象的先声，究竟什么才是好妈妈？你指出，母职本身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各种公共话语使女性主动去扮演好妈妈的角色。
关宜馨：
有太多声音在告诉妈妈们该怎么做，我做了很多工作，去阅读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布的通知、建议以及各种类型的政策文件，此外也包括育儿专家的建议，同辈群体的流行观点，像是孟母三迁这样的历史典故，我发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这些大众话语都在制造一种迷思，即你的成功是个体积极努力的结果，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外部因素在塑造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社会阶层的区隔塑造了个体的观念和行动，简单来说就是“不知，却始终为之”，母亲被认为行动于一种“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之下，这进一步掩盖了生育的压迫性环境。但我想指出的是，我所研究的这代家长，她们反而比我们认为的更加了解自己的社会处境，这是一种很不同的形象。
界面文化：这种社会处境是什么？个体是如何应对的？
关宜馨：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你要努力为孩子创造各种条件，比如饮食起居、经济支持和学习资源，在竞争体制下时刻保持警惕，但同时也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开放地沟通，保护他们的快乐和纯真。个体时常会陷入矛盾，比如我在开篇写到陈佳玲的故事，她给女儿报了密集的课外班，但女儿最终因“压力太大”进入精神科治疗，她开始重新思考尊重孩子意见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努力是徒劳的，在我研究的这代家长中，这种状况很普遍，现在或许更严重，这是当代育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得不与现实作斗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但她们仍然会去做，我在书中将这概括为一种努力的伦理（ethics of trying）：努力不只是手段，也是结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掌控的世界，你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我读到过一则评论，那位读者应该就是我所写的那代青少年，如今长大成人，她说，她们这代人总是认为自己处在不确定性中，而父母完全不理解她们正在经历什么，读完这本书她意识到，父母这代人同样在与不确定性作斗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都是如此，我认为它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人类境况。人们会批判说，母亲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身份，她们承受着如此多的负担和责任，但在我的报道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更普遍的愿望：想要体面地生活，而这意味着要尽力为你所关心的人做正确的事，换言之，“对得起孩子”。它不是关于确切的成功，只是关于尽你的全力，这是每个人都在试图去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她们雄心勃勃又负担沉重，付出大量情感劳动。相比于流行话语中情绪化、喜怒无常的母亲形象，你认为这本书呈现了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关宜馨：
我希望读者在看到那些社会性力量的同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作为母亲的女性。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告诉我们，情感既是一种反应方式，也是一种感知方式，在我看来，这些脆弱情绪并不是负面的、消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对育儿职责的性别化，我在书中有写到一些反转的情境：母亲十分严厉，像是个任务主管，逼着孩子完成各项作业，而父亲则扮演了富有同情心的角色，陪孩子玩耍。这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能够去放松，另一个人则要担起责任，经历焦虑。新冠期间，有讨论指出女性学者的工作效率要远低于男性同行，因为当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最后总是母亲要去关照生活中的那些微小琐事，即使她已经受过足够的高等教育，这是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讲的双重负担，它仍然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