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文辉「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文章|《中国金融》2017年第3期
近年来,保监会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总体思路,持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改革,不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力度之大、成效之好有目共睹,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2016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防范风险这一主题,一手抓强化监管,一手抓改革创新,有效应对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和社会关注热点问题,守住了风险底线,促进了保险资金运用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保险业长期经营的特性决定了行业发展需要相对确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在不确定增多的外部环境下,保险行业以及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风险隐患和问题日益增多,防风险的任务非常重且十分迫切。
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增长周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或成为常态,近期美国、欧洲等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将对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影响。
从国际政治看,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典型标志性事件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从微观看,显示出基层民众对于精英统治不满的集中爆发,经济发展无法惠及普罗大众,利益分配机制不平等是深层次原因。从宏观看,这些事件都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将出现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过去“全球化”“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阶段性回落,这将对本就艰难的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变数。这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较大挑战。保险资金运用是一个大规模、需要长周期运用的业态,特别需要全球视野的宏观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这方面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从经济发展周期看,世界经济总体向低速增长收敛,经济复苏乏力。
受经济低增长和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低利率或负利率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常态。目前,全球已经包括有日本、德国以及欧洲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历负利率时代。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看,2016年10月末,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1%,意大利为1.5%,西班牙为1.1%,法国为0.3%,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均低于1%,美国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约1.5%。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经济由降转稳的基础不断巩固,但低利率环境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在2014年、2015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大宗商品暴跌。2016年开始,受益于国家稳增长政策,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企稳并增长,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在不断修正,有利于出口增强,消费得到持续增长。可以看到,快速下滑期已经过去,但是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运行积累的长期矛盾和问题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已先后6次降息、6次降准,市场利率已经降至历史较低水平,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降至2.64%,AAA级企业发行的一年期短融债平均利率为3%,我国资产收益下行态势明显。究其原因,一是经济走势呈“L”型,有效需求增长动力不足,实体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二是中长期来看,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利率存在长期趋降的压力。三是加工贸易、房地产投资等传统产业增长乏力、产能过剩,而新兴产业虽前景广阔,但仍处于产业化初期,有的还依赖国家补贴,医疗、健康、养老等行业还需要体制改革突破,成规模的优质高收益资产已经很难找到。
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行业资产端和负债端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低利率环境给保险行业和保险资金运用带来了现实挑战,特别是长期寿险,利率下行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总体看,保险行业资产负债匹配整体呈现“长负债、短资产”的特点,在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每年新增保险资金投资,以及大量资产到期资金再投资的需求很大,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配置压力巨大,其中蕴含较大的风险隐患。一方面,形成利差损风险;另一方面,加大高风险投资。高成本资金为了获取高收益,倒逼保险机构提升风险偏好,投向高风险资产,甚至演变为激进投资、孤注一掷和铤而走险。国际上,如日本、美国等寿险公司历史上发生的危机,基本上都是沿着规模快速扩张、成本提升、投资激进、泡沫破裂、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危机、重组破产这一规律发生的。当前,保险行业如何面对低利率环境和“资产荒”,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降低负债成本,降低收益预期。
国内信用违约风险明显上升,保险资金投资组合信用风险敞口加大。
2014年以前,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处于“刚性兑付”状态,几乎没有违约事件。自2014年3月中国债券市场发生实质性违约以来,2015年发生22起实质性违约事件,涉及金额120亿元。2016年违约开始加快,前11个月共54只债券违约,涉及本金283.34亿元,信用违约事件有增加趋势。具体看,债券违约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及周期性强的行业,违约债券发行主体开始由民企向国企、央企扩散,违约券种涵盖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未来一个时期,受经济下行周期压力、企业杠杆率过高以及债券市场扩容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国信用违约风险还将持续增加。同时,我们还应关注到,2017年底前约50%的地方债务到期,但是由于经济放缓,财政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来源减少,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逐渐显现。
保险资金约80%资产配置于信用类资产,如企业债券、基础设施以及信托产品等,投资渗透率高,面临的信用风险上升,近期已经出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债券、信托产品等出现了违约事件。此外,在资产荒背景下,保险机构为获取更高收益,不得不提升风险容忍度,加大对高风险高收益资产配置力度,配置更多的高收益债券、债权和信托等,导致投资组合的信用风险敞口提升。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与成熟市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从技术角度看,投资和风险管理能力仍需提升。
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已经与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深刻交织交融在一起,风险点在增多,隐蔽性在增强,风险管理的需求很大,也很迫切。很多保险机构的投资能力及风险管控水平还相对不足,在文化、人才、制度及运作机制上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有些公司投资专业人员数量不足、队伍不稳定问题比较普遍,个别公司存在投资冲动和侥幸心理,在投资管理能力未达到监管标准的情况下违规开展高风险投资。
从公司治理看,治理问题和缺陷成为激进经营的基因。
如果没有市场自律,再强的监管也没有用。近年来,个别保险机构股权结构复杂且不透明,公司治理不完善,缺乏对大股东的制衡机制,容易形成“一股独大”,这成为激进产品、激进销售和激进投资的内在基因。有些投资行为背离了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稳健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
此外,近期个别保险机构的有关人员已经被发现涉嫌内幕交易和老鼠仓案件,涉案金额还不小,保险机构要高度警惕此类案件风险在保险行业的蔓延。监管部门对于该类事件“零容忍”,一经查实,将采取果断监管措施,包括取消能力备案和暂行相关业务等。
一是保险姓“保”和保险资金运用服务主业。
具体看,首先,保险应该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类业务为主,短期理财类业务为辅;其次,保险资金运用应以固定收益类或类固定收益类业务为主,股权、股票、基金等非固定收益业务为辅;最后,股权投资应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2012年以来,保险资金运用要服务主业发展,这是保险资金运用健康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切实强化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理念。
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重要基础,一直是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资产负债匹配问题管理好了,经营就会稳健和顺利,理论上,合理错配可以带来一定的风险收益,但是这有个“度”,超过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在当前利率下行和低利率环境下,资产负债匹配的关键在负债端,负债端做好了,资产端就会轻松。将一个保险公司的经营寄希望于投资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指望保险公司的投资队伍一定要超过其他资管队伍,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期望。保险公司要建立产品开发和投资运作的协调机制,产品、精算、投资、销售要协调一致,严格防范产品定价风险和利差损风险。在产品设计环节,要与资产管理部门充分协商,考虑投资能力和市场状况,真正实现前端资产方和后端负债方良性互动。
三是坚持依法合规运作和守住风险底线。
持续加强制度、规则建设,真正做到用制度、用规则来管人、管事、管投资、管风险,从体制机制上做好风险防范工作,这才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所在。同时,投资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屏障,保险机构要切实在投研能力和风控水平上加大投入,特别是对新形势、新风险、新趋势,努力做到先知先觉、心中有数、应变有度、措施得力。
未来一个时期,按照保监会党委的统一部署,继续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要求,坚持保险资金运用审慎稳健的原则,切实把防风险放在监管工作突出位置,同时持续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发挥好保险资金优势,促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转变监管方式,不断创新监管思维和监管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守住风险底线,促进保险资金运用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健全公司治理和资金运用内部控制。
在规则层面,修订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暂行办法》。在前期一个总指引和三个应用指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针对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金融产品、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进一步优化内部控制专项审计工作。逐步建立高效、透明、法治和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和决策流程,促进保险资金运用在健康轨道上平稳运作。在落实责任方面,研究推进保险公司设立首席投资官,明确其岗位职责和报告义务,强化履职尽责和责任追究;进一步推进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首席风险官制度,用制度、人员和责任倒逼保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