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香红

杨大方参军两个月后进空军，成为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并且他的年龄最小。这批飞行员是新中国的宝贝，8月调往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跟苏联人学习驾驶苏式飞机，高中毕业的杨大方会英语，学得又快，在学员中深受苏联教官的喜欢。1951年1月毕业，刚毕业就赶上了中美空军的一次恶战——志愿军解放朝鲜大小合岛之战，新中国空军史上的浴血11分钟。

▲ 1951年杨大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飞行员，曾经在国庆时飞过天安门。

2015年4月18日，在衢州医院的病房区的何休息大厅里，杨大方找到他手绘的轰炸机编队图、战友的照片和他写下的回忆录，给我讲述这场生死之战，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点，家人来催促了几次，但老人还是停不下来。

“一闭上眼睛就是那场战斗，编队，飞行的姿式，速度，飞机下面的大海……”杨大方说。

大小合岛位于西朝鲜湾，距离鸭绿江口70公里，是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这里有美朝情报人员1200多，装有大功率雷达，对空指控台，是美国空军轰炸志愿军和北朝鲜的重要指控系统，1951年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空军2、3、8、10师各一部，空中配合志愿军50军所属部队攻占大小合岛各岛屿。

空军的任务是轰炸大小合岛和附近海面上的美、朝军舰，使地面部队进攻时免遭美军空袭。

这是新中国空军的第一次大战，而这支空中部队还很稚嫩。杨大方所在的航空兵第八师（驻沈阳于洪屯机场）以苏式杜-2活塞式螺旋桨飞机9架编队，作好了战斗准备。杨大方刚满19岁，作为从航校刚毕业的学生兵，飞行时间不到160个小时，而编队中最老的飞行员大队长高月明也只有24岁，他46年开始飞行，全部飞行时间也不过500小时。这只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只经过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中空编队训练，没有经过跳伞训练，也没有经过海上飞行，并且还是第一次荷弹飞行。飞机是苏联在二战中用过的小座舱、三叶螺旋桨活塞式老杜-2，机内有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射击手四人，机枪需要手动瞄准操作。编队九架飞机里只有大队长驾驶的是新式杜-2，大座舱、四叶螺旋桨和电动机枪。

▲ 大小合岛之战轰炸机编队图

“飞机的座舱很窄小，噪音很大，就算穿了皮棉飞行服，也很冷很冷。”杨大方说。

编队里有三个学生兵，杨大方、毕武斌、张孚琰。毕武斌是和杨大方一同在二野参军，一同被选为空军，又一同学习飞行的，三人情谊深厚，虽然第一次参加实战，但都发誓要接受住生死考验，决不当歪种。11月29日，战斗来临。三人交换了脸盆和围巾，相约如果谁死了，就以此物为纪念。

杨大方部队轰炸机的航线为：于洪屯机场—奉集堡—凤城—丹东江桥—目标—铁山—浪头机场落地。轰炸机队形为三组三架品字队形，每架轰炸机携带100公斤的爆破弹7枚，100公斤的燃烧弹2枚。目标距离纵深50米，宽约100米。要求在1600米高度以时速每小时360公里进行轰炸。杨大方在这个品字编队里飞第二组左僚机，张孚琰和他在同一组是右僚机。毕武斌在第一组大队长的品型方阵中飞右僚机，在杨大方的右前方。

作战计划另外安排歼击航空兵第2师（驻风城机场）以“拉-11”16架，进行全程护航，再加上歼击航空兵第3师（驻浪头机场）以“米格-15”飞机两个团的兵力担任战场空中掩护。

出发前编队所有成员熟背了18组联络暗号，比如杨大方的飞机代号是“劳动”，指挥所代号是“三角”，护航歼击机代号是“提琴”，杨大方的飞机除担任轰炸任务外，还安装了拍摄照相仪器，以收集战场轰炸效果。

“战前的动员是要不惜牺牲生命去完成轰炸任务，出发前每个人都向党组织写了保证书，并写下了遗书。我们三个青年学生兵都表示要争取火线入党。”

11月30日命令下达，起飞时间是14点20分，准确到达目标时间是15点25分。当天辽阳天气晴，但能见度稍差。报告说目标的能见度非常好。临起飞前，全体集中在指控塔下举手宣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牺牲这个词对于年轻的生命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也可能真的完全了悟，因为年轻的生命没有更多挂碍：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战斗，人人只能以死相拼。临战准备时，学生兵被问到怕不怕死，回答当然只有一个：不怕。杨大方说，直到临行前才发了海上跳伞装备，简单介绍了一下使用方法，也就是说跳伞逃生基本不被考虑，飞行员不携带任何东西，口袋里只一纸飞行员证，上面用中、英、朝语写着姓名和编号。

九架飞机，大队长首先起飞，作为第二个品字的左僚机的杨大方驾07号战机第五个滑上跑道，他说当时感觉很好，升空平稳，一会就跟上了编队。

从机场起飞比预计时间早了20秒。14点41分，编队到达航线起点奉集堡上空，但此时比预定时间早到了1分钟。接着右转弯169度直飞凤城，原计划在凤城前与从凤城机场起飞的护航机会合。因为早到，轰炸机飞到凤城上空才与护航的16架拉-11会合，拉-11追着九架轰炸机身后形成混合编队，然后左向取航道148度飞向轰炸目标。

“就是这个转弯转小了，长机的时间观念不强，转弯早了，造成飞行半径小了，提前到达了3分钟。”杨大方摇着头遗憾地叹息。

“当时是顺风，我们努力放慢速度，但太慢飞机就往下掉，控制不了高度，我们早了4分钟到。那时候飞行员都没有手表，直到天津制表厂生产出国产表后我们才有了手表，而老苏式飞机上的表不准。再加上指挥者当年对空军作战时间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早到4分钟有多致命，当时我们那知道啊！”

敌机是远远地贴着苍茫的海面出现的，先是4个黑点，接着是8个、16个……大家一开始以为是担负空中拦截任务的米格-15跟上来了，通讯联络里没有任何警告，当认出是敌机时，已经近在眼前！

这是美军36架F-86战斗机群，他们采用的是超低空飞行，从而避开了雷达，以四机或者双机从后方或侧方快速接近并发起攻击。

F-86是式喷气战斗机，其俯冲时的速度超过了音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机，号称“佩刀”，它的速度几乎是拉-11的一倍。拉-11歼击机是活塞式发动机，速度只有每小时674公里，高度6000米，通常是不能用来和喷气式战斗机作战的，一般只承担为轰炸机护航和侦察任务。可以迎战“佩刀”的是米格-15，它们速度、高度相当，彼此在空战时都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米格-15并不知道这里提前到达了，它还在按计划起飞中。

没有了喷气式战斗机的保护，轰炸机带着沉重的炸弹，就算是有歼击机护航，也相当于祼奔。

▲杨大方接受作者采访，讲述大小合岛之战

错误往往都是连续发生，而爆发点只有一个。此次轰炸行动的暴露还缘自于第一次轰炸得利后的麻痹大意。第一次轰炸大小合岛是在11月6日下午，22团二大队韩明阳率九架杜-2轰炸机编队，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成功地对大小合岛进行了空袭，美国人完全没有防备。而此次的作战方法和前一次基本相同，没有了奇袭效果，而且错误地以为我方轰炸时间选为傍晚，美国F-86战机驻水源基地，不可能飞夜航来此援助。

“他们来的气势汹汹，30多架飞机黑压压一片。美军截获了我们的行动，早有准备，派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空中飞行超过2000个小时的第334中队长戴维斯来拦截。”

敌机的进攻是后面来的，所以第三个品字中队左右僚机首先中弹受伤。接着受到攻击的是杨大方所在的品字编队。

“这种情况下，我们耳机里响的还是保持队形，坚决回击，勇敢前进，决不后退的指令，你只能向前，死都要往前飞。”

“我至今清晰的记得，右侧张孚琰驾驶的06号机二个发动机和机身中段中弹，起着火向我左下方坠落。浓烟钻进座舱，张孚琰让机组人员跳伞，自己不跳，拉起来跟上编队飞，直到和飞机一起坠没入海。”

“那是和我最好的张孚琰啊，我真想打开我身旁的二门机关炮与他们干，但我的前方有编队飞机，不能贸然开枪，再说我必须保证把炸弹投下去，还要拍照，这是首要任务，我含着眼泪猛叫后舱战友用他的机枪‘狠狠地打它妈的F-86’，一边喊一边努力往目标飞。”

杨大方身后的中队失去了两驾僚机，只剩下了队长邢高科，他一机殿后，组织火力，不让敌机轻易穿过他的火力网去攻击前方的杨大方中队。邢高科的飞机多处受伤，飞机的操纵杆差点被炸断，领航员的腿被打伤，通讯座舱的玻璃被打碎，通讯员刘绍基满脸是血，仍操作机枪瞄准，对着飞得最近的敌机用长连发射击。射击中有一会机枪转不动了，原来是弹壳袋满了，卡住了机枪，赶紧甩空再打。两架F-86一起逼来，刘绍基冷静地瞄准其中一架，当近到四五百米时，突然一个长连发，敌机中弹冒烟，再接着长连发，这架F-86凌空爆炸，另一架立即拉升逃走。战后总结，说这是创造了螺旋桨飞机打下喷气式战斗机的战史纪录。

此时，对于杨大方来说，目标马上就要在机腹下了，但F-86以速度冲击着轰炸机编队，阻止其下降高度去投弹，“他们在编队里飞来窜去，有时候飞行员的徽章和脸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仍保持密集投弹队形，不能散，一散就完了，没有其它选择，只有组织火力且打且飞。有一架F-86从我左前方迎面飞来，我明白他是要逼我离开编队，从我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我横下心决不躲闪，心想你想来撞就撞吧，结果在接触的一刹那，它转弯闪了”。

俯冲，下降。感觉大地迎面扑来。

正当投下炸弹轰炸目标时，杨大方看到前方一中队右僚机毕武斌驾驶的03号机受伤起火。耳机里大队长在叫：跳伞！跳伞！但毕武斌仍驾着熊熊燃烧的飞机，把9枚炸弹全部投向岛上目标，最后飞机烈焰满身，撞向大和岛目标。

“这是我见到的最壮烈的一幕，毕武斌的飞机成了一个大火球，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一颗炸弹。我参军就认识毕武斌了，平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学习上特别努力勤奋。我们三个青年学生兵，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真是心如刀绞啊。”

“他俩的脸盆和围巾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没想到这真是成了我们生离死别的纪念物了。”

这就是中国空军战史上的生死11分钟。9架轰炸机损失4架，受伤4架，牺牲空中人员15人，出征前9架飞机36人，回来只有5架21人。追悼会上，牺牲战友的照片排了两排。

杨大方后来听说，有牺牲战友遗体漂在海上，被丹东烈士陵园收了，建了纪念碑，但15名烈士的名字错了一半，杨大方拿出一张战友的合影，仔细地在后面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给我指出，哪一个人被搞错了。

▲ 2016年底，杨大方去拍的一张正装照片，这成了他最后的遗照。

仿佛神佑，杨大方的飞机奇迹般的没有什么损伤。事隔64年后，杨大方告诉我，参加那次战斗的机组，只有他这架飞机上的人全部都健康地活着，他细数着老伙伴的名字：前舱领航员陈修礼、后舱通讯员候重建、射击员邝锦章。“我真想和几个老傢伙再聚聚，但大家都太老了，离得太远了，他们有一个在美国呢。”

除了轰炸机损失，中方拉-11损失了2架飞机，美方F-86被击落3架，击伤5架。米格-15在8000米高空巡航，一直未发现敌机，也没有得到地面指挥敌情通报和战斗命令。

在战后的表彰中，杨大方编队获集体三等功，杨大方获二等功。大队长高月明和毕武斌获得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驾着火龙飞机撞向目标的毕武斌一度被赞誉为“空中的董存瑞”，但后来，“空中的董存瑞”并没有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包括战斗在内渐渐不被提及了。这场有英雄可赞誉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中国空军雏鹰之战变得神秘起来，不仅没有公开宣传，即便是空军战史、教材中提及，也是匆匆带过。而这一切缘于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战斗，尤其是那关键的四分钟早到，更是不愿被多提及的理由。

但杨大方却在用一生回放着那11分钟，他在回忆文章里总结了四条失误：早到，除了没有手表的因素外，根本是对空军作战时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低级的错误；错判，想当然认为敌机不飞夜航来不了，造成麻痹；轰炸航路设计过长，从起点到目标飞行需要13分钟，增加了暴露时间；战术雷同，与前次轰炸没有太大变化，指挥墨守成规，遇敌应对刻板，不顾双方实力悬殊，一味强调完成任务。

和我面谈的时候，杨大方叹息着说，一切其实是时代的错误，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选择，只能赢，不能输，地面指挥没有选择，天上的飞行员也没有，个人生命是放在最低位置的，不值什么，再说轰炸机速度慢，就算是跑也跑不了。

然而杨大方的总结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音，更不用说产生影响。这段血战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含糊。

接下来到来的政治运动，杨大方更加被冷冻了。在他技术成熟，正当盛年时，突然就被停止了空中飞行，改做地面工作，这是因为他的哥哥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少校机械师。然而一家人根本就没有哥哥和舅舅的音信，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1980年代大陆开放之后，杨大方终于和大哥取得了联系。1983年他带着家人到台湾看望大哥，带给他的消息是他们的母亲拉扯着一家人渡过了战乱，但战时得下的肺病，拖垮了她的身体，50年代母亲就去世了，哥哥闻此消息，大哭不止。

此时杨大方才知道，哥哥也因为有他这样一位飞行员弟弟，而被国民党方面停止了飞行。

1971年杨大方复员到衢州，结束了空军飞行员生涯。当年比他级别低的人，都升了空军的高官，他所在的轰八师也发展成空军的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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