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 | 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运动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学、社会流动、社会政策、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移民社会融合、农村反贫困等。出版的专著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1995）、《中国农村社会变迁》（1996）、《巴黎的温州人》（2000）、《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合著）、《农村社会分化与农民负担》（2005）、《超越城乡》（2016）等。

作为流动链的社会网络

法国对移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国内也是严格限制出国定居，特别是对偷渡出国移民。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温州人来到法国。那么他们是怎样进入法国呢？也是依靠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在沟通和传递着温州与法国之间信息的同时，也构筑了人员流动链。每年有一些温州人借助这样的流动链，进入法国，来到了巴黎。当然社会网络作为流动链，不是现在的现象，早已有之了，只要有移民的地方，就有社会网络在起支撑作用。这种现象在早期来巴黎的温州人当中是早已存在了的。我们上面谈到过的三位温州人，分别是在他们的堂姐夫、姐夫和邻居的带动下来到法国的。

图为《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书籍封面。[图源：douban.com]

二战爆发以后一直到60年代初，中法之间的所有交往基本中断，温州人也难以进入法国。二战后到1975年，属于法国快速复兴和发展的30年黄金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法国政府采取了输入劳工的移民政策。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却严格控制外出移民，使得温州人难以借法国的劳工移民政策大量进入法国。但是由于温州人在法国已经有一些社会关系，到了1964年中法开始邦交，中国相对放宽了外出法国的控制，一些在法国的温州人又与国内的亲朋好友建立了联系。于是在国内的温州人再次借助这一社会网络，开始了出国移民的历程，一直延续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法国。目前温州人主要采用这样三种方式：家庭团聚、劳工输入和偷渡。这三种方式都是依靠他们的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

家庭是温州人所建构的社会网络的核心，法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也是把家庭团聚作为核心内容，两者在这里找到了衔接点。早期进入法国的温州人在他们获得身份合法化后，就开始筹划利用法国的家庭团聚政策，将他们的孩子（主要限于16岁以下未成年人）和爱人移居到法国。即使他们在中国国内没有孩子，他们也会把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的孩子认领为自己孩子，然后利用家庭团聚政策，把他们移居到法国。任颜颂先生在中国国内没有孩子，但有一个亲外甥女（叫任梅萍），他就认她为自己的亲孩子，在国内办理认亲手续，然后于70年代向法国提出家庭团聚的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王明松先生30年代进入法国，他在法国没有孩子，70年代，也以与任颜颂相同的方式把他哥哥的一个未成年的儿子认作自己的儿子（叫朱启权），然后将他申请移居到法国。

早期到法国的温州人中有许多人虽然在国内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早已超出了法国家庭团聚政策规定的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于是他们主要利用1975年前的劳工移民政策进入法国。他们中还有一些人也是以输入劳务的名义把自己的亲戚带进法国的。当时，一些早期到巴黎的温州移民已经开办了餐馆和成衣工场，当上了老板，只要他们提出输入外来劳力的申请，就能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而没有当上老板的其他温州人却可以借助于已经当老板的温州朋友、亲戚，也比较容易地把自己在国内的亲人弄到法国。徐成宏的父亲60年代在巴黎三区开了一家餐馆，当时他已经成家，有了两个孩子，于是他父亲向法国政府提出自己餐馆需要输入一名懂中餐的厨师，然后把他当作厨师弄到法国。严志照是由他伯伯托其他当老板的温州朋友，以输入劳工的名义进入法国。他说：

我三个伯伯都是1929年到法国的，有两个伯伯在法国呆了五六年，赚了点钱，先回了国。1937年最后这个伯伯也赚了一些钱，已起程回国，到了马赛，就传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无法回国了。与他同行的一个青田人执意要上船回国，我伯伯把积攒的钱托那人带给我爷爷奶奶。没想到这个人最终还是回不了国，而去了荷兰，把我伯伯托他带的钱据为己有。可这点钱是我伯伯好不容易存起来的。我伯伯一直在巴黎95区干苦力，干得很苦，赚的很少。他这辈子没有幸福过，好不容易存的一点钱被人贪占了，国也回不了，也没钱娶亲。我父亲生了好几个儿子和女儿，就把我过继给还在法国的这位伯伯。他虽然没钱，但人缘很好，60年代他请一位开餐馆的青田人帮忙，以输入劳工的方式将我弄到法国。我是1965年从北京坐飞机，先到莫斯科，再转机到巴黎。到了巴黎，发现我伯伯还是很艰苦，他住在三区永嘉饭店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烧煤球，煤烟把灯泡薰得乌黑乌黑。我一到，就住在旅馆里，没跟他住在一起，第二天就给保我出来的那家餐馆打工，主要是洗碗，月工资是600法郎，比我伯伯还高，他每月只拿500法郎的工资。

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是偷渡出国的人所采用的最主要的方式，巴黎的温州人在偷渡的过程中也是依靠社会网络。早期温州人的情况，上面已经介绍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又一轮进入法国巴黎的偷渡高潮中，社会网络仍然是温州人主要倚仗的手段。

图为社会网络图示。[图源：cnblogs.com]

目前在巴黎的温州人大多数是80年代以来进入法国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进入法国的，大多数人达不到法国的合法移民要求，于是就转向偷渡。在我们所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进法国的，占73.9％。社会网络在他们成功实施偷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具体地说，社会网络在偷渡上起到这样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在中国国内，一个地方在海外的社会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想到移民国外，在合法渠道无法得以移民国外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想到偷渡。因为他们感觉到，偷渡成功的话，在目的地就能依靠社会网络得以生存下去。福建省福州市一带和浙江省温州市一带，一直是偷渡国外的热点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多人在国外，在国外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关系。在温州，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人参与偷渡，主要还是集中在像瑞安的丽岙镇、永嘉县的七都镇、青田的山口乡等侨乡及附近地方，其他地方就很少有人想到偷渡，即使想偷渡，在当地也找不到门路，必须要到侨乡去找蛇头。

其次，社会网络也决定了偷渡的目的地。一个人在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越多，而且越可靠、亲近，他就越有可能往这个国家偷渡。比如温州瑞安市的丽岙镇的主要侨民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以那里的人主要偷渡目的地就是这两个国家；而永嘉县七都镇的大部分侨民在美国，所以那里的人更多地往美国偷渡。在法国碰到一个来自七都镇的偷渡者，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在法国很难生存下去，他的大部分亲戚朋友在美国，于是他决定从巴黎偷渡到美国，结果也偷渡成功。到了美国后，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在美国感觉比在巴黎好，这儿有我的好多亲戚”，他马上就找到一份工作，一个月能赚到1300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暂时没有往社会关系多的国家偷渡，但结果社会关系还会改变最终的偷渡方向的。

最后，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偷渡者与蛇头取得联系的惟一渠道。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知道蛇头在那里，怎样跟他们谈好偷渡的条件，甚至达成一定的口头协议，并保证偷渡成功后履行这些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和承诺。比如国内有个亲戚或朋友要偷渡到法国，事先要找已经在巴黎的亲戚或朋友，请他们去找蛇头，并请他们出具邀请书便于在国内公安部门办理护照。偷渡到法国后，就需要朋友或亲戚把他们从蛇头那里接到在巴黎的住处，有时还得帮助付清蛇头所要求的偷渡费用，接着还得帮助找工作。这一切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难以办到的。一般的偷渡程序是这样的：国内的人先找到其在巴黎的亲戚或朋友，征得他们同意帮助偷渡后，在巴黎的亲戚朋友出具一份经济担保，寄给国内的人，让他们持此信到公安局办理护照，拿到护照后，寄给巴黎的亲戚朋友，而后者拿着护照找蛇头，并谈好偷渡价格和付款方式。一般来说，国内先付给蛇头2万元，作为定金。蛇头把偷渡者带到巴黎后便打电话给偷渡者的亲戚朋友，要他们来交钱领人，或者叫他们打电话给国内，要求偷渡者家属向国内某个人交完钱，才放人，由他们亲戚领走。

当然，除非亲戚朋友不愿帮助国内的人偷渡，否则的话，亲戚朋友这样的关系确实是偷渡者的主要依靠。在温州人当中，有些人陆陆续续地从国内带出不少亲戚朋友（主要还是偷渡出来）。有少数人利用去别国旅游或经商在巴黎转机的机会偷出机场，由早在那儿等候的亲戚朋友接到他们在巴黎的住处，得到很好的安顿。即使没有很亲近的亲戚帮助，如果有朋友的话，也能使偷渡者得以偷渡成功。王嘉晴、麦发亚和张义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偷渡到法国的，他们在法国没有任何亲戚，而只有一些朋友，他们只是在朋友的有限帮助下，通过蛇头来到法国的。例如，张义出国前在温州认识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的一位亲戚在法国，张义在女朋友的鼓动下，通过蛇头，到了法国。但是他女朋友的亲戚不愿接待他，幸好他记得有个好友在法国，于是他通过蛇头多方打听，毕竟温州人的圈子还是小，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好友，幸好那天他的好友在家休息，便开车接张义到他家，第二天帮助他租到房子，给他介绍工作。说到这一点，张义对他的好友深表感激，没有好友的热情帮助，他一开始就不会有这么顺利了。有些温州人对我们说，在法国，亲戚还不如朋友好，可想而知，朋友关系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图为电视剧《温州人在巴黎》剧照。该剧讲述了几代温州人艰苦创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拼搏努力的故事。[图源：douban.com]

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编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一批批温州人进入法国，巴黎的温州人从80年代初的一二千人增加到现在的10多万人。一个人带出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张成先先生今年50岁，他父亲30年代去过法国，后回国，50年代再次外出，先去香港，后去了巴黎，他自己从60年代开始申请到法国团聚，到1979年才获批准，以探亲的名义到了法国。他说：

像我们这批人比较幸运，1979年到了法国，1981年就碰上了密特朗总统颁布的大赦令，很快就拿到了居留证，在法国的非法时间短，后来又加入了法籍，就可以开店、办工场，不需要偷偷摸摸地去打黑工。我们有了事业，更有帮人到法国的资本。经我带到法国的人不下100多人，其中有我老婆的兄弟姐妹、我的外甥、侄子，还有我好朋友的孩子。我帮我的每个好朋友带一个孩子出来，大多是女孩。我先给他们垫付钱，到了这儿，他们慢慢地还我钱，大多数几年内都能还清，当然不计利息。他们到了这里，我都给他们安排工作，一般不安排在我自己的店里，因为我担心人家说我为自己弄来一批廉价劳动力。除非一时找不到工作，先在我的店里打几个月的工，一有机会就让他们找别的工作。当然都是在温州人那里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