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感觉我除了当一个作家还要当一个读者。我买了一本笔记本，尝试着去
写——我确实写了——像模像样地写了几页，然后写不下去了。我不得不把它们撕下来，气急败坏地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最后笔记本只剩下了封面。然后我再买一本新的，从头再来一遍相同的过程。经历同样的循环——激动和绝望，再次的激动和绝望。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3-6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乡村医生，就是那种驾着雪橇冒着暴风雪去帮人家在餐桌上给产妇接生的医生。
我的母亲是个野丫头，喜欢骑马和滑冰，不喜欢做家务，喜欢爬高上低，边练习钢琴边读小说——家人煞费苦心，就是为了让她变得淑女一点。
我父亲在师范学校看见她竟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负责管理魁北克北部一个很小的森林昆虫研究站。
每到春天，父亲和母亲就去到北方；
到了秋天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城里，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
到半岁大的时候，父母用一个旅行背包把我背进了森林，那里成了我的故乡。
一般认为，作家的童年生活会影响他们的职业，但仔细审视他们的童年你会发现，其实作家们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
然而，作家们的童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书和孤独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
北方没有电影也没有剧院，收音机也不好用，但我从来不缺书籍。
我很小就学会了阅读，对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从来没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读哪本书。
母亲希望孩子们安静，而读着书的孩子是很安静的。
我们家的亲戚我都没有见过，在我心目中，祖母们的形象与童话故事中“小红帽”的祖母差不多，这大概对我后来走上作家这条路是有影响的——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或者认为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想象的：
每种生活都是有内在的生命的，这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独的，在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给他们讲故事。
我的哥哥是最早讲故事给我听的人，刚开始我只是听众，但没过多久我有了讲故事的机会。
讲故事的规则是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想换一下听别人讲。
我们主要的长篇故事讲的是生活在遥远星球上的一种超自然动物。
不知情的人可能误认为这些动物是兔子，而事实上它们是残忍的肉食动物，还能在空中飞行。
这些故事充满冒险情节，主要情节是战争啦，武器啦，敌人和盟友啦，神秘宝藏和惊险逃脱什么的。
黄昏和下雨天是讲故事的时间，而其他时间，日子过得匆忙而务实。
我们顾不上谈论道德和社会的不端行为——或者说没机会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学会如何远离致命的愚蠢行为，比如不能放火烧山，不能从船上掉下去，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能游泳,等等。
我们家所有的家当都出自父亲的双手，比如我们居住的屋子、我们的家具、停船的码头。
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锤头、锯子、锉刀、凿子、摇柄钻头，以及各种各样锋利的危险工具，我们经常摆弄这些工具。
后来，我们还学会了正确擦枪的方法（先把子弹退出来，不能把枪口对着自己）和快速把鱼杀死的方法（把刀插入鱼的脑门）。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撒娇和耍赖在我们家是行不通的，哭鼻子就更不管用了。
父母赞赏有理有据的辩论和孩子们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
但内心深处我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是家中年龄最小也是最爱哭的一个，经常因为稍有劳累被送回家午睡。
家人都觉得我有点敏感，甚至显得病恹恹的，这大概跟我对挑花绣朵、连衣裙和毛绒玩具之类的女生特别喜爱的东西过度痴迷有关。
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娇小无害，与别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棉花糖。
比如，我的22式手枪枪法很差，斧头也使不好。
我用了好长时间才搞明白，在那些惧怕龙的人眼中，哪怕是龙族的老幺仍然也是一条龙。
1945年我满五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气球和彩色漫画重新回到了生活。
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与城市和他人有了更多的交集。
住房需求在二战后开始复苏，当时我们住的房子是那种新建的箱式错层房屋。
我的卧室被刷成了淡粉红色，这还是头一回，我以前从未住过墙壁有颜色的卧室。
我还在冬天去上了学，这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
成天坐在书桌前让我困乏，于是我被送回去睡午觉的时间比往常更多了。
大概在七岁那年，我写了一个剧本。
戏剧的主角是一个巨人，主题是犯罪与惩罚，罪行是撒谎，刚好符合一个未来小说家的特点，惩罚是被月亮压死。
但是该请谁来演这出大戏呢？
我不可能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呀！
我的办法是用木偶。
我用纸做成戏剧的人物，用纸箱做了一个舞台。
那部戏不怎么成功。
我记得我哥哥和他那些伙伴走进来，嘲弄了我一番，这对我来说算是初次经历文学批评吧。
我没有接着写剧本，转而开始写小说，但也是有始无终。
小说的主角是一只蚂蚁，它在一只木筏上被河水冲到了下游。
估计是小说这种更长的文学形式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反正后来我就再也没写什么了，还把写作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又开始学画画，我喜欢画时髦的女士，她们用烟嘴抽烟，穿着花哨的礼服和很高的高跟鞋。
八岁那年我们又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平房，这次我们离多伦多市中心更近了。
多伦多当时还是个土里土气的边远城市，人口只有70万。
在别的女孩子身上我开始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模样，她们那种扭捏作态和势利眼，那种爱搬弄是非和说三道四的社交生活，还有连捉一只蚯蚓都吓得花容失色和像猫咪一样细声细气的叫声。我更熟悉男孩那种直截了当的心思，也熟悉手腕上被绳子勒出的伤痕和断指把戏。
（断指把戏的玩法：在火柴盒一侧的底部挖一个食指可穿过的孔，玩游戏的时候把火柴盒握在手里，食指穿过小孔，在指头周围摆上棉花或纸巾，再在指头上抹点番茄酱，在不知情的人面前打开火柴盒，对方会以为在盒子里放了一根断指。）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没有了战时生产的需要，妇女们得以回归家庭，生育高峰期到来了：
结婚并生育四个孩子是妇女们的理想，而且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种理想都没有改变。
当时加拿大还是一个文化闭塞的地方，这种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不算太大，我们也有像阿梅莉亚·埃尔哈特
那样富有冒险精神的妇女，也不乏才女，还有些独立的甚至思想前卫的女性，她们自强自立地活过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不过，娴熟地操持家务依然被视为妇女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暗藏一丝恐惧：
原子弹爆炸，冷战上演；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要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正常、平凡。
我突然想到，在心智和理智方面一贯中规中矩的父母，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怪异分子；
也许他们不过是无害的疯子，但他们可能是无神论者，或在某些方面有点不同寻常。
我也尽力表现得跟别人一样，不过我不大明白“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成为作家的呢？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它也不是我的选择，不像你们选择成为律师或者牙医什么的。
然而这一切就那么发生了。
1956年，在我放学回家经过足球场的时候，我构思了一首诗，然后把它写出来，后来写作就成了我唯一愿意做的事。我当时不知道其实我写的这首诗压根儿不怎么样，不过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会管那么多。
让我欲罢不能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那种体验——那种触电般的感觉。
我从一个不写作的人转变为一个作者只是一瞬间的事，颇像粗制滥造的影片里面温和的银行职员转眼变成了尖嘴獠牙的怪物。
目睹这一变化的人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到了某种化学物质或者宇宙射线，就是使老鼠变成了庞然大物，或是把大活人变成了隐形人的那种。
当时我年纪还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
如果我对作家的生活有更多了解，或者至少有所了解，我一定会把那点见不得人的变化隐藏起来的。
我非但没有隐藏，还宣布出来，让那些和我一起在学校食堂吃自带午餐的女同学大吃一惊。
后来其中一个女生跟我说，她觉得我表现得很有勇气，敢把这件事说出来，胆子不小。
说到底，是我太无知了。
事实证明，我的父母对此也是惊愕不已：
他们能忍受毛毛虫、甲壳虫和其他非人类生物，但对艺术家这个物种显然缺乏耐受力。
和往常一样，他们没说什么，打算先观望一下，但愿我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不过言语中拐弯抹角地暗示我还是应该找一份能赚钱的工作。
母亲的一个朋友倒是很乐观，“不错啊，亲爱的，”她说，“至少你在家里就可以工作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