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美国商界的本意不是脱钩

美国发动对我们中国的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我们国内也出现了新的思潮， 一种是脱钩论 ，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美国未来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 一种是“自主创新”论 ，认为我们应该像以前那样不靠别人，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搞，坚持所谓自主创新。

我认为这两个判断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我们要保持清醒， 美国真正想阻止中国崛起的是极少数 ，大概也就是 共和党中的强硬派 ，还有一些美国所谓的“Deep state”，主要是 军界和安全部门 。 这些人的数量很少，但 他们的极端言论被过度地放大了 。 像纳瓦罗这种人，在美国也应该是少数。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竞争不等于敌视 ，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并不等于美国想阻止中国崛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竞争意味着平等 。 举个例子来说，以前美国就说中国是小老弟，我拍拍你，给你几颗糖吃，现在说我不给你糖吃了，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要平等对待，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我本人是不看好脱钩论的。

首先，美国的绝大多数人， 特别是商界，并不愿意和中国脱钩 。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中国市场，很多美国高科技企业活不下去，至少很艰难。 比如芯片产业，美国芯片产量的40%-60%销往中国，脱钩就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市场与他们无关。 包括中国台湾的 台积电 ，投资300亿美元建设5纳米的新工厂，瞄准的就是中国大陆市场。 所以即便 特朗普下令禁止给华为供货，台积电也没有顺从 ，因为失去中国大陆市场就失去了未来。

其次，美国商界的本意是搭上特朗普的贸易战便车， 真正的目标就是让让中国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和让利 。

中美贸易谈判的内容有很多都涉及中国的国内政策。 美国这么做的目标主要是两个： 一是减少他们的贸易赤字； 二是让美国企业都尽可能回美国 ，增加本土税收和就业。 中国如果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无疑会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更大。 如果美国企业更多地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这和特朗普的目标有矛盾。 因此，我们要积极争取美国企业界的支持，加速国内的改革。

美国商界的本意不是脱钩 ，中国更要珍惜我们的开放环境，尤其是开放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

新中国前30年用了两代人的积累和牺牲换来了难得的技术进步，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同时在 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导弹技术 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已经世界一流，都和那30年的积累有关。

但这种闭门式的自主创新不可持续，代价过于昂贵。 在座的年轻人，试问你们谁还愿意像邓稼先那样十七年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最后自己受辐射过重而英年早逝？ 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可能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去搞科研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技术进步更快，但与前三十年不同，我们并没有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些技术创新都是开放式的。 高铁就是很好的例子 。 在没有技术基础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购买了 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 等四个国家的技术，然后进行本土化。 短短十几年间，高铁基本上全部实现国产化，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 如果没有开放整合，恐怕关起门来再干20年也干不出来。

面向未来，开放仍然是我们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和原则。 当然，这并不是说开放创新就完全放弃了自主创新 ，两者完全不矛盾，只是说自主创新也应该以开放为基础。

不管开放式创新，还是自主创新， 产业政策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我本人不主张一概地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

大家都知道，北大国发院的两位学术带头人， 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 老师，他们有过一个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 很多人问我， 你作为院长同意谁的 ？ 我的回答是： 我是阶段论者、区域论者、项目论者。 什么意思呢？ 产业政策要不要搞，一定要看发展阶段、区域状况，也要看具体项目。 项目的关键点就是 技术路线是不是明确 。 如果技术路线明确，只是缺人缺钱，那么产业政策就可以搞。

前面讲的高铁是一个例子，芯片也是一个例子。 一个芯片工厂投资，起步就是300亿、400亿美元 ，不是哪个企业，甚至哪个地方政府轻易就能做的。 所以国家集中投资武汉光谷的 长江存储 做存储器芯片是可行的，因为芯片的技术路径非常明确，缺的就是资本、经验和成品率。 台积电的成品率能达到80%以上，我们的成品率可能就70% 。 成品率低，成本就高，定价也下不来，自然无法参与竞争。 所以，芯片行业就需要高举高打，头几年一定要多投入， 把成品率做到80%以后就可以参与市场竞争 。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长江存储器芯片已经很快就能进入实用阶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 多数创新的路径是不清楚的 ，特别是进入技术前沿之后，就像 马云、马化腾和任正非，他们已经进入无人地带 ，他们的创新是高风险行为，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分担风险和鼓励冒险。 这种技术路线不明确的创新，风险一定要由分散的个体来承担 ，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

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创新极其成功的人，我们为之欢呼，为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感叹。 比如说 孙正义投资马云，回报率大约2900倍 。 但实际上孙正义赚的是那些创新失败者的钱。 因为马云和阿里巴巴这个级别的创新， 成功概率大概也就是1/3000 ，如果回报率达不到3000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人投资这样的创新了。 政府不可能知道谁成谁败，也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只能由市场来做。

中国走到今天，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 可引进、模仿和整合的技术越来越少 ， 未来的路径无人知晓 ，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投入。 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让分散在市场的创新者，而不是政府。 比如在 互联网、AI、区块链 等很多领域，全球都在探索，这是很前沿的领域，政府不应该站出来主导创新，因为方向是极不确定的， 这和芯片、高铁等技术方向已经确定的产业不同 。 但现在很多城市和地方政府都在介入，结果可能非常不理想。 比如，大批的 新能源汽车公司 涌现，都是为了产业补贴， 最后能够成功活下来的很可能还是传统车企 。 非传统车企目前能看到成功希望的，恐怕只有 特斯拉 。 政府在这方面的产业政策要把握好度。 很多创新不用政府鼓励，真正的企业家自己就会去做，我接触的很多企业都在创新，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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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