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前秦皇帝苻坚，有些人对他的印象大概是淝水之战后风声鹤唳的狼狈印象。然而，在草木皆兵的凄凉景象形成之前，苻坚不仅拥有睥睨天下的才华，更有让昔日仇敌感恩戴德的胸怀，更最早提出了视中华夷狄如一的平等观念，与两百多年后开创大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颇有跨时代的意念趋同之势。而正是这样一位人物，最后却栽倒在自己宽容的“苦海”之中。
苻坚作为前秦政权的第三位君主，其统治基本盘来自其祖父苻洪在后赵时代聚集的枋头集团，当时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实际上掌握了当时流寓关东的氐族部落以及关陇地区的豪强贵族与流民武装。这一早期的“关陇集团”在后赵末年天下大乱中乘势回归潼关以西的雍凉之地，也让苻氏创业家族从起步就十分注重对各族首领与流民宗帅的招抚与拉拢。
公元357年，时为东海王的苻坚从暴君苻生手中夺取前秦政权，其重要谋臣就是当年扪
（mén）
虱而谈的汉族谋士王猛。
苻坚经常以“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来形容自己与王猛的关系，甚至在后来拜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几乎将国之半壁交予其管辖，足见他对王猛的信任。随后的十余年间，苻坚在王猛的鼎力辅佐下，“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
从而使得“秦民大悦”。
面对当时天下纷争的乱局，苻坚并不以过往仇恨而锱铢必报，反而选择尊重往日竞争对手，在其投降归顺后诚心相待，许以官衔俸禄。
匈奴刘卫辰
（赫连勃勃之父）
曾多次掳掠前秦边境，叛服不定。首次降秦时，苻坚在其穷困来投之际允许其入塞田于关中，甚至将不服管束偷袭匈奴人的部将削官免职。随后刘卫辰又两次叛秦，最终被前秦大将邓羌擒于木根山，而苻坚将之带回长安后并未怨恨其
反复无常
，反而又封其为夏阳公，让他统领自己原本的部落，做法颇有当年诸葛亮招抚孟获的影子，最终让刘卫辰所部匈奴归顺前秦政权。
这一做法取得了连锁反应，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弈干各率部众数万降秦，表明当时苻坚的怀柔政策获得了北方游牧部落的群集响应。
除了怀柔肘腋之患的匈奴等边境游牧部落，苻坚对于有心腹之患的夙敌也同样颇具胸怀。早在前秦立国之初，羌族姚襄便领其羌族大军由河东渡河西进关中，目标直指长安，意图消灭前秦政权而独霸关陇，最终为前秦军所灭。苻坚即位后不仅重用姚襄旧部权翼、薛赞为股肱之臣，更将姚襄的幼弟姚苌提拔为杨武将军，让其统领大军为前秦效命。
氐族与羌族都起于陇右，将关陇之地视为本族形胜之地，苻坚对羌族核心姚姓家族的提拔重用毫无疑问是对整个羌族群体的拉拢与招抚，此举本身拥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毕竟让姚苌这样的“旧王之后”拥有实际控制的兵马，放在历代都极为罕见，然而苻坚不仅重用，更让其在平叛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平定陇右叛乱时，“
（敛岐）
部落先属姚弋仲，闻姚苌至，皆降”。姚苌也顺势被苻坚任命为陇东太守，替前秦戍卫群羌，体现了苻坚知人善用的政治胆略。在淝水之战时，苻坚命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相当于将整个西部后方全面托付给姚苌，其对于寇仇之弟信任如斯，足可见其自信。
除了对匈奴、羌族部落首领的倾心任用，苻坚一生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对前燕慕容氏家族的全盘接纳。前燕雄踞关东，与前秦平分北方天下，其国族繁盛，对于前秦是不可并存的绝对敌国，苻坚先是接纳了归降的“譬如龙虎不可复制”的慕容垂父子一家
（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慕容宝为太子冼马）
，又在攻灭燕国之后，将前燕皇帝慕容暐
（wěi）
为新兴侯，其兄弟冲为平阳太守、泓为北地长史，甚至祸国殃民的太傅慕容评也当了给事中，几乎保全了整个前燕宗室甚至委以大任，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
在淝水之战前的攻晋战役中，前秦军先后收服周虓
（xiāo）
、朱序等多位东晋地方高官，同样待遇优渥。
在关中，苻坚尽力将氐、羌与关中汉民豪强整合为具有地域标识的秦人，同时将凉州边鄙的卢水胡
（北凉沮渠氏先祖）
与吐谷浑收归麾下，形成初代版“关陇政治军事集团”，消灭前燕政权后，“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前秦获得关东庞大的疆域和人力资源，并将“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馀户于长安，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处乌桓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不仅加强了对各族民众的管辖力度，也进一步实现各族错致杂居的混一局面。
面对当时的鲜卑人、丁零与乌桓等东胡、漠北部落弥漫关中腹地的状况，以阳平公苻融为代表的氐族精英表现出强烈的担忧，认为他们终究不能被驯服。面对这一忧虑，苻坚说出了与后世唐太宗李世民惊人相似的一句名言：
“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
（李世民说的则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这表明苻坚的世界观已然与早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君主不同，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与过往华夏帝王完全相同的“华夷共主”，意图用自己的仁爱之名将天下各族子民兼收并蓄，开创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存的统一国家，甚至处理边疆“氐、羌”部落之时也以“中国”角度自居，俨然一副华夏帝王姿态。
而苻坚在王猛死后，始终固执选择向东晋用兵，实质上也是要从东晋政权的手中夺取“正统”，进而统一华夏。
苻坚在处理各族仇敌时充分展现了宽宏博大的胸怀，并暂时获得了他们表面上的倾心用命，从而组建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其朝野之内遍布氐、汉、羌、鲜卑与匈奴各族精英，能够动员各族联军近百万人，其国势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几乎空前绝后。然而，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这种依靠才华堆砌起来的各民族大联盟实际上暗流涌动。
首先，尽管苻坚自命“华夷共主”，但并没有将占据绝对人数优势的汉族民众真正纳入到统治基础中。纵观史料可知，除王猛外，汉人官员极难进入苻氏重臣的决策圈中，大部分仍旧是以尚书郎、散骑常侍与地方别驾等低爵文官为主，主要功能多为执行与顾问，在军事层面则更难寻到汉人将领的身影。这一现状导致前秦仍然是以人口不过数十万的氐族人口作为统治基础，却悬浮于广大汉人之上。
“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与缺失汉人统治基础相比更为严重的是，苻坚宽纵启用鲜卑与羌族将帅、地方官员的数量过于庞大且缺乏制衡，从而导致鲜卑与羌族在军中力量剧增，甚至将大量鲜卑与羌族的本族兵马直接交给
慕容垂与姚苌长期统领
，尽管这样做看起来是让兵将相知，实际上却蕴含了巨大的军事风险——将军队重新转化为私人属兵，这也最终导致前秦军队的统治架构变为以苻坚个人威望为领，以少数氐族精锐将兵为核心，进而统摄广大各部落地方仆从军队的局面。这与唐王朝“以汉家精骑锐卒为主，辅以胡人骑射”的平衡军事模式不可同日而语。
苻坚对于潜在威胁的宽容其实早已到了放纵的程度，这一情况在苻坚统一北方之前便有显现。早年前秦宗室苻幼叛乱被诛杀后，同谋苻柳与苻双暴露，但秦王坚“以双，母弟至亲。柳，健之爱子，隐而不问”，
最终导致四子之乱爆发
。苻坚听闻后，居然还对这些兄弟抱有幻想，还规劝他们：
苻坚治下的前秦军队早期至多只有十余万之数，而到淝水之战前膨胀为“戍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其中绝大多数军队是来自氐族之外的各族兵马，其临时拼凑与混乱之势可以想见。在此情形下，氐族武装便是苻坚赖以依存的中枢神经，是绝对不容有失的基石。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苻坚又犯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对于氐族兵马极为自信的苻坚竟选择用自己的核心军事力量作为先锋进攻东晋的淮河防线，反而将大量鲜卑与羌族仆从军放在后方策应辅助。淝水之战前四年
（379）
，氐族名将俱难、彭超所领六万氐族兵马被谢玄的北府兵在盱眙、淮阴一带杀得匹马不归。
四年之后的淝水之战中，苻坚又重蹈覆辙，让苻融、梁成所领氐族精锐担任前锋与东晋对决，最终在洛涧、淝水两战败北，氐族精锐尽丧。而当时的姚苌统领羌族精锐处在西北后方，慕容垂所领三万鲜卑精锐也偏师独全，一场淝水大战，废掉的只是氐族的武功，反而为鲜卑与羌族做了嫁妆。
而当落魄的苻坚回到长安想要重整旗鼓时，却发现关中的形势早就糜烂不堪。早年迁徙到长安的鲜卑、丁零等部落“布满畿甸”，听闻苻坚战败蠢蠢欲动，而苻坚却早在两年前就因为“诸氐种类繁滋”，“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亲手将自己的氐族民户散到了洛阳、邺城、和龙、蓟城等东方大城，让自己的基本盘彻底星散淹没入东方各族的汪洋大海中，留下了静待复国的鲜卑与西羌人随时揭竿而起，也正好应了当年苻坚亲随赵整送别氐族迁徙的预言之歌：
“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
其实鲜卑与羌人的不臣之心早在淝水之战前就已显露，比如“慕容桓之子凤，年十一，阴有复仇之志。鲜卑、丁零有气干者，皆倾身与之交结”，而苻坚对于此种迹象竟一笑了之。淝水之战前，朝臣皆不想让苻坚攻打东晋，独慕容垂、姚苌等劝苻坚南征东晋，其包藏祸心昭然若揭，苻融数次劝诫皆无用，苻坚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败亡的征途。
当我们回过头再看苻坚与他的两大爱将
（亦是埋葬者）
的轶事，或许能够看到他性格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