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美国疫情期间不同经济状况个体的抑郁症状与生活满意度 | 唧唧堂论文解析

本文是针对论文《COVID-19期间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福祉—基于资源的调查（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A Resource-Based Examination）》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发表于《应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第2020年第12期。该研究的作者为Connie R. Wanberg，Borbala Csillag，Richard P. Douglass，Le Zhou和Michael S. Pollard。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个体在疫情爆发期间的生活状态与医疗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如一线工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大；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则可能在舒适的条件下居家办公或休假。 研究者希望对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以了解疫情对美国整体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疫情期间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并探索这些变化背后的机制。

理论假设

资源保存理论（COR，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指出，面对危机和挑战，人们会通过获取和守卫资源来进行自我保护。失去有价值的资源会对人们的福祉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失去资源的恐惧与担忧也会对人们的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研究者提出：

假设1：疫情期间测量得到的群体抑郁症状水平将显著高于疫情前的常模。

假设2：相较于疫情前水平，个体在疫情期间的（a）抑郁症状加重，（b）生活满意度下降。

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源的获取能力息息相关。具有更高收入或教育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拥有的资源。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研究者提出：

假设3：疫情期间，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a）与抑郁症状负相关，（b）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基本社会原因理论（Theory of Fundamental Social Causes）指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主要与四种核心资源相关，包括：感知财务资源（Perceived Financial Resources）、知觉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人际关系资源（Interpersonal Resources）以及知识（Knowledge）。低感知财务资源可能导致个体对当前状况的不满与恐惧，产生负面认知，损害个体精神健康。低知觉控制感则会导致个体在决策中产生无力感。低人际关系资源可能会导致个体社会联系与社会支持的减少，进而损害个体精神健康。知识水平被证实与个体身体健康存在正向关系，知晓更多健康相关知识的个体更懂得如何保持健康。基于此，研究者提出：

假设4：疫情期间，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a）感知财务资源、（b）知觉控制感、（c）人际关系资源以及（d）新冠相关知识及新闻消费正相关。且这些资源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由资源保存理论，在额外的资源损失面前，拥有资源较少的个体更为脆弱。而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更有可能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帮助其克服困难，减少负面情绪与认知。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疫情间精神健康状况更差。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可能在疫情前具有的资源水平就较低，因此在疫情爆发后降低的幅度较小，而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则面临各项资源水平的剧烈下降。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以下两条假设：

假设5a：相较于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在疫情期间，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抑郁症状增加幅度更大，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幅度也更大。

假设5b：相较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在疫情期间，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抑郁症状增加幅度更大，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幅度也更大。

同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与基本社会原因理论，结合上述分析，研究者提出：

假设6：在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疫情前与疫情中抑郁症状及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关系中，（a）感知财务资源、（b）知觉控制感、（c）人际关系资源以及（d）新冠相关知识及新闻消费的下降发挥中介作用。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由两部分组成。兰德公司构建了一个能够代表美国国家整体情况的美国生活面板（ALP，American Life Panel）样本，研究使用的两部分数据都是通过对该样本中的受访者进行调查获得。研究者使用2019年4月到6月收集的“成年人社会网络与福祉”调查数据来测量新冠疫情前的情况。该数据聚焦于30岁-80岁的美国成年人，共包含1771名受访者。在2020年4月16日-19日，研究者对该1771名受访者进行追访，收集其在疫情期间的相关数据。1143名受访者完成了疫情期间的调查。

研究者使用了单样本T检验来比较疫情期间群体抑郁症状水平与常模的差别，使用了配对T检验来研究个体疫情前后精神健康的变化。此外，作者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和潜在变化分数模型（LCS, Latent Change Score）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疫情前与疫情中精神健康状况变化的影响，以及核心资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使用受教育程度及家户年度收入进行测量。中介变量中，感知金融资源、知觉控制感与人际关系资源使用相关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新冠相关知识以及新冠相关新闻分别采用了一个五点单题项进行测量。核心因变量抑郁症状使用PHQ-8量表进行测量，生活满意度使用10点单题项进行测量。控制变量包含年龄、种族、性别及身体健康状况。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抑郁症状高于疫情爆发前的人口常模，假设1得到支持。相较于疫情爆发之前，个体在疫情期间抑郁症状加重，且生活满意度降低，假设2得到支持。对于疫情期间个体精神健康状况，个体的教育水平与抑郁症状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而收入水平则相反，与抑郁症状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教育水平与新冠相关知识显著正相关，但新冠相关知识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收入水平与感知财务资源、知觉控制感、人际关系资源及新冠相关新闻消费显著正相关，且这些资源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对于疫情爆发前后个体精神状况的变化，相较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抑郁症状的加重程度更大，且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幅度也更大，而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假设5得到部分支持。在教育水平对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影响中，新冠相关知识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在收入水平对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影响中，感知财务资源与新冠相关新闻消费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6得到部分支持。此外，研究者发现教育水平与疫情期间的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收入水平与疫情爆发前后的生活满意度变化幅度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教育水平与疫情期间抑郁症状的非线性关系

收入水平与疫情爆发前后生活满意度变化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意义与局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便利性，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数据不具有全国代表性，且缺乏疫情爆发前后的对比。研究使用了一套包含疫情爆发前与疫情爆发后受访者情况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更加准确地刻画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填补了相关空白。同时，本研究深入探索了社会经济地位对疫情前后个体福祉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帮助学界更好地理解了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此外，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象长期存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对企业管理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是研究的样本集中于参加“成人社交网络于福祉”调查的个人，该研究针对30至80岁的美国成年人，30岁以下人群未包含在样本中。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30岁以下人群有待检验。另一方面是，2019年到2020年个体精神健康状况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否是新冠疫情未得到证实，存在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