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梅，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丈夫名叫郑瑞，是修建青藏线的爆破工。
刚结婚两个月的时候，郑瑞为了赶工期，没和我商量就买了从家去西宁的火车票。
他走后不久，我就查出怀孕，后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我给两个宝宝取了小名，叫大勇和小花。
产房里，其他产妇的丈夫都守在身边驱寒问暖，只有我是一个人。由于双方父母都在老家，我月子里全是关系好的同事轮流照顾。
每到晚上，看到两个孩子娇嫩的脸蛋儿，我都会忍不住偷偷抹泪。好在两个孩子听话，不哭不闹，让我很省心。
偶尔郑瑞会给我打电话，问问孩子和我的情况，只是说不了几句话就不得不挂断。我也想问他怎么就这么忙，但一直没问出口。
孩子百岁照，是大勇和小花的一张合影。
我给郑瑞寄过去，他在电话里说：“阿梅，辛苦你了。今年我一定回家好好陪你和孩子，我那些同事，看见咱家的龙凤双胞胎，都说我有福气，姑娘儿子一下子都有了。”
有次，郑瑞打电话到我学校。由于办公室里老师多，不好说体己话，我只能把眼泪生生咽回去，说的都是“你不用担心孩子”、“在那边注意身体”，直到最后挂电话的时候，他才小声说了一句：
“阿梅，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你，真想你和孩子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下个月就要回去了。”
我一听，心里别提多高兴，仿佛已经看到郑瑞抱着大勇小花亲小脸，我们吃团圆饭的情景。
1983年夏天，我正在班上组织做扫除。
办公室的王老师兴奋地在教室门口喊我：
“冯老师快点，你爱人的电话。
”
一听是郑瑞的电话，我小跑着去接。
按下内心的激动，我拿起电话，不等他开口，就高兴地直接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车票买了吗？我有时间带着大勇和小花去接你。”
电话那边传来的却不是郑瑞的声音：“是郑瑞的爱人吗？我是他的领导，你赶紧买车票过来一趟，我们爆破的时候出了个事故，郑瑞现在人在医院抢救，想见见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最后一句话反复在脑子里回响。
我买了当晚到西宁的火车票，拿着车票骑车回家的路上，腿都是软的，手也在不停地发抖。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老天爷，你们要保佑郑瑞平安无事，他不能有事儿，我和孩子们还等他回家呢。”
把两个孩子接回家，我整个人还是懵的，脑子里好像有两个声音不停地对着我说话，乱极了。
一个声音说，人要死了，才让你去。另一个说，没那么严重，你们还那么年轻。
回到家，我紧紧搂着两个孩子，握着孩子的小手，声音都有些发颤。
“大勇，小花，我们去见爸爸好不好？”
他们眨巴着眼睛，对着我笑，大勇张大手臂让我抱。不知道是不是男孩子的原因，他总是很饿，吃奶的时间也比小花要长很多。
我抱起大勇和小花，给两个孩子轮流喂奶，脑子里播放的全是我和郑瑞从第一次相亲到结婚的场景。
我和郑瑞的介绍人是我们学校的赵老师，见面那天是在赵老师家，我和郑瑞一对视都愣住了，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郑瑞和我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业以后没了联系。再一次遇到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结束后，我想和他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郑瑞却真诚地和我说：
“这次相亲是师娘的好意，我没想到会是你。但其实我来的时候都想好了，我的工作太危险，没打算结婚。别让人家姑娘嫁给我，没过几年再守寡，你说是不是？咱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我愣了一下，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郑瑞坦诚地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爆破，修路的人都知道爆破工作十分危险，爆破工也被称为“开路先锋”。
在他的讲述里，我了解到“高原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苏联专家考察过青藏高原后曾断言，说要让铁路横穿昆仑和唐古拉山, 那是世界上最牛的工程师和专家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一说起工作，郑瑞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脸的兴奋和幸福，整个人像笼罩在某种光环里。
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一个月，领完结婚证，请朋友们简单吃了顿饭。看着墙上贴的喜字，我突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结婚没多久，郑瑞要回西宁。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爆破工”的工作到底有多危险。
他走后的第二个月，我总感觉胃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才得知我已经怀孕了。
等郑瑞来电话，我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很高兴，但很快又沉默了，我俩在电话里一分钟都没说话，最后他好像下定了决心，开始劝说我：
“阿梅，你一个人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我又不能回去帮你……要不咱们先不要孩子，等以后……”
我知道郑瑞是为我好，可我觉
得，既然当初选择和他结婚，就应该共同面对未来生活的困难。
为此，我回娘家寻求过帮助，但我家重男轻女，加上我妈还得照顾我哥嫂的孩子，也没办法分身。
嫂子似乎有点过意不去，追出来说：“那个郑瑞，和他父母关系都断了，他那个工作说白了就是玩命，说死就死。
他爸又是花钱又是找人，给他找了个银行的工作，可郑瑞就是不回来。说青藏线更需要他，敢情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你呀，趁早为自己多考虑下。”
郑瑞没见过两个孩子，我下定决心要带着两个一岁的孩子去见他最后一面。
我找了一个小竹筐，里面铺上小被子，把大勇放进去背在身后，一只手抱着小花，一只手拎包，包里带的东西，也都是孩子用的上的奶粉奶瓶。
晚上十点，我抵达火车站，两个孩子早已睡着。哪怕是在竹筐里，大勇也还是睡得很香。
大勇比妹妹早出生2分钟
，身体却比小花强壮很多，我开始纠结到底要把谁放进背着的小筐里。
火车马上就要开始检票，我一狠心，还是把大勇背在了后面。
因为他是男孩又是哥哥，要像个男子汉一样，照顾身体弱小的妹妹。
火车上的人很多，大家看到我带着两个这么小的孩子，都很照顾我。喂奶的时候，还有个大姐用床单帮我围着。
第二天，两个孩子一直哭闹，我怕影响别人，只能在车厢里有限的地方来回走动。
当时我年轻，以为孩子哭闹是因为火车上人多，车又颠，孩子只是没睡好。
此后多年，我无数次地后悔，如果这个时候我回去就好了。
火车开了三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西宁，大勇和小花睡着了，不哭不闹一直睡，我总算深呼一口气，带着孩子下了火车。
郑瑞以前跟我说过，从西宁还要坐近两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格尔木，一想到郑瑞还在医院等着我，我的心里就着急，只想快点见到他。
在长途汽车上，我用小被子把大勇和小花裹在一起，再用裤腰带把小被子固定，抱在胸前。
车开动前，我掀开被子摸了摸他们的小脸。几乎透明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泽。
大勇动了动，没有和以前一样把大拇指放进嘴里，两个孩子的脸都有点红，摸着有点热，我把小被子打开，以为热是因为捂着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很快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
我立刻用脸贴了贴两个孩子的额头，猛然发现他们的整张脸都很热，两个孩子竟然一起发烧了。
顾不了车上人多，我掀开衣服给孩子喂奶，每次都是大勇先吃，我知道他比妹妹饿得快。可孩子只是动了一下，根本没有吃。
小花的情况和哥哥一样，都没有一点要吃奶的迹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我彻底慌了，把手伸进被子里一摸，发现他们全身也都滚烫。
“大勇，小花……”我开始小声喊他们的名字，虽然孩子们只有一岁多，但他们已经能认出我是妈妈，每当我下班去家庭幼儿园接他们，只要喊出名字，他们都会对着我笑，同时伸出双手让我抱。
车上的人都在睡觉，看样子都是当地人，我哭着抱着两个孩子站起来，在车厢里问：“车上有没有大夫，谁能救救我的孩子？”
有几个人同时围过来，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我从他们的眼神和摇头的动作判断出，我的孩子好像病得很重。
我把孩子放在座位上，走到司机旁边，猛地给司机跪下：“我丈夫是修青藏线的爆破工，他出了事故，我带着孩子去见他们的爸爸……现在两个孩子都发烧很严重，司机师傅，您能不能带我们去医院？”
司机是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他叹了口气，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对我说：“你看看外面，哪里有医院嘛？等明天到了格尔木，才有医院。”
车上的人也纷纷安慰我，有个看着比我大几岁的大姐坐到我旁边：“你还带两个孩子，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遇到高原反应很危险吗？”
她伸手从我手里抱走小花：“我替你抱一个。希望孩子们命大，能挺过来，你别哭了，哭没有用的。”
天亮了，长途汽车还在开，旁边依旧是茫茫的一片大荒地和远处的高山。
大勇和小花的额头已经不热了，胸前也不再起伏……我哆嗦着把手轻轻放在他们的鼻子下面——没有呼吸。
我抱着两个孩子，像个哑巴一样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汽车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围着我，司机摸了摸孩子，下了车。
男人们在车下商量，女人们在车上陪着我。我浑身发抖，脑子里只剩一片空白。
这时，我突然想到郑瑞还在医院里，慌张地喊：“车不能停，继续开啊，他们还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呢……大勇，小花，听妈妈的话，你们都醒一醒好不好？妈妈求你们了……”
“你总不能抱着两个孩子的尸体，去见他们的爸爸吧？还是先让孩子们入土为安，回头等你丈夫伤好了，你们再一起回来看孩子。”
大姐的话在理，我哭着点了头，把大勇和小花放在被子上，对他俩说：“临走前，你们再吃妈妈一口奶吧……小花，对不起，妈妈总是偏心哥哥，这一次妈妈先让你吃。”
这时，有人走向我，想拿走我怀里的小花，我疯了一样死死抱着她：“小花还没吃饱，让她再吃一口，平时我总是怕她哥哥吃不饱，今天就让她吃饱了再上路吧。”
或许是觉得我可怜，车上的人不再说话。他们静静埋葬了大勇，我把小花的脸贴在我的胸前，一步一回头地上了车。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小花动了，那不是幻觉，也不是汽车的晃动，是我的小花她有了呼吸，慢慢睁开了眼睛。
坐在我旁边的大姐看到小花睁开眼，对着司机大喊：“快回去，这个孩子有呼吸了。”
小花终于开始吃奶了，我兴奋地冲孩子说：“小花，多吃点，乖啊。”
长途车又回到了大勇的坟前，停了下来。我一手抱着吃奶的小花，另一只手疯狂地刨土，车上所有人也都跟着一起。
大勇被挖出来了，脸雪白雪白的。我坐在地上，疯狂拍打着地面，喊：“醒醒啊，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孩子又重新回到我的怀里，我变得恍恍惚惚，旁边的大姐一直劝我：
还好一路上有大姐，她带着我找到了医院，在进郑瑞的病房前，我对大姐说：“麻烦您帮我照看下孩子，我去一趟厕所。”
我洗了手和脸，对着镜子整理了头发和衣服，试着笑了笑。
推开病房门，我抱着大勇，大姐抱着小花，我尽量露出微笑，走到郑瑞床前。照顾他的人站起来喊：“嫂子，你可来啦，郑大哥等你们很久了。”
我已经快认不出我的丈夫了，他头上缠着纱布，人瘦得厉害。
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要趴在他嘴边才听清：“阿梅，对不住你……我
恐怕不能看着孩子们长大了。
你把我埋在青藏线上吧，我想看到正式通车的那一天。
”
我控制着情绪，用轻松的声音说：“孩子们都来看你啦，你不是最喜欢姑娘吗？你抱着咱家小花。”
我把小花放在郑瑞身边，他眼角流出了泪，费力地抬起手，摸了一下小花的脸。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
当天晚上十点多，在我和孩子们的陪伴下，我的丈夫永远离开了我。
在知道丈夫再也唤不回的那一刻，我趴在郑瑞的遗体上大哭：“大勇找你去了，你要照顾好孩子，他吃奶的时候，喜欢边吃边玩，你要等一会儿他，还有……
大勇喜欢吃大拇指，他如果哭得厉害，你把手指放进他的嘴里，他就听话，不再哭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对着你笑……”
在他追悼会上，我才知道，郑瑞发现爆破后山石滚落，他带着20多人撤离，而他自己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也是受伤最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