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视觉修辞创造最广泛的政治对话
互联网具有自由、匿名、互动和交叉网络的传播特性,体现出鲜明的草根性和平民化色彩,新媒体语境下的政治格局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控制与管理”模式,注定要求政治传播做出相应的调整,满足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接受习惯,即凸显出表演和互动的特质——这也是尼尔·波兹曼宣称的“文化向技术投降”的由来,当年轻人拒绝陈旧和单向的政治传播形式时,政治传播必须通过新媒介的感性影响来实现自我的转型。
除了互动性之外,新媒体的到来为视觉修辞手段的丰富、公众视觉欲求的膨胀、视觉需求层次的提升创造了诸多可能:从出自本能或好奇的观看,到追求娱乐、审美的观看,甚至到借助技术手段的创造式互动修辞。
在新媒体这一巴赫金“狂欢理论”充分演绎的现场,政治家不得不选择“主动脱冕”:与其被受众进行霍尔所说的“对抗式的解读”,还不如主动祛魅。这种祛魅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视觉修辞不再持有新闻纸或电视时代的视觉“说服”观,而是将视觉“认同”作为全新的政治传播战略。“认同”比“说服”更强调受者的主动参与性,或者说,这是一种更具有软性力量的传播实践,社交媒体上热播和转发的政治动漫卡通形象就是在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或者说技巧构建着“认同”。当前运用视觉化的语言模态、影像模态和音响模态等多模态话语形式的政治卡通片创新了中国政治传播的话语模式,丰富的视觉修辞手段实质上是为了寻求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
此外,将严肃的题材卡通化、陌生的题材熟悉化是新媒体时代政治视觉修辞的重要策略。
政治家也开始注重把流行的社交媒体app运用政治传播中,针对不同的受众展开不同的视觉传播策略。
相较于口语时代、新闻纸时代和电视时代,新媒体时代的政治视觉修辞对受众的细分和分析做到了极致,以便“投其所好”更好地达成“认同”。
2.语言文字的视觉修辞化
新媒体时代的语言文字也越发呈现出视觉修辞的特点,总是以语言文字符号为
载体,希冀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即使在我国早期的新闻纸时代的政治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具有视觉效果的语言修辞。
在新媒体时代,语言文字的视觉修辞效果不是作为配角存在,而是出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一种历史性的颠倒:言语成了图像的寄生物,从前,图像辅助说明文本,使其更容易理解;今天,文本解释图像,使其更具道德规范。在现时的关系中,图像并不阐明或实现言语,而是言语升华图像,来使图像感人或者使图像理性化。新媒体时代的文本则直接以图像的方式暗示理性。
3.综合修辞的视觉祛魅
移动互联时代的视觉修辞符号呈现出综合化发展的态势,即以图像修辞为主,结合了语言文字等其他符号的积极传播行为和现象。
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的威权与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具有与生俱来的严肃性的“魅”之底色,新媒体的出现让来自民间的视觉修辞在政治传播中与官方对话或者对抗成为可能,而政治家的“主动祛魅”虽然意味着去权威化和世俗化,但如果拿捏不当,受众就会迷失在眼花缭乱的综合修辞元素中,走向虚无、极化或再赋魅的风险。
尽管视觉修辞是政治传播形式的大势所趋,我国的政治视觉修辞实践理应不要盲目“与国际接轨”,而是要努力挖掘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融通世界的政治视觉话语,同时,应该延续文字修辞的叙事逻辑和结构,让政治视觉话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柔性先锋力量,而非沦为政治传播中可有可无的弄潮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