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北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隆重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回到家里，丈夫甘泗淇上将也回来了，望着丈夫，李贞的骄傲和幸福充满心田。甘泗淇原名姜凤威，也叫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任湘赣县委宣传部长，李贞当时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此他们两人就相识了。甘泗淇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李贞对他的印象很好。
在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的热心撮合下，1935年元旦，在塔卧村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副政委关向应主持婚礼，任弼时、贺龙等到场祝贺。从此，李贞和甘泗淇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6岁起就当了童养媳的李贞原名旦娃子，1926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妹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尽管李贞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意，但她能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受压迫，能过好日子。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当即就点头同意，并随手递上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应道。18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也不姓旦啊？”
“再想想。”那位同志说。想着，想着，一个字突然闯进旦娃子的脑海：忠贞不渝。她听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协会不是要求忠诚不改变吗？于是，她试探着问：“叫李贞怎么样？”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30多年的硝烟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名册。
白色恐怖面前不低头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湘鄂赣边区特委妇女部长李章被杀害后，吊在桥头暴尸。女共产党员易维五被斩下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敌人四处追捕李贞。
当晚，李贞钻进了湘赣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她挎着竹篮子，四处寻找隐藏的共产党员。经过多日奔波，她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和李汇东。四名共产党员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李贞任书记——这是济阳县永和区第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贞和党支部的同志，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终于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回原籍济阳领导武装斗争的王首道接上了头。
李贞与甘泗淇合影
革命火种又在浏阳大地上点燃。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正在筹划之中。9月11日，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进了浏阳。李贞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策应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她突然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享有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找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河两岸。浏东游击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了。刘少龄任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任士兵委员长。开始，游击队只有几个人，两条枪，其余则是鸟枪、马刀、梭镖。但他们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坚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向浏阳扑来，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勇敢顽强，击溃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第二天傍晚，枪声稀疏了。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阵地。
李贞说：“我是共产党员，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贞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腹中的胎儿已经夭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逃出敌人的包围，回到了游击队。
1934年8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11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在过草地中，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病体还没有恢复，又没有充饥之粮，孩子饿得啼哭不止，没等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1955年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将军遗物“一贫如洗”
李贞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距今27年，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
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
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
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
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
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
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
一条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毛泽东时代的将军从贡献上也好，人品也好，各方面都绝对让人口服心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