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画画 《夏·摸鱼儿》 连载 （二）

此间的收获依然是在观看。几乎跟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兴趣一样，我有机会看到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时期的电影。最极端的是1989 年秋冬季，在家中无聊透顶，拿个邮局用的帆布口袋，到电影资料馆去驮回来一口袋一口袋的电影录像带——恰有一位在我班上的函授生是资料馆的工作人员。还专门买了台松下L15 录像机，在家里昏天黑地地看了几百部片子，生生地将那机器给看坏了。结果就是，到现在说起哪部电影时，经常地把人物故事或者是地点导演给搞串了。尽管如此，收获还是不小。那些对电影的语言系统有所开拓的导演，如费里尼、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特吕弗（香港人译作“楚浮”，真是好）、伯格曼、罗布·格里耶等等，把我搞得糊涂了。紧接着，又把我搞清楚了。这些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和陈述他们的观看的视觉语言方式，将我的思路清洗了一遍，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还记得重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是在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里，我骑着自行车给送的拷贝。人都坐满了，站在后面，看到一半多时，忽然地看明白了，激动得差点儿大叫起来。这部片子上大学时已经看过了，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一件事突然地搞明白了，那个高兴啊，真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禅师过去形容是“如桶底子脱”，深有同感！傍晚时分，骑车回学校，一个人在西直门外一家利群饺子馆吃了两大碗面，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一瓶二锅头。那时候年轻，也没有什么钱，高兴的表达方式就是喝酒，然后满脸通红地大声说话，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1991 年后，为生计忙，转而去做出版了，电影不再像过去那么关注，也很少看了。其实看得少的是中国新出的这些电影，国外的却没少看。看到的，都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和机会。比如，因为在歌德学院看书的原因，看到了不少德国二战后的电影，如施隆多夫、法斯宾德之流。法斯宾德的片子看了不少，《莉莉·玛莲》《玛莉莲·布劳恩的婚姻》《水手奎莱尔》《外国佬》等等。看得多了，就不大喜欢了。看有人分析《玛莉莲·布劳恩的婚姻》，吹得很高，话说得有点儿离谱了。其实说讲究也没有讲究到什么地方去，说放松也还端着个架势。有点儿学了美国人，

可又不地道，只是有些油腔滑调罢了。喜欢那部施隆多夫的《锡皮鼓》，将现实与幻想捏成一块儿，做得残忍，可又有一种缥缈，仿佛梦中之事，再看，又似是真的。《天谴》（或译《上帝的愤怒》）结实，有大力量，而且有一种紧张，令你不得不看。看一艘大火轮船被土著人生生给拉上一座山去，真是匪夷所思。看过了，心中吃惊，几天都惦记着。

再就是因为有个哥们儿姚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又在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工作，却是一位外语教研室女同事的丈夫，同住在一座筒子楼里，平日里过从甚密。因了他的方便，有机会看了一大批前苏联的影片，大受震动，觉得真是好。如邦达列夫的《岸》《小薇拉》《丑八怪》等等，圣彼得堡，白桦林，伏尔加河，红场，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西伯利亚流放的革命者，身形清瘦的、穿竖领子的长呢大衣围一条带格子的长围脖儿的诗人和音乐家，昂扬着脸盘子的向日葵花，母亲沉着的面孔，黑色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倒牛奶的微胖的家中少妇，夏伯阳，骑兵的马刀在阳光下闪烁，保尔·柯察金和曾经成为无数中国少年梦中情人的冬妮娅——让人想到这个地方的人以及这个地方的电影，真是不能小看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电影《岸》中那座被湖水淹没的大教堂，潜下水去的孩子撞击那座水下的大钟发出来的沉郁幽远浑莽苍凉的声音，仿佛从每个人的心底下传出来。那种画面中透出来的巨大伤感和力量，那种俄罗斯人的诗性和高贵的气质，那种深厚的宽广和低沉静默，真令我们这些在所谓的经济大潮中为钱奔忙的人们觉得矮上一大截！此时恰好听到一个在俄罗斯打工的原同事回到北京来，唾沫星子四溅地说着那边的苦和穷，说用几包口香糖可以雇得一辆出租车拉你满世界乱转一天，语言里透着一股子暴发户土财主对穷人的那种蔑视和不屑。此时我就想，那种人的高贵和诗性是你可以买得到的吗？无论你多么的有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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