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卷·題板·刊石·墨紙：
一部宋代“寄題”詩集的生成
［摘要］
在宋代文學文獻領域，詩卷、詩刻等單體文獻已經得到有深度的探討，但有關這類文獻如何通過士人間求詩——寄題的信息溝通進入詩集？學界尚未有專題探討。杜甫創造性地用“寄題”二字標識遠距離的亭臺堂室、山川勝跡題詩，開啟了唐宋時期寄題詩創作的風尚，並逐漸催生了文本性與物質性交互的寫卷、題板、刊石、編集墨紙傳統。宋人以自作或他作詩、記文、畫軸爲觸媒，向遠近詩人征集寄題詩，寄題詩會以詩卷、詩板、詩碑等“准詩集”形態的物質性載體在景觀中呈現，但其不便通覽的閱讀缺陷以及容易亡佚的“孤本”屬性又在客觀上要求寄題詩集的編次、刊刻與流佈。體例的擘畫、集序的撰寫，是一部寄題詩集成立的標誌；層累、續編與融入方志，則是寄題詩集作爲方域性文獻所獨有的特性。對宋代寄題詩集的生成過程展開探討，有助於突破作家別集的文本秩序，對宋詩之集群展開“生成”視角的觀察與思考。
［關鍵詞］
宋詩；寄題；詩卷；詩板；詩碑；詩集
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八“律詩”類“眾樂亭二首
有序
，錢公輔”後，分別載錄司馬光、邵必、吳中復、陳汝羲、張伯玉、陳舜俞、章望之、胡宗愈諸人之詩，皆無詩題，以“前題”二字標識，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八，《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五七三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995頁。）
是爲傳世文獻有關“眾樂亭詩刻”之最早著錄（見圖1）。清阮元《兩浙金石志》著錄“宋眾樂亭詩刻”，首爲錢公輔之序引，發揮《孟子》“眾樂”之旨，其後爲武進錢公輔、臨川王安石、涑水司馬光、安陸鄭獬、丹陽邵必、渤海吳中復、建安吳充（殘泐）之詩，儼然是一部刻在石頭上的宋詩小集（見圖2）。阮元跋語且曰：
右詩刻五列，俱正書。下二列剝蝕無存，在鄞縣賀秘監祠。按眾樂亭一名眾樂堂，在府治西南月湖中。……碑後剝落年月無考。公輔知明州在仁宗時，而鄭獬詩有‘使君今作螭頭臣’，吳充詩有‘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爲眾樂詩’，馬浩詩有‘嘗聞眾樂亭，未見眾樂景’諸句，而安石令鄞，復不同時，是皆追和之作，而補刻不知何時也。
（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五，影印清道光四年廣東刊本，《歷代碑誌叢書》第十九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6頁。）
此組詩刻又見於《（乾隆）鄞縣誌》，錢維喬謂詩刻“無年月，下截漫滅，在湖亭廟”。
（錢維喬：《（乾隆）鄞縣誌》卷二三，影印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7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1頁。）
今諸碑尚存，嵌於天一閣明州碑林（見圖3）。三處文獻皆努力忠實地存錄宋代眾樂亭詩刻的本初體制和樣貌，互相比勘，便可發現宋人眾樂亭詩遠多於今日詩刻所見者，當是由於歷時日久，詩刻殘損遺落所致。但何以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沒有著錄王安石的詩作，仍當存疑待查。
尤應注意的是，阮元指出王安石之爲鄞縣令與錢公輔知明州並不同時，故而認爲王安石諸人的詩作“皆追和之作”；錢維喬則認爲“君倚作詩在知明州日，其後被召同知起居注，乃邀諸公同作，故鄭毅夫有‘使君今作螭頭臣’之句。”
（錢維喬：《（乾隆）鄞縣誌》卷二三，第512頁。）
今考諸家本集，詩題分別爲司馬光《寄題錢君倚明州重修眾樂亭》、王安石《寄題眾樂亭》、鄭獬《寄題明州太守錢君倚眾樂亭》。諸作共有的一個顯著的文本特徵，便是詩題前有“寄題”二字。
圖1：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八，清咸豐四年刻本
圖2：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五“宋眾樂亭詩刻”（局部），清道光刻本
圖3：《眾樂亭詩刻》拓片（局部），天一閣明州碑林藏
除眾樂亭這類的亭臺堂室外，在宋代，山川勝跡亦多有诗人“寄題”詩。清王昶《金石萃編》著錄“浯溪詩詞刻四段”，分別是《元顏二公中興頌碑》《經浯溪元次山舊隱》一石，《讀唐中興頌》一石，《寄題中興頌下》一石，《林草題滿江紅詞》一石。其中，《寄題中興頌下》的文本體制如下：
寄題中興頌下
鼎沸漁陽塞馬鳴，中興宏業幸天成。且爲萬世邦家計，甯問他時父子情。李郭功名無可憾，元顏文字有何評。若能銘刻燕然石，方許雌黃此頌聲。
紹定癸巳元日郡守中吳衛樵書。
（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二，影印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續修四庫全書》第8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4頁。）
衛樵詩刻至今猶存（見圖4），可惜每行上三字皆爲楊翰詩刻所鏟，賴有方志及金石文獻著錄，乃可窺見其全貌。據王昶所載，此石“橫廣四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三寸五分，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二，第314頁。）
詩刻既然明確說是“衛樵書”，似乎在當時衛樵曾親至浯溪《中興頌》石刻下，留有親筆題詩；但根據詩題特地標識“寄題”，又可判斷此詩刻實際是據衛樵寄來的題詩紙本上石。
圖4：衛樵《寄題中興頌下》詩刻（局部），湖南浯溪浯臺北崖區61號（浯溪文物管理處：《湖湘碑刻·二·浯溪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
由上二例，可能會催生出一系列問題：何謂“寄題”？在宋代，士人寄題詩究竟是如何萃集於眾樂亭、浯溪而刻石的呢？諸詩作在作爲景觀現場的眾樂亭、浯溪究竟有著怎樣的空間呈現？這類寄題詩文本又將如何與物質性載體相結合成爲獨立的文獻實物，進而脫離景觀、流播它壤？要解答此類問題，便需要考察有宋一代亭臺堂室寄題詩的文本生成機制，進而對寄題類文學文獻的獨特性有所稔知。
唐宋時期，士人階層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題詩贈詩傳統。
（唐宋時期，凡士大夫辭官歸里，朝臣名士賦詩贈別以寵行，久為傳統，並且也已有製作詩刻的先例，比較典型的便是會稽賀知章歸鄉詩刻。朱熹曾提到：“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25頁）這樣的傳統在宋代士人間仍有留存，據李綱《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故天章閣待制張公“一旦引年謝事而歸故鄉，在朝諸巨公賦詩以寵其歸者三十餘人。公即所居之西偏建亭，榜之曰‘養素’，盡以詩刻石，置之亭上。”（李綱：《梁溪集》卷一三三，曾棗莊、劉琳：《全宋文》卷三七六一，第17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0頁）可以推想，在刻石之前，三十餘人的詩一定會在卷軸中裱錄。就文本的物質性載體看，無論是卷軸還是石刻，承載的都是一卷詩歌小集的文本體量。又據樓鑰《<見一堂集>序》所述，《見一堂集》之編撰，蓋由於赤城鹿公致仕，“天子既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為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裒以為《見一堂集》傳於世。”可知《見一堂集》也是寵行性質的贈別詩集。）
凡有題贈，並不是虛應故事，而是實實在在地題寫，最後作爲一種文字景觀呈現在某一空間現場。詩人到現場作詩且書寫，自然符應“題詩”“留題”之義；倘不至現場，而於亭臺堂室、山川勝跡有所題詠，因人轉致或詩筒寄達，是爲“寄題”——“寄題”之作以詩爲主，偶亦有文章、詞作之例。
（在唐代有祠廟以文寄題之例，唐李德裕《李文饒集》卷八載《祭唐叔文》一篇，猶存碑刻制度。祭文之後有跋語曰：“余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晉祠止雨，太保高平公命余為此文。嘗對諸從事稱賞，以為徵唐叔故事，迨無遺漏。今遇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兼門下侍郞平章事李德裕。”（董誥：《全唐文》卷七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303頁。）據跋語可推斷，此祭文當是實刻于晉祠之中。宋詞方面，元刻辛棄疾《稼軒長短句》有寄題詞五闕，周密《絕妙好詞箋》卷六著錄有《高陽臺·寄題蓀壁山房》《木蘭花慢·寄題蓀壁山房》，是宋人亦有以詞寄題者，然不多見。）
核諸史料，可知唐宋人之題詩，身臨現場的題寫實際佔很少數，士大夫的題詩往還，大都通過書劄“寄題”的形式。與唐人相比較，宋人“寄題”風氣尤盛，檢閱兩宋名家文集，多有寄題之作，其中尤以楊萬里的《誠齋集》最爲典型，詩題中含“寄題”字樣的多達61例。由前引衛樵《寄題中興頌下》“紹定癸巳元日郡守中吳衛樵書”，可推知系據衛樵所“寄”來之題詩紙本手跡摹勒上石；而眾樂亭詩刻之撰作時間差互，也說明諸人大抵未曾親臨明州眾樂亭現場題詩留墨，而是將詩作交（寄）給錢公輔而後由錢氏于眾樂亭中刻碑呈現。
夷考“寄題”詩之濫觴，我們可以回溯到杜甫的時代。在二王本《杜工部集》中，可以看到嚴武有《寄題杜二錦江野亭》，杜甫遂答《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625頁。）
就杜甫本人而言，他既有《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這類交遊寄題之作，
（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第541頁。）
也有很個人化的“寄題”行爲：在梓州時，杜甫回憶起成都的草堂，遂作《寄題江外草堂》，在詩末叮囑鄰居“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一，第105頁。）
其他如岑參《岑嘉州集》有《冀州客舍酒酣貽王綺寄題南樓（題註：時王子應制舉欲西上）》
（岑參撰，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2頁。）
，白居易《白氏文集》亦有《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齋》：“謝玄暉歿吟聲寢，郡閣寥寥筆硯閑。無復新詩題壁上，虛教遠岫列窗間。”
（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666頁。）
就現存明確標識“寄題”字樣的60餘首唐人寄題詩來看，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便是寄題寺觀詩比重很高，接近三十首。並且，由白居易“新詩題壁上”一語，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三五，第2666頁。）
我們也可明了，通常所說的唐人“題壁”詩，並不一定是詩人親臨現場的題寫，還可以是“寄題”。
唐人之“寄題”並非虛飾語，這類詩作最後確實是題寫在了某一堂室之中——一個較有代表性的特點便是詩題會點出寄題堂室的具體位置，如杜牧《寄題甘露寺北軒》、李德裕《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齊已《荊門寄題禪月大師影堂》、皎然《七言寄題雲門寺梵月無側房》等。白居易《寄題餘杭郡樓兼呈裴使君》尾聯曰：“憑君吟此句，題向望濤樓。”
（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三六，第2762頁。）
亦對寄題詩的文本呈現空間有著明確的期待。
“寄題”傳統濫觴於唐代，其文本製作、流通也成熟於唐代。唐人寄題詩很重要的物質性載體有三種，那便是詩卷、詩板與詩碑。
（侯倩、李成晴：《唐宋詩板考——以<岳陽樓記>“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新證為中心》，《江海學刊》2020年第2期，第219-226頁。）
不無遺憾的是，製作於唐代的寄題詩板，很可能沒有哪怕一件留存到現在，而寄題詩卷、詩碑在崇尚書法、金石學的傳統中屢被著錄，孑遺至今者尚多可資考證。由於文獻不甚足徵，我們今天已難以對唐代一樁樁“寄題”事件的歷史情境進行基於文獻學視角的“深描”。
（“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1926-2006）倡導的文化分析方法，這一概念最早源于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1900-1976）。有關內容參見格爾茲的《深描：邁向文化的闡釋理論》一文。［美］克利福德·格爾茲著，納日碧力戈等譯，王銘銘校：《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7頁。）
不過，到了宋代，“寄題”傳統蔚爲大國的同時，“寄題”事件也有了足用的文獻材料可供搜討。以下擬詳檢宋人文集、筆記等文獻，排纘宋人詩題、詩句與夫題序、自注等文本，對宋人寄題詩的緣起、交互、製作、流通等問題進行考察，以期從觀風察俗的視角勾勒一部寄題詩集的生成脈絡。
嚴耕望曾論曰：“唐代詩學發達，文人對於一切事物喜歡以詩篇發之，朋友通訊，更是經常以詩代文。”
（嚴耕望：《治史三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5頁。
）
其實在這一點上，宋人更是未遑多讓。宋人凡有築造，例皆喜歡向人求齋名、求題榜，求繪圖，尤其是喜歡求詩求文。
（曾幾《李商叟秀才求齋名于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可證李商叟便分別求齋名、題詩，見曾幾：《茶山集》卷七，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宋人求詩有多重緣起，比如求題畫詩、
（宋人求題畫詩如戴復古《昭武劉圻甫以㟳篁隱居圖求詩》、趙汝績《雁山章君以江山無盡圖求詩》、周必大《劉訥畫廬陵三老圖求詩》等。書畫題詠亦可寄題，例如米芾有《寄題薛紹彭新收錢氏子敬帖》，楊萬里有《寄題太和宰趙嘉言勤民二圖》，分別是《題逋濟渡船圖》《題停罷坊場圖》。
）
求贈別詩等等；另有一類，也就是本文擬專門討論的以堂室亭臺爲對象的“求寄題詩”。宋人用來求詩的建築，有公有私，如亭、臺、樓、閣、軒、室、齋、堂等等，皆是求人題詩的“觸媒”。甚至鄉曲之間，築一橋一堰，也有求詩之風，如游九言《藍橋記》“藍氏子元頻過余不倦，以橋成丐詩。余老病不能詩，出巨編相示，其佳作固多矣。”
（
游九言：《默齋遺稿》卷下，《全宋文》卷六三一一，第278冊，第368頁。
）
爲藍橋求詩，所獲竟已有“巨編”的規模，一管窺豹，亦可見宋代求詩風氣之盛。如果詳細比勘宋人寄題詩的題目，可發現在詩題末以“求詩”結穴者，幾乎成爲一種制題傳統，
（
例如汪藻《翁養源因先塚瑞松作亭求詩》、陸游《杜敬叔寓僧舍開軒松下以虛瀨名之來求詩》、周必大《安福宗子師共兄弟五人作慈順堂養母求詩》、程洵《楊日新辟書室以月壺牓之求詩》、包恢《臨江合皁李仲章以省軒求詩》、劉克莊《綿亭林逸人扁所居室曰藏暉求詩》等。
）
並且士人也喜歡在詩句、詩序中交代主人求詩的緣起，比如王安石之所以賦《寄題睡軒》，詩中已言“疏軒以睡名，從我遠求詩”；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五，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第119頁。）
蘇軾之《遺直坊·并叙》且曰：“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榜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爲賦一首。”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383頁。）
如果按時間綫上溯的話，在堂室築成求詩之前，主人往往會先行請人題榜（或稱題匾），所題即堂室之名。陳淳《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肯堂》，首句曰“肯堂題扁自名公”，
（陳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影印明抄本，《宋集珍本叢刊》第7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29頁。）
可證林尉建造肯堂後，先請“名公”題匾額，然後再求詩于諸家。范成大《寄題贛江亭》題註謂：“陳季陵贛州書云：新作此亭泉，使李正之題其榜，要予詩。”
（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8頁。）
在流程上也具有同構性。當然，求題匾與求寄題詩未必完全地先後不紊、涇渭分明，據許綸《雅師求閣名既爲作扁榜仍賦娛客雜句》《王宣甫求崇齋扁榜仍索詩轉庵之作先成即次韻爲寄》兩詩，則可知宋代堂室主人在求人題寫匾榜的同時，往往也求堂室寄題詩——“次韻爲寄”四字明示此詩乃寄題之作。蔡襄《題福州釋迦院幽幽亭
有序
》曰：“並臺作亭，以除風雨，子山至其下，又名之曰‘幽幽亭’，邀予題牓以揭之。遂作詩以賦山川之美，而序以紀其始焉。”
（蔡襄：《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五，蔣維錟：《蔡襄年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頁。）
儘管僅是受邀題寫“幽幽亭”的匾額，蔡襄也因應當時的寄題風氣，作詩寄題，且撰序紀事。吉祥寺長老璋公曾葺小室，求室名于王之道，王“因誦退之‘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閟’之語，取‘清閟’二字以名之。”五年之後，璋公專程過訪索詩，王之道遂又作《題璋老清閟軒》，
（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4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327頁。
）
最終仍是擔任了題匾、寄題詩的雙重作者角色。
爲什麼堂室一定要有題詩呢？魏野《钜鹿東觀集》卷八有長詩題曰：
吾友山陽蹇子韞，嘗遊潁上，言彼之居人有許氏者，富不因貧，學非求進，于郡之西手植眾木，鬱然成林，林下搆亭，壯而不麗。郡倅黃公宗旦，皇宋有名之士也，常造焉。上闕歌詩以旌其美，故俾予請詩於子。吾以子韞之請詩於予，八十言以寄題。
（
魏野：《钜鹿東觀集》卷八，影印清抄本，《宋集珍本叢刊》第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81頁。
）
詩題稱“上闕歌詩以旌其美”，精煉地道出了寄題詩的文本生成動因：詩歌得江山之助，同時也旌堂室之美，倘若亭臺堂室、山川勝跡中沒有名士的題詠，反而會被認爲是一種遺憾和缺失，也就是魏野所說的“闕”。梅堯臣《寄題沈比部江州齊雲樓》“風雅未盡留人題”，
（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五三，《四部叢刊》景明萬曆梅氏祠堂本。）
王之道《和子厚弟九日登魏文振亭園七首》“寄題端欲爲增光”，
（王之道：《相山集》卷十三，第413頁。）
“未盡”“增光”二語，皆可見對于景觀而言，寄題詩具有添續文脈的功能。非但寄題詩如此，文章亦同。滕宗諒《與范經略求記書》曰：
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瑰異者不爲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爲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爲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
黃仁生、羅建倫：《唐宋人寓湘詩文集》卷二一，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第968頁。）
便是對這一文本生成動因的精準提煉。從詩人自身的角度來看，正如范成大“我記斯亭且不朽，千載當與文俱鳴”
（范成大：《寄題商華叔心遠堂用卷中韻》，見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十四，第177頁。）
兩句所揭示的，他們之所以欣然寄題，一方面是出於社交應酬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著通過景觀空間傳名的心理預期。
回歸到古人的歷史情境之中可以理解，遊山坐亭之人，文思未必敏捷到在現場就能從容題詩；等他們離開後，題詠作成，便只能通過寄題的方式將詩作寄過來。祝穆《方輿勝覽》載錄朱熹《寄題九日山豁然亭》詩“昨遊九日山，散發岩上石”云云，
（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08頁。）
便說明他沒能在九日山現場賦詩，而是到第二天“追補”了寄題詩。更多的情況則是，詩人並未親至某處名勝或堂室，東道主便以求詩（宋人也稱徵詩、索詩、要詩、乞詩、丐詩）的方式，請詩人撰寫寄題之作，這無疑極大擴張了士人間的交遊網絡以及詩詞文賦的創作空間。
由前揭滕宗諒《與范經略求記書》我們也可聯類發現，宋人在徵求寄題詩時，書劄是一種很重要的溝通媒介，既說明意旨，也將堂室的築造、周邊風物環境等加以介紹，方便诗人下筆。實際上，宋人之題詩撰文，確實喜好根據來書加以熔鑄剪裁，
（記文撰作也有相似規律，筆者曾考范仲淹《岳陽樓記》多本于滕宗諒《與范經略求記書》（《唐宋詩板考——以<岳陽樓記>“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新證為中心》），可以參看。）
賀鑄《寄題狄丘李偉官舍東齋》詩序曰：“李字子微，新葺東齋成，有書求詩，因次書中語以題之。乙丑七月彭城賦。”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六，《宋人集》乙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所賦之詩，便是比次“書中語”以推衍。宋人寄題詩的題目常見“書來索詩”等字樣，
（如韓淲有詩題《元默書來作溪翁亭成且索詩因寄四章》，韓淲：《澗泉集》卷六，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7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372頁。）
詩人在寄送題詩時，自然也有答書，儘管如今宋人集中書劄保存頗少，但孫覿《與莫刪定》第一通後即附寄題莫謙仲西樓詩（“越國逝去泛小舟”），
（李祖堯：《新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
）
尚可見宋人“書劄+寄題詩”同函的文本傳統（見圖5）。又孫覿《與張右丞》曰：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屨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爲恨也。索詩輒牽課，上呈，幸一讀置之。
（
李祖堯：《新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
儘管書劄後本應附載的寄題之詩已闕失，但根據文意，我們尚能從孫覿《鴻慶居士集》中考知寄題之作即是《右丞相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遊者九處繪而爲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九首。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四“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5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4頁。）
圖5：李祖堯《新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卷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
主人在向詩人求詩之時，也是展示已經匯集到的寄題詩的好時機。餘干李尉在向梅堯臣徵求寄題詩時，所附詩卷還抄錄有唐人所作的于越亭詩，
（梅堯臣：《得餘干李尉書錄示唐人于越亭詩因以寄題》，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三七，《四部叢刊》景明萬曆梅氏祠堂本。）
近似于滕宗諒那樣的“唐賢今人詩賦”匯聚一編的做法。洪邁《容齋三筆》“題詠絕唱”條曰：
錢伸仲大夫于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壟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湧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于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
（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三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48頁。）
由此可以看出，寄題詩完成後，會進入文本“環流”：詩人題詩之前，可以通覽其他人的寄題詩；題詩寄出之後，更能得到世評的反饋，進而徵集到更多的步韻唱和之作。呂本中《謙上人清湍亭》“再三伸紙誦清詩，已勝開尊飲醇酎。”自注曰：“上人錄寄彥禮、彥沖、原仲諸公題詩。”
（吕本中撰，韓酉山校注：《吕本中詩集校注·東萊詩集校注》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405頁。）
馮山《寄題宇文之邵南止亭》曰：“亭不妄作名何爲，群公賦詠得深趣。”
（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七五《安嶽吟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84頁。）
說明在撰作寄題詩前，馮山已經悉數閱讀了其他“群公”的寄題之作。僧人有則向王之道求詩，則“袖攜諸公詩，丐我踵後塵”。
（王之道：《贈浮屠有則》，見王之道：《相山集》卷三，第337頁。）
王之道在題詩前，于情于理，皆會通覽“諸公”之詩。
徵詩之人往往也能詩，因此，他和身在遠方的詩人，也會圍繞堂室寄題詩有往復的和答酬唱。例如，司馬光築獨樂園，王尚恭有詩寄題，司馬光亦作《和王安之題獨樂園》
（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温公集編年箋注》卷一四，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第432頁。）
以酬唱；王尚恭的兒子在河陽官舍築造了蛙樂軒，王尚恭有詩詠之，且將此詩寄給司馬光求寄題詩，司馬光遂作《安之令子河陽官舍作蛙樂軒安之有詩寄題輒敢繼和》。
（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温公集編年箋注》卷一四，第467頁。）
蘇軾建超然臺，自撰《超然臺記》刻石，然後寄給友朋徵集寄題之作。文彥博於是作《寄題密州超然臺》，尾二句曰“欲識超然意，鴒原賦擲金。”蘇軾收到寄題詩後，作《和潞公超然臺次韻》以答之，且曰“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十四，第682頁。）
頗有雅謔。孔平仲建成小庵後，蘇轍先有寄題詩，蘇軾繼作《和子由寄題孔平仲草庵次韻》；孔平仲見二蘇之詩後，先後作了兩首同韻和詩《蘇子由寄題小庵詩用元韻和》《子瞻子由各有寄題小庵詩卻用元韻和呈》，
（孔平仲著，孫永選校點：《清江三孔集·孔平仲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第421頁。）
所謂“二公俊軌皆千里，兩首新詩寄一庵”，尤見寄題詩突破“千里”阻隔的交遊功能。
（蘇軾《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葛勝仲《近辟祿隱軒建瓢飲亭季父以詩寄題和韻》亦屬此例。）
堂室落成而自作新詩，也是宋人的一個傳統；他們在徵求寄題詩時，會將自作詩附上。被求詩之人，往往也會感受到來自堂室主人的重視，這從文彥博《某伏蒙宮師相公杜寄示新居詩齋沭捧讀不勝銘歎某謹成拙詩一章上紀盛德粗伸謝意》的詩題便可見一斑。實際上，這個詩題有著很突出的讀者意識，並且通過詩題來存留本事。面對這樣的求詩之舉，诗人往往也會選擇步和主人原韻的方式來寄題，例如林上舍建真意堂，堂名用陶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典，且作和淵明詩以寄諸公，意在徵求寄題之作；戴栩於是也和淵明韻以贈《寄題林上舍真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二首》。
（戴栩：《浣川集》卷一，民國《敬鄉樓叢書》本。）
他如王之望《寄題謝景思藥寮仍用其韻》、劉一止《寄題李德修通判宣城隱舍二首仍次其韻》、馮山《寄題希元承詔堂希元惠詩因次其韻》，皆同其例。
堂室求詩，通常發生于落成之初。
（宋人多言及於此，如李光有詩題《題將領占勝亭亭據雙泉之上盡見城東南風物之勝落成之初屢來乞詩為賦長句云》，見李光：《莊簡集》卷五，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3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744-745頁。又按，准唐宋詩製題體例，“亭據雙泉之上盡見城東南風物之勝落成之初屢來乞詩為賦長句云”當為題註羼入詩題耳。）
求詩的途徑，或親自登門求贈，或托熟人順路代求，或通過郵筒致函。親自登門求詩，頗能見出堂室主人的敬重，因此詩人也有知己之感，往往會在詩題、詩序中記下一筆，以存緣起。蘇舜欽乙酉歲曾游水月禪院，兩年之後，寺僧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蘇乃作《水月禪院記》，另附《寄題水月》兩首。
（鄭虎臣：《吳都文粹》卷八，《全宋文》卷八七八，第41冊，第86頁。）
唐德明一介寒士，“有竹齋，訪余丐詩”，王阮恐其“移於貧”，乃作《竹齋二首》以堅之。
（王阮：《義豐文集》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祐三年王旦刻本。）
尤其有意思的是，頴川有一位陳生，建成九華閣之後，長時間在外，游于公侯之門，一一請賦寄題詩，“得詩乃言還”，郭祥正於是在詩中誇讚其“頴川有佳士，放懷慕清閑”云云。
（郭祥正：《青山集》卷十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另有幾類求詩，並非專程登門相求，而是旅途相逢，或離筵臨別，遂以題詩相請。澄上人偶遇王之道，第一事便是請王之道爲住持之頤庵題詩：“偶逢頤庵人，強丐頤庵詩。”
（王之道：《題澄上人頤庵》，王之道：《相山集》卷三，第337頁。）
賀鑄作《寄題潯陽周氏濂溪草堂》，是出於周敦頤長子周壽（字元翁）所請：“余艤舟漢陽，始與元翁相際，求余賦此詩。”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四，《宋人集》乙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臨別求詩，如韓駒《申應時卜居京口名之曰雲棲又曰小築乞詩送行》便是爲此而作，
（吳之振、呂留良等：《宋詩鈔·宋詩鈔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097頁。）
他在詩中說到“他年寄我新詩句，即是雲棲小築圖”，顯然是對申應時“雲棲”“小築”題詠、畫圖在主人與诗人間的“回環”往復有所期待。當然，臨別求詩，在很多情況下更是求得一個寄題詩的許諾。據秦觀《艇齋·并序》，少游與友人丁彥良臨別時，丁氏請賦艇齋詩，別後，秦觀詩成，乃“爲寄題一首”，
（秦觀《艇齋·并序》：“予以典校史領倅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彥良于陳留官舍。丁君彥良年少氣雋，誦詩文舋舋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為寄題一首。”徐培均：《秦少游年譜長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24頁。）
以踐夙諾。可見，“求詩”行爲本身將現實的離別置於更爲長遠的時空中，等相隔異地各自安好後，答覆臨別所求，如此，在不同的時空中又重新以詩爲介，維繫一份情義。托熟人代求者，賀鑄《寄題栗亭縣名嘉亭》詩序曰：“邑令趙洋更此新亭，名取杜甫同谷紀行詩‘栗亭名更嘉’之句，因其親能希邈求吾詩。癸酉九月，將扶疾東下，感而爲賦。”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四，《宋人集》乙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他如馮時行《江月亭》詩序謂“朱幾聖來爲張氏求江月亭詩”；
（馮時行：《縉雲先生文集》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趙氏小山堂鈔本。）
李廌《經史閣》詩序曰：“方城范貺，富而善教子，作經史閣以藏書，諸子皆有時名，屬友人曾緯彥文求詩，爲作此篇。”
（李廌：《濟南集》卷三，影印清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3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669頁。）
皆屬於請熟人間接代爲求詩。至於郵筒致函之舉則更多，本文隨宜徵引即有多處，此不贅。當然，宋代典籍更多時候只是記載主人求詩的大概，比如陸游《寄題儒榮堂》題注曰：“朝散大夫徐夢莘著《北盟錄》，上之，除直秘閣，訓辭有‘儒榮’之語，因以名堂，來求賦詩。”
（吳之振、呂留良等：《宋詩鈔·宋詩鈔初集》，第1940頁。）
並沒有點出具體的求詩方式。但大致途徑，不出以上所舉三類。
在求詩的時候，主人往往也贈物以作潤筆，儲勇《胡定齋惠墨求詩》
（陳起：《江湖後集》卷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53頁。）
即是其例。賀鑄曾作《臨淮賦》，不慎遺失，後來再次路過臨淮時，杜子師出示賀鑄《臨淮賦》手墨，賀鑄於是在賦卷的尾紙上書寫《寄題盱眙杜子師東山草堂》以相贈。
（賀鑄《寄題盱眙杜子師東山草堂》題注曰：“丙子二月，《臨淮賦》偶亡之；庚辰十月，再道臨淮，復得于子師，因附卷末。”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六，《宋人集》乙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由周必大《徐商老夢莘參議直閣進書登瀛創儒榮堂來索鄙句許示奏議寄題》
（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卷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036頁。）
則可以看出，徐夢莘是爲了求詩而許諾以奏議相示，其實也是存有禮尚往來之意。
主人的求詩只是一方面，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某一亭臺堂室、山川勝跡的題詠在當時引起士林的關注，自然也會有“附庸風雅”的詩人不請自來。莊綽《雞肋編》卷下曰：“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誦少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廁末賓？’”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0-101頁。）
參寥子《寄題南陽劉氏松堂》中描述了松堂建成之後“西州騷人競與賦，盛事相詫無賢愚”的場景，
（釋道潛：《參寥子詩集》卷十一，《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儘管我們可以說詩句會有誇辭，但堂室建成之後當地诗人主動題詩“預流”應當也是頗易理解的風氣。
對於亭臺堂室而言，記文是整個壁榜空間所呈現各體文本的重中之重，也是進一步徵集寄題詩的“觸媒”。記文作成，然後便可攜之以出，廣求題詩，大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7頁。）
之象。歐陽脩在滁州撰《醉翁亭記》之後，刻石製成拓本，遍寄士林而徵集寄題之作，文獻可考者，富弼、王令等皆有《寄題醉翁亭》，梅堯臣則有《寄題滁州醉翁亭》；韓琦修建閱古堂後，作《閱古堂記》，且向士林徵詩，王令雖處“遠定五千里”外的揚州，也寄來了《寄題韓丞相定州閱古堂》；蘇軾作快哉亭，命其弟蘇轍撰《黃州快哉亭記》，題詩則有蘇轍《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文同《寄題密州蘇學士快哉亭》。
（文同：《丹淵集》卷十五，《四部叢刊》影印明汲古閣刊本。又按文同诗题原作《寄題密州蘇學士快哉亭太史云此城之西北送客處也》，准寫本時代唐及北宋詩題義例，“太史云此城之西北送客處也”當為題註。）
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七附載陸游《寄題繭庵》詩，詩後跋曰：
放翁此詩用事精切，
（按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所據底本《梅山續稿》“事”字不闕，點校本脫誤。）
足以發明吾意，誠可仰也。以書來曰：“《繭庵記》及《初營》《落成》二詩，大手老筆，超然絕俗，明公富貴壽考，皆未易測，于此可卜。”豈戲我乎？并記之。
（姜特立著，錢之江整理：《姜特立集》之《梅山續稿》卷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0頁。）
顯見姜特立向陸游徵寄題詩時，曾隨函寄上自撰《繭庵記》及《初營》《落成》二詩，以供陸游參考。由於堂室之記往往會專門請名士來撰寫，因此許多詩人在撰作寄題詩時，不忘在詩題、詩序、詩句或詩注中專門提及作記之人：上引梅堯臣在《寄題滁州醉翁亭》中特意提到“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記》”；
（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三一，《四部叢刊》景明萬曆梅氏祠堂本。）
蘇舜欽有詩題《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八，吳之振：《宋詩鈔·宋詩鈔初集》，第168頁。）
陳師道《寄題披雲樓》題注謂“披雲在曹州，後山婦翁郭概爲郡時所作，後山爲之《記》”；
（陳師道：《後山詩注》卷九，《四部叢刊》景高麗活字本。）
劉克莊《寄題建陽宋景高友于堂》題注曰：“蔡久軒作《記》。”並在首聯稱讚《友于堂記》“樞相落成文甚古，府君卜築墨猶新”；
（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52頁。）
陳文蔚《寄題吳子似所居二首》，其二爲《題經德堂》，自注曰：“陸象山作《記》。”
（陳文蔚：《克齋集》卷十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05頁。）
劉子翬《寄題清軒二首》詩末注“喬年作軒記。”
（劉子翬：《屏山集》卷十九，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諸例都有著共通的行文理路，可見堂室之記在士人撰寫寄題詩的時候所具有的“話頭”屬性。
另有多篇寄題之作，詩人會在詩句中明確提及記文對於詩意的引導或激發，例如，郭祥正《寄題蘄州涵渾閣呈太守章子平集賢》：“讀君《涵渾記》，恍若登蓬萊。”
（郭祥正：《青山集》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又郭祥正《寄題德興余氏聚遠亭》：“感君寄我群公篇，覽《記》方驚子先作。”
（郭祥正：《青山集》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皆是其證。唐氏在請楊時作環翠樓寄題詩時，附有《環翠樓記》，而楊時也正是通過此《記》，才了解到唐氏築造此樓之目的是養親，遂在《寄題環翠樓》詩中寫道“喜君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顏白盈顛”，且于詩題下特意注出：“《記》云唐君作此樓以奉親。”
（楊時：《龜山先生全集》卷三九，影印明萬曆林熙春刻本，《宋集珍本叢刊》第29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588頁。）
宋人在求寄題詩時，還往往會寄上畫圖卷軸，以方便詩人發揮聯想。正如前揭所論，寄題之人，大都不能親至現場，在這樣的情況下，畫圖卷軸確實會幫助作者直觀感受某一景觀所處的自然環境，從而輔助構思，正如滕宗諒《與范經略求記書》函末所言“謹以《洞庭晚秋圖》一本，隨書贄獻，涉毫之際，或有所助”。
（《全宋文》卷三九六，第19册，第187頁。）
在寄題詩的徵集方面，孫莘老曾“圖傳粉墨”，請當時名士寄題眾樂亭，王令感慨“千里寄我何以酬”，欣然寄去了《寄題宣州太平縣眾樂亭（爲孫莘老作）》七古一首。
（王令《寄題宣州太平縣眾樂亭（為孫莘老作）》曰：“圖傳粉墨固未好，願假壯筆一攬收。果逢來篇騁雄勝，若執造化窮凋鎪。一時文工豈不偉，千里寄我何以酬？耳昏俗語久欲洗，為我一謝山前流。”王令：《廣陵集》卷五，民國《嘉業堂叢書》本。）
錢氏築吸光亭，請人繪《吸光亭圖》以徵詩，陳傅良便在《吸光亭圖》畫軸後題寫了一首絕句。
（陳傅良：《題錢宰吸光亭圖》，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九，《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
賀鑄《寄題泉南陳氏步雲亭》序曰：“永城主簿陳淋字伯雋，居泉南之東山，有亭名‘步雲’，出圖求詩于余。”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六，《宋人集》乙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戴昺《夏曼卿作新樓扁曰瀟湘片景來求拙畫且索詩》的詩題，則呈現了當日求畫兼求詩的情實。于此可知，畫軸也是寄題詩之文本生成的一個重要的“物質性”參與因素。備好記文、畫圖以求寄題詩，在宋人那裡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於韓元吉在《淩風亭事狀》中說：“以其工築之小，不足記，且不可以圖畫傳也，因書其狀，用求詩於好事者。”
（《全宋文》卷四七九九，第216册，第222頁。）
察韓元吉《事狀》的隱含意，可知當時築作亭臺堂室，通行風尚大約都會撰記、畫圖，然後請“好事者”題詩。
當堂室主人徵集到了士人的寄題詩後，接下來將如何安頓呢？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序》曰：
鏤之板，屋室有時而變；勒之石，岸谷有時而易。若元微之、白居易之吟詠撰述，汪洋富博，可謂才尤力敵矣，而今完缺不同者，白能自爲之集，舉而置之二林之藏，元則悠然不知所以爲計也。故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苟欲誦前人之清芬，搜斯文之放逸，而傳之久遠者，則紙本尚矣。
（釋延海：《東坡題名記跋》曰：“題名留於版、壁，非久固爾，乃刻于石以永蘭若，為不朽之寶矣。”亦可看出宋人對文獻傳承的久遠性認識方面，認為刻石要比詩板、題壁更能傳諸久遠。）
雅潔透澈地概括了當時景觀寄題詩的三種物質性載體，那便是詩板、詩碑和雕版墨印的詩集。其實，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先行的文本載體，那就是手寫詩卷（宋人亦稱曰詩軸）。無論對於詩人別集而言，抑或對於寄題詩總集而言，詩卷、詩板、詩碑所承載的詩歌文本皆屬於“集前形態”，
（有關文集“集前形態”的討論，參見葉曄：《<盛明百家詩>與明別集的早期佚本及形態》，《傳統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創刊號），第28-47頁。）
而經過編次、雕版、墨印的詩集，則規定了文本的秩序，同時也成爲了一種具有穩定性、可複製性的“書籍”。
堂室主人在徵集寄題詩之初，有一種做法是準備好用於題詩的卷軸寄給詩人，收回後再轉寄他人；倘在此期間收到了隨書劄寄來的詩箋，則會在卷軸中接裱。宋人爲存錄寄題詩所準備的卷子，頗爲精美，蕭立之《黃景純社倉求詩》所謂“題詩往往來達官，錦標玉軸烏絲欄”，
（蕭立之：《蕭冰崖詩集拾遺》卷上，影印明弘治蕭敏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3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頁。）
頗能窺見一斑。另外，李之儀《春日同梁十四宴李公昭朝霞閣侍兒舞梁州曲徹客有以潤羅爲贈公昭命玉杯滿酌酬之又以金鐘邀兒相屬既釂出烏絲欄索詩》的詩題，也能反映出宋人寄題詩以“烏絲欄”卷軸爲通行載體。由於寄題詩卷皆是諸家詩人的手墨原跡，本身具有重要的書法價值，在宋代的很多堂室建築中，也會將詩人的題詩寫卷妥善藏弆，傳諸久遠。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二“韜光禪師”條曰：“樂天手書《寄題天竺寺》詩云……”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二，清影宋鈔本，《續修四庫全書》第5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5頁。按中華書局影印清道光刻本“寄題天竺寺”作“曰題天竺寺”，蓋清人不明“寄題”之義而校改。）
特地點出天竺寺在宋時仍留存白居易的“手書”寄題詩墨跡。
上節已考，宋人在徵求寄題之詩時，往往會附上景觀之畫圖，以供詩人望圖興懷。實際上，宋人的寄題詩，也往往是踵繼卷子裡的畫圖之後，各擅墨妙。魏了翁《寄題胥園》詩云：
胥君頎然來，錦囊背奚奴。探囊發詩卷，一一卿大夫。夫識胥園面，詩卷自畫圖。掃石臥石影，長鍤斸芋區。胥君于此時，林泉傲金朱。
（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景宋本。）
這類詩卷中的“一一卿大夫”的人數會有多少呢？考方回《寄題陳公輔聽雨軒》詩序曰：“公輔聽雨軒，題者軸將牛腰。紫陽山人方回贅以一絕。”
（方回：《桐江續集》卷二七，楊鐮：《全元詩·方回》，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27頁。）
“軸將牛腰”儘管可能不無誇張，但足可見出其文本體量的可觀。周紫芝《孫仲益尚書詩贈吳益先吳出巨軸索詩》以及游九言《藍橋記》序“藍氏子元頻過余不倦，以橋成丐詩。余老病不能詩，出巨編相示，其佳作固多矣”，
（《全宋文》卷六三一一，第278册，第368頁。）
也實錄般地記載了題詩卷軸的“巨軸”“巨編”特徵。眾所周知，卷軸裝的一個好處，便是可以卷尾添綴，而這樣的“巨軸”“巨編”，實際上即是一部可以隨時增益的寫本狀態的寄題詩集。
（其實不僅是寄題詩集的卷軸擴充，宋人的別集詩卷，也往往徵求名士的寄題贈詩，陳造的《寄題高賓王詩後卷》便是為此而作。張毅、于廣傑：《宋元論書詩全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50頁。）
另有一種寄題詩卷，引首爲一二名家之作，而後之寄題者，則一律踵和前韻，與之“互動”。吉水縣北玄潭觀有雪浪閣，姚勉《跋雪浪閣詩》曰：“右《雪浪閣詩》一集，道士劉應時所裒也。卷首誠齋、東山二先生詩在焉，晰倡參和，與此閣俱千古矣。”誠齋之詩，即《題玄潭觀雪浪閣》。
（林日波：《<宋人總集敘錄>續補(一)》，《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7頁。）
由“右”字可知姚勉之跋系書寫於詩卷之末，而該詩卷的編次體例是以名公（楊萬里、楊長孺）之作壓卷，後人則“晰倡參和”。范成大有詩題曰《浙東參政寄示會稽蓬萊閣詩軸次韻寄題二首》
（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五，第56頁。）
《寄題商華叔心遠堂用卷中韻》（示我新詩卷）
（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十四，第177頁。）
，由二例可看出，范成大在收到詩卷後，新作之寄題詩採取了步次詩卷前韻的形式，這樣的存詩卷軸，會隨著寄題作品的增益而不斷延展。遺憾的是，這類存留詩人手墨的寄題詩卷未能流傳至今，很大原因是其唯有一件的“孤本”屬性，萬一遭逢水火蟲嚙，便損毀不可復原。這也就從客觀上要求，最好能夠刻石傳拓，或雕版墨印，從而化身百千，流佈遐邇。
揆諸情理，寄題詩作集聚之後，徵詩主人自然希望能將諸家寄題詩在景觀空間中予以呈現。循此問題意識，我們便可注意到大量寄題詩作中皆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方位——“壁”。王安石《寄題程公辟物華樓》頸聯曰：“想有新詩傳素壁。”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32頁。）
蘇軾《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家山歸未能，題詩寄屋壁。”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四三，第2352頁。）
周必大《寄題新居羅長卿觀瀾閣蘭臺二首》曰：“醉留惡語涴君壁，有客如此君勿嗔。”
（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二，影印清歐陽棨刻本，《宋集珍本叢刊》第5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157頁。）
陸游也有長詩題曰：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予感其事，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將軍儻見之乎？
（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5頁。）
乍一看來，諸人所指，似乎皆是題詩于牆壁。那麼，是不是宋人的寄題詩會被直接書寫在堂室的粉白牆壁上呢？
實際上，在唐宋時期，倘不是出於一時興起，凡是正式一點的“題壁”，並非直接題寫在牆壁上，而是題于牆壁、棟樑所懸掛的詩板上。
（侯倩、李成晴：《唐宋詩板考——以<岳陽樓記>“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新證為中心》，《江海學刊》2020年第2期，第219-226頁。）
詩板也稱詩版、詩牌、詩榜、詩匾，是唐宋間一種比較習見的留題形式。趙蕃《寄題分宜簿舍懷古閣爲劉公度賦》曰：“因榜白雲句，遂追千古還。”
（趙蕃：《寄題分宜簿舍懷古閣為劉公度賦》，見趙蕃：《淳熙稿》卷九，《叢書集成初編》第225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9頁。）
鄭獬《寄題明州太守錢君倚眾樂亭》曰：“空余華榜照湖水，更作佳篇誇北人。”
（鄭獬：《鄖溪集》卷二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抄本；另見章國慶：《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頁。）
陳宓詩題《謝鄭夾際子惠詩索草堂扁榜》，
（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五，影印清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7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412頁。）
皆指明了當時陳列寄題詩的景觀制度，那便是詩板。宋代景觀建築懸掛詩板的繁盛，由西湖白蓮堂一例更可見一斑。據《杭州西湖昭慶寺結蓮社集》，
（可參陳斐：《北宋西湖蓮社社集編纂考》，《文獻》2021年第2期，第7-23頁。）
可知白蓮堂是寺方爲結社所建，也是蓮社活動的主要場所。《集》中所錄諸人之寄題詩，多留意於壁上詩板的景觀書寫，如《入社詩》所收“淨行弟子給事中知杭州軍府事張去華”詩云：“朝客趨隅皆悟道，詩牌盈壁盡名賢。”丁遜詩亦云：“篆名待刊名士記，粉牌多掛達官詩。”此集之外，他人別集中也多言及白蓮堂詩板的盛況，如許景衡《乙巳五月十八日沈元鼎招飯昭慶登白蓮望湖樓泛舟過靈芝少憩孤山下七絕句》其一云：“蓮社群公跡已陳，壁間詩句尚清新。湖山俯仰成今古，更好留題遺後人。”
（許景衡：《横塘集》卷六，影印清抄本，《宋集珍本叢刊》第3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232頁。）
由張去華“詩牌盈壁”、丁遜“粉牌多掛”之語，我們可以推證許景衡所謂“壁間詩句”，實際也是墻壁上懸掛的詩板。
宋人對寄題詩在景觀空間中的安頓頗有共識，因爲他們在題詩之前，此堂室中可能已經有了前人的詩板，程公許《六和塔寺館三宿和秀江亭詩牌韻》、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卷二九八九，第57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5546頁。）
劉辰翁《官梅動詩興》“歲月題梁在，風霜牧笛知”，
（劉辰翁：《須溪四景詩集》卷三“秋景”，《宋人集》丁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皆屬於這種情況。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風習之中，詩人儘管可能不在景觀現場，也會默認自己的詩作最終會被懸掛爲詩板，比如晁說之《寄題鎮江寶墨堂》：“只尋舊墨題新榜，念爾邦人肯擾之。”
（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九，《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
金君卿《寄題三靈山程先生瑞墨閣》“揭版新詩半碧紗”下注曰：“聞卿相新詩甚多。”
（金君卿：《金氏文集》卷上，《宋人集》甲編，民國宜秋館刻本。）
李彌遜《寄題徑川劉子先逸軒》“會看迎鶴版，不獨愛吾廬。”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卷一七一一，第30冊，第19270頁。）
由此可見，宋人在談及寄題詩之“題壁”時，他們的心理預期應當是壁上詩板。
寄題詩板的閱讀視角及觀瞻體驗是怎樣的呢？樓鑰《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曰：
余頃歲遊雲岩，有詩牌掛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岩上飛，暮見雲歸岩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岩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
（樓鑰：《攻媿集》卷七三，曾棗莊：《宋代序跋全編》卷一五九，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第4541頁。）
這則材料，從讀者視角爲我們還原了一位士人進入景觀空間後閱讀詩板的流程。陸游《寄題太和陳誠之秀才遠明樓》詩自注曰：“樓有榜，廷秀大蓬所作《記》，及周丞相以下諸公題詠。”
（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五一，第3026頁。）
儼然是一組大型的詩榜陳列于立體空間，也可以說是一部以《記》文爲序引、以詩板爲物質性載體的“詩集”。林希逸《寄題名登樓》描摹名登樓上陳列諸家寄題詩的盛況曰：“驚人姓字層層見，作聖功夫級級高。”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五，《宋集珍本叢刊》第8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414頁。）
也著重寫出隨著空間的上行，一層一層地登樓，能夠不斷地看到名家的寄題詩板。
至於宋代詩板的製作、題寫流程，文獻並不足徵，然日本細川十洲《梧園詩話》“詩板”條曰：“黑板書詩，鐫畢填粉，上施鐵鉤，掛諸楣間，稱曰詩板。”
（[日]細川十洲：《梧園詩話》卷下，《日本漢詩話集成》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4981頁。）
頗見中土詩板制度之遺存。除了刻製詩板外，詩人也可以直接在詩板上以墨筆書寫（見圖6），蘇軾《率子廉傳》曰：“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21頁。）
便是如此。詩板的陳列，有兩處約定俗成的空間，一爲棟樑之間，一爲牆壁之上。蘇軾《次韻子由綠筠堂》“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掛牆。”
（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六，第247頁。）
是詩板懸掛之例；晁補之《有竹堂記》，濟南李文叔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爲之記於壁”，
（《全宋文》卷二七三八，第127冊，第15頁。）
是詩板“牓諸棟間”之例。
圖6：河北正定隆興寺3號柱元代詩板（丁垚、房樹輝、顧心怡：《正定隆興寺轉輪經藏的元代題記》，《中國文物報》2022年10月14日第4版。）
詩板之外，宋人也往往將寄題詩以詩碑的形式成規模地製作出來，這一點可以說是宋承唐風。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十五著錄唐李德裕《遙傷孫尊師詩》曰：
唐李德裕《遙傷孫尊師》詩三首，《寄題黃先生舊館詩》一首，後附秘書省校書郎裴方質八分，德裕時爲司空平章事，以會昌三年刻在茅山（《集古錄目》）。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會昌二年壬戌”，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57頁。）
時至今日，存世仍有約200例唐人石刻唐詩可供探賾，
（黃舒婷：《唐詩石刻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2頁。）
其中多有寄題詩碑。至於宋人的寄題詩刻，則文獻著錄和實物留存者更多。清陸耀遹纂《金石續編》著錄有《蘇子瞻詩賦并帖》，其中有《與可學士洋州園池三十首》，前標“寄題”二字，可推證石刻原式作：
在清人的金石著錄中，尚有頗多像蘇軾詩這樣的宋人寄題詩碑的留存。蘇軾在將此詩收入詩集時，顯然對詩題等副文本進行過修改。同樣，歐陽脩《居士集》卷三載《滄浪亭》詩題，《四部叢刊》景元本題下注曰：“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四部叢刊》景元本。）
知歐陽脩初稿詩題原作《寄題子美滄浪亭》。歐陽脩《居士集》卷五《永州萬石亭》，據元刻本題下注知歐陽脩初稿詩題作《寄題永州萬石亭（柳子厚亭）》。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五，《四部叢刊》景元本。）
就已經掌握的史料來看，宋人的堂室之《記》，除了製成大牌匾外，一般會刻於石碑。據晁補之《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張氏重葺園亭，分別命名爲“先春”“樂意”“生香”，“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三十，《全宋文》卷二七三九，第127冊，第24頁。）
兩公詩指的是張安道、石曼卿的題詩。周必大詩題《致政楊圖南（扶）僉判惠園亭石刻來索惡詩寄題四首》，
（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四，第157頁。）
也明確寫出了他在撰作此詩時，有寄來“園亭石刻”可資參考。
與詩板近似的，這一部分寄題詩，詩人似乎預先也明確自己的詩作會被刻爲詩碑（詩刻）。
前引歐陽脩《永州萬石亭》末二句曰：“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五，《四部叢刊》景元本。）
是默認此詩寄到之後會被刻爲詩碑。黃庭堅初有《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之作，《山谷別集詩注》卷下載黃庭堅《戲用題元上人此君軒詩韻奉答周彥起予之作病眼空花句不及律書不成字》，注曰：“詩後題云：‘此詩如元公欲刻之，此君軒可聽渠摹本也。’”
（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之《山谷別集詩注》卷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473頁。）
類似的例證在宋人詩中頗爲常見，比如劉子翬《寄題清軒二首》“一尺翠瑉揮染罷，冰輪夜轉屋山頭。”
（劉子翬：《屏山集》卷十九，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翠瑉”即石碑之別稱。慈雲懺主遵式《念佛三昧詩并序》曰：“擬晉賢作詩，寄題于石，垂於後世也。”
（釋宗曉：《樂邦文類》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前引魏野《吾友山陽蹇子韞……》詩末兩句曰：“遙題應未的，莫把刻貞瑉。”
（魏野：《钜鹿東觀集》卷九，第81頁。）
姚勉《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堂露香取趙清獻公夜則以日所爲告之天也是官也蓋清獻初仕云》曰“盡將心事寫成碑。”
（姚勉：《雪坡舍人集》卷十五，影印民國《豫章叢書》本，《宋集珍本叢刊》第8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317頁。）
皆可置於寄題詩刻碑的傳統下加以理解。歐陽脩《石篆詩（并序）》曰：“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卷五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56頁。）
則在徵集寄題詩時已經明確了刻石的意圖。
那麼，這些詩刻是如何保存的呢？孫覿于詩題中記載“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間。”
（吳之振等：《宋詩鈔·宋詩鈔初集》，第1460頁。）
可證，有時詩刻會被鑲嵌於牆壁之間。也就是說，前文所釋“題壁”意涵，除了壁掛詩板外，也可能是壁龕詩刻。如果這樣的詩刻規模壯大了，就形成了近似詩刻碑林的景觀。黃裳《佚老堂十景記》縷述魏氏求詩之情實：
壬戌之冬，魏子爲佚老堂，即乞詩于延平。予方治行而東，未暇作也。拏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於建溪。後年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予於都下，復求予言《十景》。
（黄裳：《佚老堂十景記》，《全宋文》卷二二六四，第103册，第332頁。）
魏氏求詩之殷切，於中可見，也正因如此，他家中才“南北其筒，賡和盈軸”。
（黄裳：《佚老堂十景記》，《全宋文》卷二二六四，第103册，第332頁。）
魏氏曾建“吟廊”，系專門陳列詩刻之地。我們也可推想，魏氏將黃裳的詩作“刻詩于石”，很可能也是“龕”於吟廊之壁的。
黃裳“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予於都下”二語也提示，當寄題詩刻碑之後，主人往往會再予詩人以回饋，那就是墨拓以贈。韓琦作閱古堂，自撰《定州閱古堂記》《閱古堂八詠》，“時諸名流如范仲淹、富弼、歐陽脩等皆有作，而所作嘗上石，韓琦有《次韻答侍讀張龍圖索閱古堂詩石本》（《安陽集》卷六），又有《答定帥仲儀龍圖寄示閱古堂詩刻》。”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第599頁。）
可以推想，韓琦詩題所謂“閱古堂詩石本”，即是閱古堂寄題群詩的拓片。又范成大的詩題《去年過弋陽訪趙恂道通判話西湖舊遊因題小詩近忽刻石寄來漫錄》，
（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十四，第175頁。）
也反映了墨拓付郵的情況——趙恂道“刻石寄來”的自然不可能是詩碑，實是詩碑拓片。
黃裳《佚老堂十景》同時也是頗具代表性的組詩文本。古代景觀，非止具體一個景點，且亭臺樓閣多有佳名。故而，在徵求名士寄題之作時，往往會呈現出組詩的規模，例如歐陽脩《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分別爲《寄題相州榮歸堂》《晝錦堂》《觀魚軒》《狎鷗亭》《休逸臺》；
（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48頁。）
十首以上如楊萬里《寄題俞叔奇國博郎中園亭二十六詠》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63頁。）
這樣的規模，在宋人集中並不少見。與之相應的，宋代寄題詩碑還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以組詩刻石。組詩有的是圍繞一處建築景觀而集聚多篇作品，形成詩刻群；有的就一處堂室內的不同景致分別詠誦，形成一組規模宏大的詩刻，多者可達上百首，“組詩一般以詠物繪景見稱，與立石環境內外呼應、融爲一體，內容上互有關聯的若干篇幅，構成主題鮮明、規模可觀的詩刻群，是山水名勝或亭園臺榭刻詩的基本特徵。”
（左福生、陳忻：《宋代石刻詩的文化透視》，浙江學刊，2015年第2期。）
組詩或刻于亭苑或刻於寺宇，在空間上形成聚群效應，在視覺上則成爲景觀內部新增的獨特文化景觀。
考釋道潛《寄題解頤堂》詩縷述了堂主徵詩（“尺書三遣要我賦”）、陳列題詩（“堂成往往獻佳句，羅列四壁皆瑰奇。”）的情景。
（釋道潛：《參寥子詩集》卷六，《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揆諸情實，將諸家寄題詩墨迹裱爲一個卷軸，尚具有整體性，但製作成的詩板、詩碑，在景觀空間中星羅棋布，實際很難給人以整體性通觀的閱讀體驗。同時，解頤堂四壁的寄題詩，在進入文集之前，即便有詩卷、詩板傳抄以及詩碑傳拓，仍屬於少量複製，這樣一種傳本珍稀甚且具有“孤本”性的留存方式，很可能無法抗拒時間的磨蝕和意外的毀損，年湮世遠，這些寄題詩碑逐漸剝落遺失，終將無復最初盛況。例如袁州宜春臺最初詩刻頗多，到了劉嗣隆撰《宜春臺記》時，“廊廡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首在焉。”
（《全宋文》卷三二〇，第十五冊，第426頁。）
又據趙與旹《賓退錄》所載，“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
（趙與旹：《賓退錄》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頁。）
葛勝仲《寄題海會晚實軒》“舊時書兩廟，感事涕沾濡”後自注曰：“元豐中，先祖、先人各嘗賦其詩壁間，歲久不存。”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卷一三六五，第24冊，第15637頁。）
宋人實際一直在直面這一問題，並且通過詩板新製、詩碑重刻來對抗時間的剝蝕。王之望《郢守喬民瞻寄襄陽雪中三絕因追述前過石城杯酒登臨之勝爲和》詩注曰：“僕舊游白雪樓，見張休詩石刻，尾章云：‘美人莫唱陽春曲，白盡湖南太守頭。’今石已亡。民瞻詢於老吏，遂得其全篇，云將復刻諸石。”
（王之望：《漢濱集》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91頁。）
即便如此，我們也很容易理解，宋人對寄題群詩補刻石碑的做法，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散佚的危險性，寄題詩碑依舊不具備通觀的整體性。宋代聲名頗著的墨妙亭，“蘇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前人書迹，時人題詩，皆有刻石，蔚爲大觀。但迭經易代，漸次殘滅，到了清初，“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
（朱彝尊：《顏魯公石柱記釋序》，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五，《四部叢刊》景清康熙本。）
令人欷歔。因此，在客觀上確實需要一種相較于詩卷、詩板、詩碑更能傳之久遠的物質性載體，那便是版刻墨印的詩集。寄題詩集的編撰、刊刻，有個很重要的功能便是使之在時間、空間兩個維度上流傳久遠，這也是古人爲什麼會說“壽諸梨棗”。唐齊己《送泰禪師歸南嶽》尾聯曰：“有興寄題紅葉上，不妨收拾別爲編。”
（彭定求：《全唐詩》卷八四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537頁。）
正體現了一種“寄題編集”的文化心理——從集部文獻的系統性獨立與內蘊自足來看，“別爲編”具有某種必要性和必然性。
如前文所論及的，寫本詩卷具有“准詩集”或者說“前詩集”的性質——倘好事者依據寫本詩卷直接刻書版，
（據楊時《王卿送行詩序》，在宋代，送行詩卷就往往會“鏤板以傳”。見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593頁。）
未嘗不可以認定其就是一部定型的寄題詩集。但對大多數寄題詩卷而言，之所以需要“進化”爲雕版寄題詩集，是因爲寄題詩卷缺失了基於體制、義例所擘畫的文本秩序（比如宋代通行的寄題詩編集體例便是以寄題詩人官階的高低爲順序）。許棐《寄題東洋》詩在誇讚東洋“占得江山勝”之後，特地寫出友人用於徵集贈詩的詩軸：“長箋短幅真行字，舊軸新編倡和詩。”
（許棐：《梅屋集》卷四《梅屋第四稿》，上海圖書館藏明汲古閣景鈔《南宋六十家小集》本。）
這類“長箋短幅”“舊軸新編”保存了各家寄題詩的原初文本載體之狀貌。峽州楚塞樓本爲黃庭堅所命名，毀於兵燹。秦德久加以修復之後，“群賢爭出，佳制爛然成編。德久不鄙，示予且索鄙句”，
（王之道：《相山集》卷九，第374頁。）
王之道遂作《寄題峽州楚塞樓》。所謂“佳制爛然成編”，可以與“長箋短幅”對讀，應當也是對諸家寄題手墨的裝裱。歐陽守道在《跋玉笥山名賢題詠》中稱，“里人劉君虛舟往爲道士，集錄山房諸名賢遺墨，而平園、誠齋、東山諸老之帖俱多。……近年，黃廬柬、李三溪、羅澗谷、胡古潭、徐西麓諸人賦詠，又班班焉。”
（曾棗莊：《宋代序跋全編》卷一九三，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第5496頁。）
可證《玉笥山名賢題詠》之母本系諸名賢的手墨法帖，但經過“集錄”這一環節，很可能會有書手統一謄錄，此時，這種統一字體、統一體例的寫本詩卷，已經接近於一部未刊詩集了。
當然，有的寄題詩集未必會經過手墨詩卷階段，而是直接經由詩板/石刻轉換爲雕版墨印的詩集。宋代里安縣舊有觀潮閣，人事代謝，僅存遺址。到趙與諮的時候，
（林日波：《<宋人總集敘錄>續補(一)》，《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6頁。）
乃重加修葺。葉適《觀潮閣詩序》稱：“趙君既成觀潮閣，遍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12頁。）
可見《觀潮閣詩》的編集付梓，跳過了詩卷詩軸的文本載體階段，而是直接將觀潮閣裡存有的詩板、詩碑裒集成帙然後刊刻。又程建用《求蘇東坡山亭記書》曰：
亭前兩株桐，挺直無節目，髙二丈餘，枝葉扶疏。亭後甃石爲山，傍植紅焦。三面控掩以牆，牆間列詩碑，皆薛公與其子球任本路憲日并歷政諸公之所作也。袤一百有五十丈，曰‘養閒亭’……願明公命一名撰一記，以寓仇池之思，使不才之人得以附諸末，幸也。
（《全宋文》卷一八二七，第84冊，第129-131頁。按“願明公”，《全宋文》錄作“願仇池”，誤。）
墻間所列詩碑，竟然“袤百有五十丈”，足見繁夥。不無遺憾的是，蘇軾拒絕了撰作亭記的請求。祝尚書認爲《宋史·藝文志》所著錄之《養閑亭詩》當即錄“詩碑之詩以成集也”。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第584頁。）
前文曾引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序》“鏤之板，屋室有時而變；勒之石，岸谷有時而易”“題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諸紙”二語，
（釋延海：《東坡題名記跋》曰：“題名留於版、壁，非久固爾，乃刻于石以永蘭若，為不朽之寶矣。”亦可看出宋人對文獻傳承的久遠性認識方面，認為刻石要比刻詩板更能傳諸久遠。）
說明在宋人那裡，自然預見到了詩板、詩碑在未來將會遇到的時間摧蝕，他們也在尋找更佳的文獻傳續之法，那就是編次詩集，雕版而後“墨諸紙”。
將寄題詩編集，可以將容易朽壞的詩板、詩刻“化身百千”，易於傳寫，也易于翻刻，對於浸潤於題詩文化中的宋人而言，他們自然明白此理。洪适在《<天臺山石橋詩集>序》中曾道出詩板、詩碑不如雕版詩集的兩重緣由：
詞伯才子，削方留壁，差然如鱗，雜然如蝟。閱時綿永，黝堊漫漶，讀者有軒首伸目之病，而奇藻逸韻，弗遑研諦也。乃鳩剟聯次，自李謫仙以下得若干篇，披爲三卷，且將鋟刻騰布，使它壤名流轍跡所未暇者，曲肱几席，遂得石橋勝概。
（曾棗莊：《宋代序跋全編》卷三〇，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第799頁。）
“削方”者，“刓削方木”也，洪适記《益州太守髙眹脩周公禮殿記》稱“又東即周公禮殿，規模古質，井斗異制，柱皆削方，上狹下廣，此記刻于東南之一柱，亦木爾”，
（洪适：《隸釋》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景明萬曆刻本。）
可以互證。從情實來看，無論詩板、詩碑，“差然如鱗，雜然如蝟”的狀態缺乏一種秩序感和整體性，並且詩刻如不加塗堊，遠觀很難辨識。但當編爲詩集、版刻墨印後，則眉目清爽，部次秩然，且能流布“它壤”。
由洪适《<天臺山石橋詩集>序》所謂“鳩剟聯次”，我們也可推證，寄題詩集的編撰，會循著一定的體例，不過由於傳世微茫，我們現在對於絕大多數的宋人寄題詩集的體例，只能作一懸想了。首先，正式雕版墨印的寄題詩集一定會有像《<天臺山石橋詩集>序》這樣的集序，也就是說，集序是一部寄題詩集生成的文本標誌。徽宗朝于開封龍景山側築土山，以象餘杭鳳凰山，名曰艮嶽。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艮嶽集》一卷，不知集者。其首則（徽宗）御制序文也。”祝尚書認爲“是集蓋裒輯一時詠頌艮嶽之作。”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增訂本），第619頁。）
陳振孫之書齋能入藏《艮嶽集》，證明此集在當時已經編定且傳世，陳氏在敘錄時首先關注到的便是卷數、作者和集序。對於士林而言，凡一集編定，循例會請名士撰寫集序。楊億《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