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中国牌：“拜登主义”外交的算盘
✪ 孔元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意导言】
半年多来，拜登政府高举高打“中国牌”，频频发起外交攻势。这些行动究竟有何逻辑？美国精英怎么看？本文结合拜登政府要员和美国重要智库的策论，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思路，揭示了美国精英对华主要担忧及其意图与手段的矛盾性。
目前，特朗普的“大国竞争”思路获得两党公认，但包括
布兰德、沙利文等在内的
民主党精英
更
担心中国利用美国体系创造的外部条件积攒经济实力，并将它转换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从内部瓦解美国的国际地位。
基于这一判断，
美国制华主要打4张牌
：一是从
军事对抗转向经济和技术竞争，重在提升美国自身实力；二是
外交政策关注国内复兴，为中产阶级服务；
三是以应对中国挑战之名
凝聚国内共识，将基建和高科技投资等内政包装到“反华”法案中，来换取国内支持；
四是
打价值观牌，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国际体系。
但在美国智库和研究者看来，这些计划还存在诸多难题：
其一，这些计划可能顾此失彼，削弱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其二，美国专注意识形态和技术竞争，会分散对军事危险的注意力；其三
，鼓动阵营对立可能不得人心，许多国家并不想涉及中国不愿让步的内政问题；其四
，拜登政府借民主宣扬道德领导力，但为了遏制中国，又不得不接纳有民主缺陷的盟友，反过来又暴露道德伪善。有鉴于此，
美国学者主张不妨直接宣扬“共同威胁”观念，而不是搞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这样更有利于联合尽可能多的制华力量。
本文原载
《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感谢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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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酝酿新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推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试图凭借其超级大 国实力，构建全面自由、和平、繁荣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对华关系上，美国一方面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联盟，通过遏制中国军事发展维系势力平衡；另一方面推行“接触政策”，试图通过经济一体化促进政治自由化，接纳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最终实现跟美国体制的全面接轨。
2008年以来，自由世界秩序面临内外危机，美国全球战略面临调整。2017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提出“大国竞争”战略，推动对华对抗，接触战略破产。特朗普政府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战略，基于利益考量调整对华政策。
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认可特朗普政府 “大国竞争”的新定位，但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关注贸易赤字、轻视盟友价值、低估人权和外交作用的外交政策，
认为它在鼓动对抗的同时，无助于美国竞争力提升。他们提出美国需要基于对中国威胁的战略评估和美国的竞争优势制定可行的对华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和技术竞争。
民主党精英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不同于共和党， 他们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不认同共和党挑动军事冲突的遏制战略，主张中国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中美竞争焦点应放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目标是提升美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高等研究院哈尔·布兰德
(Hal Brands)
教授和时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曾指出，
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的路径有两条：第一条是确立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然后通过该区域向全球投送力量；第二条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中国影响力来挤压美国的同盟体系和军事力量。
如果中国采取第一条路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美国海空力量驱逐出中国领海，突破美国第一岛链防御体系，中美竞争将主要集中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如果中国采取第二条路径，它的主要目标是在亚欧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中国主导的安全和经济秩序，并树立中国在国际机构的中心地位，中美竞争将主要集中在塑造世界经济规则、政治制度模式和技术标准等经济和外交领域。
布兰德和沙利文指出，特朗普更强调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投入，但对中国的全球挑战关注不多。
他们担心中国利用美国体系创造的外部条件积攒经济实力，并将它转换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从内部瓦解美国的国际地位。
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不但要储备制衡中国的“硬实力”，还要关注中国影响力提升所积蓄的“软实力”和“锐实力”，这要求美国将战略竞争焦点从军事对抗转向提升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
第二，外交政策关注国内复兴，为中产阶级服务。
提升美国竞争力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要向内看，将提高国力作为政策目标，它具体落实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2020年9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指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只关注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忽略了国内经济社会事务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美国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不是债务，而是投资不足造成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美国国内发展需要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为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竞争力和跨部门创新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外交政策应首先致力于国内复兴，应被纳入旨在加强中产阶级和提高经济社会流动性的国家政策议程之中。
第三，打中国牌，凝聚国内共识。
由于共和党奉行财政保守主义，反对扩大联邦财政支出，民主党“大政府”的国内政策必将遭受强烈阻挠，打中国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经济政策的具体应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塔伦·查布拉
(Tarun Chhabra)
指出，
单纯的财政扩张措施势必引发共和党反对，但如果以强化对华竞争名义来促进大规模公共投资，将增加对温和派和保守派的吸引力，同中国竞争可以为两党合作提供机会。
美国左派应该抓住同外国竞争带来的机会，推动包括增加投资、强化创新等在内的国家复兴议程。时任亚洲集团主席的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和时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的杜如松
(Rush Doshi)
也同意该思路，
强调外部竞争对手的到来常常促使美国成为最好的自己
，如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客就曾搁置外交政策分歧共同应对苏联；在如今这个党派僵局时期，如果将美国国内复兴放在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这一更大议程之中，更容易获得两党支持。
第四，打价值观牌，将中国排挤出国际体系。
不同于共和党利益导向的外交政策，
民主党精英认为民主价值观是美国最根本的竞争优势，
是美国进行国内外动员，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最优武器。2020年10月，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布政策报告《价值观与战略的结合：民主国家如何抵消专制国家的影响》，建议美国政府将价值观与国际战略勾连起来，制定抵消“专制国家”在非军事竞争领域扩展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该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应制定抵消战略应对不对称的挑战，恢复美国的军事优势；为了赢得在战场之外的战略竞争，美国政府还需要制定非军事领域的抵消战略，以便重获相对于“专制国家”的独特优势。报告认为，在这场战略竞争中，建立在开放和透明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民主体制和联盟体系最大的竞争优势，因此
将价值观叠加在中美战略竞争之中，贯穿在政治、经济、技术、信息各领域，就成为美国决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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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外交战略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