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的男主角高志垒（徐峥 饰），同济毕业高材生，某科技大厂开发小组的负责人，与父母和妻女同住在上海大平层公寓。妻子（辛芷蕾 饰）全职在家，女儿活泼伶俐。如果不是高志垒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疲态太过明显，这是一幅家庭美满的中产生活画面。剧情很快急转直下：就在高志垒焦虑于与另一个开发小组日益激烈的竞争时，他突然被“优化”了。紧接着观众得知，因为之前家庭投资的P2P爆雷，高志垒的失业让还房贷难以为继。高父突然脑梗住院，也需要一大笔康复费用，而女儿入读国际学校的费用也刻不容缓。更糟糕的是，即使高志垒有丰富的程序开发经验，因为已经45岁了，他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走投无路下，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
《逆行人生》剧照
借高志垒的新手之眼，电影直观展现了外卖骑手的组织规则、工作方式和生存境遇。显然，主创团队调研过外卖骑手的工作，诸多剧情细节都可在青年学者孙萍关于中国外卖骑手的民族志研究《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找到印证。
为了获得骑手工作，高志垒来到一个骑手站点，它是外卖平台的最前哨。孙萍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外卖平台的组织化不断增强，通过与劳务公司的合作，形成“中介-城市-片区-商圈-站点”的多层组织传导机制。她发现，为了保障服务品质，平台非常看重每个配送站点的人数，一旦站点人均送单量超过一定额度，便会要求站点立即招募骑手，在冬季缺人的时候，中介公司和站长甚至会给骑手出“介绍费”或“人头费”，鼓励“拉人”。在电影中，年轻骑手杨大山（邬佳楷 饰）注意到高志垒对骑手工作的兴趣，主动邀请对方，高志垒也正是在一个冬天开始了他的骑手工作。
高志垒很快了解到外卖骑手的等级体系：青铜、白银、黄金、钻石，以及每月跑单量最高的“单王”。在现实的外卖平台中，类似的等级体系也普遍存在，不同等级骑手拥有不同的“特权”，等级越高，享有的特权就越多。电影中长期占据“单王”地位的大黑（冯兵 饰）是站点里其他骑手羡慕和妒忌的对象，而冲突也不出所料地爆发——其他骑手认为，大黑跑单的速度太快，迫使其他人也必须加速“内卷”。这一冲突的背后，是骑手与平台算法的双向互动使然。孙萍指出，平台通过算法系统监控管理骑手的劳动，而骑手则通过自己的街头劳动，不断帮助算法升级，比如让算法预测出更精确的送餐预计到达时间。
能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反向感知算法、与管理系统斗智斗勇的人就能顺利地攀爬骑手等级阶梯，最终成为“单王”。随着剧情推进，我们知道了大黑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他的骑车水平高超，而且他有一本积累了多年跑单经验的秘籍，记录了片区内从商家到客户的各种捷径。为了节省跑单时间，外卖骑手往往施展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做出闯红灯、逆行、上环路等违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时时应对系统派来的订单，以最节约时间的方式规划出送单的先后顺序。孙萍称之为外卖游戏中的“多线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外卖骑手也往往会遇到各种算法系统难以预估或主动制造的挑战：比如城市的空间治理给他们的流动造成的障碍——高志垒去某高级商场取单，门卫以“你只要穿上这层皮你只能走后面”为由拒绝他由正门进入，不禁让我们联想到
2020年北京SKP拒绝外卖员入内引发的争议
；消费者导向的意识形态主导着平台经济，这常常表现为平台“偏袒”顾客（无论顾客的要求多么不可理喻），骑手需要“表演服从”，即使在面对言语羞辱时也需要劝服自己保持克制。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7
在片中，高志垒与老抠（王骁 饰）从客户关系转变为战友关系，他也从最初对外卖骑手工作的漠视逐渐转向共情。这一出“中产变形记”背后的现实基础，是国内外卖骑手群体的可见性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国内外卖骑手数量实际已突破1000万人，这一数字在疫情后仍在继续增加。2023年，外卖骑手以“网约配送员”的称谓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根据孙萍调研小组在北京地区所做的调查问卷，骑手多来自农村地区，但与早年的农民工群体有所不同的是，加入骑手队伍的劳动者有“赚快钱”的强烈动机，负债人数占被调查骑手总人数的62.94%。在背负债务的骑手群体中，近半数（48.16%）骑手因买房/买车而负债，有些因养育小孩/赡养老人（37.4%）和创业失败（36.61%）而负债。
正是为了摆脱负债困境，高志垒脱下心中的“长衫”，钻研外卖之道，朝月入1.5万的目标努力。当高志垒终于成为“单王”，在表彰大会上说出“我们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我们都足够努力了，所以我们值得被尊重，我们也值得更好的生活”时，电影来到了剧情高潮，完成了对银幕前观众共同经验的情感召唤。这个未曾明言的共同经验就是，无论是中产还是底层，都被困在优绩主义系统里。
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定义，优绩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理念：“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应与其出身有关，而应与其能力、努力和成绩挂钩。要在这三个方面脱颖而出，则需要一个人在持续不断地竞争中证明自己，一开始是在学校，而后是在职场。”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虽然最初是一个旨在推动社会公平的理念，但如今它造成的实际后果已与其愿景背道而驰：它首先将教育变成了一场为了加入精英阶层而进行的残酷、激烈的竞争；其次它改变了职场，将报酬丰厚的优质工作集中在掌握高级技能的少数劳动者手中，令社会中的其他人失去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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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垒失业前看似风险极高的人生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他严格遵循优绩主义的结果。当充沛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多，且社会精英的身份需要依靠技能和劳动才能确立，家庭成为了经济生产——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基地。正是因为如此，高志垒愿意花大价钱送女儿去读国际学校，妻子肖妮愿意全职在家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一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女性为了养育孩子而离开职场是被社会接纳的，”马科维茨写道，“女性看似‘相夫教子’的选择是在推动孩子的精英继承，形成家族优势的代际传递，她实际上是在遵从而非放弃精英生产的内在逻辑。”然而高志垒低估了优绩主义带来的风险——具备超高技能的员工负责设计、编程和管理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大量的技术创新消除了一大批原本主导生产的中等技能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快，就有越多的中等技能岗位岌岌可危。这还仅仅只是中产中年失业的其中一个原因。
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强调优势，而将劣势视作个人技能或努力程度不够的缺陷。”因此在优绩主义社会中，人人崇尚勤奋，鄙视闲散。“我们都足够努力了”的情感号召力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勤奋努力的职业伦理恐怕变本加厉地加诸社会弱势群体身上。孙萍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成功学”的话语不仅存在于中产人群之中，也普遍存在于零工劳动人群之中。关于努力和成功的话语频繁出现在骑手的朋友圈或网络签名中。很多骑手认同，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能够坚持日复一日的劳动。在她看来，成功学话语渗透进骑手群体的心智，不仅是社会氛围使然，也帮助他们合法化零工劳动的选择，回应和反击针对外卖骑手的社会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