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其定义、内容、评价等尚未达成广泛共识。本研究从实践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调研。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政府引领为主导；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尚未进入教学核心流程；东中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均衡；教师数字化能力不足为数字化转型带来严峻挑战；教育新生态正在形成，但发展不均衡。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一）评估框架
在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估框架基础上，本研究基于美国学者斯塔弗尔比姆提出的CIPP评估模型，并参考国际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指标框架和我国信息化建设现状，构建了一个包括“结果”、“过程”、“输入”和“推动因素”4个要素的OPIP评估模型。
该模型的评估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57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未来教育实践”“核心要素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与平台”和“认知与保障”；从数字化网络、数字化设备、数据储存、网络信息安全和平台建设与使用等下设二级指标进行测评。同时，二级指标还包括政策与领导体制、人力资源建设等重要因素。每项二级指标下设若干三级指标，共57条。
（二）
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对象为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师、校长及信息主管，共回收有效教师问卷126104份，校长问卷7012份。为提高调查结果代表性，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分布比例为参考，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
从学校类型来看，受访教师所在学校为市区学校占比40.30%，乡镇学校占比37.30%，农村学校占比22.40%；受访校长和信息主管中，所在学校为市区学校占比34.99%，乡镇学校占比31.51%，农村学校占比33.50%。
从任教学段来看，受访教师所在学校以小学为主，占比为50.68%；其次是初中（22.55%）、九年一贯（11.79%）。受访校长及信息主管所在学校以小学为主，占比为61.53%；其次是初中（18.15%）、九年一贯（11.97%）。
（一）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政府为主导
第一，基础设施与数据平台建设中只有政府重视的部分进入数字化阶段。
在明确政策指引下，网络接入、网络安全、智慧校园建设等总体已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但是，智慧教室和个人终端等因要求不明确发展较弱，其中各类型学生终端，包括智能学伴、平板电脑、点阵笔、答题器、智能手环、VR眼镜等，生均配置和小组配置比例均低于10%。
第二，教学和评价数字化因政府干预有限总体转型程度不高。
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和“常态化使用”的数字技术多局限于多媒体教学、微课等。评价数字化仍处于数码化阶段向数字化阶段过渡时期，主要是面向非学科类，学科类的以电子阅卷、智能组卷等终结性评价应用场景为主，自适应学习、口语测评、基于课堂表现和实验过程记录的学生过程性评价仅占3成左右，以录播评价为主的教师数字化过程性评价使用频率不足2成。
第三，体质健康监测是企业参与较多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
政府提出体质健康监测相关工作要求，且企业创新使用数字化手段有效满足需求且减轻工作负担的智慧体育实践，在短时间得到较高推广使用，其中运动技能和体质监测及评价（58.38%）、心理健康监测（54.94%）、智能阅卷（44.17%）、智能精准推送资源（41.48%）、智能组卷（40.10%）居前。
（二）
教学核心流程尚未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
第一，教学主阵地的数据采集聚焦网络接入和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以管理赋能为主，多数关注于校园安全、环境监测方面。常规教室设施建设以向学生进行教学信息输出为主，学生学习信息数据采集设备种类和占比低，对传统纸笔测试以外的评价需求响应较弱，教师和学生终端配备比例较低，尚不具备大规模和多场景移动学习数据采集基础。
第二，数据对教育教学需求的响应度不高，难以满足教师的使用需求。
中小学数据与平台建设及应用处于数码化阶段，受访教师对各类型平台满足教学要求的评价较低，教学和管理平台的数据使用以在考勤、档案等日常管理中的简单应用为主，用于教学改进作用有限。
第三，主管领导和教师对平台满足需求的认同存在一定错位。
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对不同级别平台的使用和认知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教师更倾向使用高级别平台（尤其是资源与应用），学校管理人员更认同本地化平台，即区县级和校级。
（三）
东中西部基础设施之外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均衡
第一，东中部地区学校网络覆盖率更高。
各地区受访校长及信息主管均表示教室内实现了双网覆盖的比例较高，5G网络覆盖除东北地区均达到50%左右。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双网覆盖率分别达到91.25%和86.07%，西部和东北也超过七成。
第二，各地区半数以上学校各类数据可以实现完全或部分跨业务协同。
对学校各类数据是否可以实现跨业务协同，51.66%的受访校长及信息主管表示“可以部分实现”，表示“无法实现”的占比为17.71%，表示“可以完全实现”的占比为14.24%。
第三，各地区对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均高度重视。
在学校或更高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中，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八成以上的学校建立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和管理制度。由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的学校除西部地区为63.75%，其余地区均在八成左右。
第四，东部地区智慧校园建设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东部地区（79.69%）开展智慧校园建设情况比例更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智慧校园建设主要集中于校园安全智能管理（83.35%）和录播教室（74.50%），智能图书馆（35.82%）等与学习直接相关的模块比例较低。
第五，东部地区普通教室信息化设备配备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除电子白板（一体机）和电子班牌之外，东部地区普通教室中拥有其他信息化设备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实物投影仪（高拍仪、短焦投影仪）；其次是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除电子白板配备比例以92.70%略低于西部地区的93.33%外，其余各项信息化设备配备比率均高于西部地区。
（四）
东中西部基础设施之外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均衡
第一，教师对技术赋能课堂教学比较了解，部分能够常态化使用。
教师对技术赋能课堂教学了解程度较高的是微课（95.04%）、多媒体教学（92.06%）、平板教学（73.62%）；使用频繁最高的是多媒体教学（46.10%）、微课（22.71%）、智能备课（16.17%）。
第二，教师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但数字化教学应用水平亟待提升。
在课程改革推动下，情景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基本普及,受访教师在教学中最常采用的教学方式主要有：讲授（81.18%）、情景教学（74.29%）、小组合作学习（72.24%），但数字化教学应用以播放教学视频(57.14%)为主,利用校内外资源开展在线学习以及双师教学比例偏低。
第三，教师以传统角色为主，技术赋能教学较为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工作角色仍然以知识传授为主，其次是品德塑造和备课，在情感沟通、学生学习数据分析、资源整合和课程统整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
第四，教师参与校园数字化建设程度不高。
平台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然而，只有19.46%的教师表示参与过企业、学校及以上级别平台建设，教师个人诉求难以在既有平台中得到有效满足。其中，西部和东北部不足二成，东中部地区教师参与过的比例略高于两成。
第一，学校对外合作呈现多途径和多样化，且数字化合作越来越常态化。
在机构合作上，教师有一半以上表示本校通过社区活动、购买在线教育资源、参观学习等形式与社区、社会公共资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交流。在校际合作方面，六成以上教师表示，学校与其他学校通过直播课、录播课共享优质教学资源，通过在线方式拓展了对外合作途径。在家校合作上，即时通信媒体占近八成,成为家校沟通的重要方式，通过线上线下，学校与家长建立了畅通、及时、多样化的沟通合作渠道。
第二，校外合作在机构类型和城乡方面差异明显。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学校合作城乡差异明显。
在学校对外合作整体数据中，从多到少依次是：校际合作>社区和社会公共资源>企业的合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其中，学校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频率较低（均低于30%），只有14.97%的教师表示，学校可以联合高校开展夏令营或冬令营项目，与其他方式相比有显著差距。此外，市区学校校外合作情况明显优于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农村和乡镇学校在家长参与教学中落后于城区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