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因为母亲的病，我作为陪护，和她一起住进了精神病院。在里面，我结识了一帮没有名字的朋友，他们的故事像加了盐的酸甜苦辣，涩得我满嘴都是感慨，许久之后，又觉得多出几分回味的嚼头。
发现病症，是2014年冬天。我念高一，即将迎来期末考试。那段时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完全忍受不了一点儿声响，哪怕是母亲轻微的走动声，我都可以冲出卧室跟她吼几句，“我在复习，别打扰我行吗！”因为精神压力，我在吃过一次凉饭后拉了肚子，对饮食越发挑剔。母亲准备的晚饭，我时常因为没有食欲就坚决不吃，推搡过后，甚至会扔掉筷子离开饭桌。我把极度的不安与易怒，全部转嫁给家人，尤其是照顾我生活的母亲。那时，姥爷去世并不算久。姥爷生前腹痛的毛病一直跟随着他，经常窝在沙发上捂着肚子，满面愁容。母亲作为五兄妹中离娘家最近的，日常陪护姥爷的任务，自然做得最多。直到去世，姥爷腹痛的毛病一直没治好。母亲失去她的父亲，又是我情绪最大的承受者，但她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与包容。她格外小心，在我每次发完脾气后，总会找个安静的角落，坐着很久都不说话。偶尔，她会翻看姥爷的病例，问我们，区医院的技术水平是否耽误了姥爷的病情？现在想来，姥爷的腹痛很可能是情绪疾病导致的躯体反应，当然，这也是在陪母亲治病多年，我对精神类疾病稍有了解的后话。母亲当时的抑郁已初现端倪。原来几乎每天必看的电视《快乐向前冲》，变成一周看一次，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个月后，因为长时间的失眠和厌食，母亲在我们市的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了轻度抑郁。抑郁的成因绝不简单是我闹的几次脾气，围绝经期的激素异常分泌，加之或有可能的家族遗传，都促使了母亲抑郁情绪的滋长。市五医院是比较权威的精神病三甲，离我家距离三公里左右，我们去也算是方便。最初，母亲症状不严重，平时也不用住院，一个月去开几次药，都是她自己骑着电动车去了的，后来病情稍有反复，也断断续续住过几次院。2024年春节前，母亲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导致乳头溢液，说来也巧，鬼使神差般，平时不太愿检查身体的母亲去挂了个乳腺外科的号。乳头溢液倒没什么问题，可偏偏这次检查，发现左乳的结节不太乐观，经过活检，竟确诊了乳腺癌。我们一家三口奔波在淄博到济南两个城市之间，因为齐鲁医院病人多，开的好几项检查都零散分布在几天里，所以来回赶路成了那个星期的常态。早上四点起床，五点出门，淄博出发，赶到齐鲁医院，排队检查，等待结果，排号住院，直到腊月二十五，总算做完手术了。如此一来，母亲九年的抑郁病史又加上了乳腺癌这一笔。癌症，让母亲精神崩溃。她虽嘴上说不害怕、不在意，但明显能体会到她情绪的波动。做完乳腺癌切除手术，母亲导管还没摘，就拉着我的手反复说，“我要是走了，你们爷俩好好过，千万别吵架。”我们自然是宽慰一番，反复给她讲乳腺癌的预后在众多癌症中算是好的，但母亲依旧重复着“离开”、“走了”这样的说辞。
母亲拆导管那天，我们早早驱车赶往济南，因此排了个早号，拆完导管才九点多。父亲便提议开车兜兜风，哪怕不下车，从车窗看看也算散心，驱散连日闷在家里的烦躁和压抑。路过淄川孝妇河时，母亲说起冬天的河，长满了冰渣，问我们水里冷不冷。车开出去好久，我才想起来，母亲的发小——邻居王姨，就是在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跳进了孝妇河。王姨住的离我家只隔两条街，印象里一直是很温柔腼腆的，说话细声细语。后来，王姨的丈夫因为赌博欠了十几万，她便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回家后，我引导母亲给五院的主治大夫打电话，大夫的简单询问，让母亲情绪顺着发泄口喷薄而出，大夫也从聊天中听出异常，最后问她“是否有自杀倾向”，我清晰听到母亲回答：“有”。我们去省精神卫生中心做了检查，母亲的轻度抑郁，在这些年已经发展为“中度抑郁并伴随中度狂躁。”病房男女分离，精神病人很多时候“隐私”意识没有普通病人强，所以医院明文规定，只准同性成年亲属陪护。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向单位请好假后，作为陪护（母亲乳腺癌加自杀倾向严重，属于特殊病例），也住进了精神病院六楼女病区。因为很多物品有潜在的危险，入院需要进行物品检查，所以流程变得复杂起来。电梯口贴着明令禁止的物品清单，零零总总几十项，从水果刀到指甲刀，从绳子到镜子，还有类似坚果的食品，也是禁止的。开始我以为是防止尖锐果壳伤人，实际上是许多病人治疗后肌肉松弛影响吞咽，所以要防止窒息。
五院住院部，上面平台用铁网围着精神病病房在我脑海里是一个绝对恐怖的概念。以前，我陪母亲拿药的时候，在住院部楼下就能听到上面传来的歌声和笑声。抬头望去，楼上平台用铁网围着，有人穿着病号服，在那儿像游魂一般飘来飘去，引吭高歌。说是歌，其实也不对。准确的说，是没有逻辑的声音，有时激烈、有时舒缓，还有时此起彼伏、你追我赶，歌声里听不出歌词也听不出语调，最令人不解的，是病友之间似乎能听懂彼此的歌声。住院区出入口都是铁门紧锁，护士出入都随身携带钥匙，走廊上散不去的骚臭味加上各个房间里莫名的哼唧声，也让这里显得压抑异常。为安心入住，我尝试给他们的行为寻找理由，把他们高亢的嗓门看做是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描述，这样一想，他们眼里的一切都是热情奔放、青春洋溢的。相较之下，母亲的抑郁症因没有宣泄表达出来，显得压抑残忍，也让我更忧心。精神类疾病难治愈、易反复，像我母亲这样的病人，常年在病房与家之间流连。我发现，年轻病患的数量，比几年前陪母亲来取药时多了不少，现在各种疾病都在年轻化，就连焦虑都抢在前头。听闻病友也是起床后就对万事提不起兴趣、一口馒头在嘴里嚼很久咽不下去、胸口总感觉有气在脏器间乱串，她仿佛打开话匣找到知音，破天荒聊了很久，倒比在家里要开朗些。我除了日常监督母亲吃药，看护做理疗之外，很多时间，就陪母亲在病房里呆着。经过会诊，大夫决定让母亲进行MECT电击治疗，说是效果会好一点，但后遗症是会忘掉一些事情。我们同意了大夫的治疗方案，不过需要等母亲左胸的刀疤再恢复一段时间。
等待MECT治疗的这段时间，我注意起病房的其他病人。走廊尽头的病房里有几个被绑着的，看上去年纪都跟母亲差不多，应该是退休的年龄，母亲说她们除了精神问题外，还有暴力倾向，之前几次住院时她们就一直住在这里，很多年了，没有要出院的意思，也可能是家里人不愿接走她们。说到家里人不愿接走，我们楼层上还有个小姑娘，比我小两岁，正好出生在千禧年。她除了智力稍有迟缓，还有些轻微小儿麻痹症，走路不太利索，但乐于和人聊天，经常各个病房乱串，话题从早上吃了什么到几床家属又来探视，永不枯竭。她的治疗其实很简单，就是睡前吃一片药，但奇怪的是，一直住在医院里。小姑娘几句话就跟我熟络起来，侃侃而谈。当然，谈话范围超不出她小时候的邻居、在憨兜家园（我们淄川区一家专门从事残疾人帮扶就业的机构）的工作经历、住院后的治疗日常。她对我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有钱，有些人生下来就有病，我比较倒霉，是后面这一种。”父母因为她的病，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婚了。她被判给母亲，后来母亲再婚，不到十岁的她就跟着姥姥住。她母亲起初也不认命，让她跟普通小孩一样上学，但巨大的差距让她不得不退学。高中毕业后，她在憨兜家园修了一段时间汽车。后来夫妻各自组建新的家庭，没法再对小姑娘投入多余的精力，姥姥年纪大了，很多时候照顾得力不从心，就把她送到五院——起码这边像是个大幼儿园，可以看护成年的“小朋友”。小姑娘也问了问我的情况。我告诉她，毕业时赶上疫情，在家待业两年总算是找了个工作，虽然是个坐办公室的，写写材料，但领导也不那么好伺候的，还得二十四小时待命接收紧急通知。她的表情，似乎没有完全听懂，却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说：“放宽心啊，什么都不如身体重要。”她指的“身体”，除了躯体外，应该还有精神。她给我讲在憨兜修车的工作经历，“有的顾客脾气不好，会凶我们，领导也是劝我们要开心的。”我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想到，劝我“要开心”的居然是精神病院的小姑娘。后来我母亲刀疤长实，开始了MECT的治疗，一周三次，我们也因此换到另一间住着同类病友的病房。精神病院的病房，比普通医院病房住的人多，甚至有大通铺，一间屋子会住四十几人，那些大多是偏远乡村来的，他们钱少病重，往往需要长时间住院。在大通铺里，他们会唱歌，也会做操，甚至会跳舞，这就吸引了很多不住通铺的病人在白天加入，憨兜的小女孩会去，我也会去。这里的病人有的已经严重到面容扭曲，甚至出现精神疾病的躯体症状，比如手抖嘴抖、瘙痒难耐，但嘴里却一直哼着老歌，有时候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时候是“通天大道宽又阔”，他们经常专注做一件事，不知疲倦地在走廊行走，对着灯泡讲话，揪自己的大拇指……我最开始还思考他们这样做的意义，直到有次一个阿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后反问她，她却答不上来。我试着问了好几个病人，她们或者摇头，或者冲我笑，有的直勾勾盯着我仿佛没听懂。我顿然感觉，名字不过是外面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代码，说不上来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于是，我不再去思考他们做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填一张表格、传达一项通知、迎接一次检查的意义有多大。很多东西是外界强行赋予我们的桎梏，反倒是这些病人因为“失常”，而脱离了桎梏。
母亲病房一共住了六人，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女生，另一个是一名高三学生。因为年龄，所以我乐于跟她们接触。她们入院的原因，我猜测不是为学业，就是为感情。这不免让我想起我的高中生活，想起那次压力巨大的考试和曾有过的懵懂情感——事情总是在过去很久之后回看，才觉得当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出所料，高三的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在级部都是名列前茅；而另一名女生跟男友的爱情已经十年，她说男友对她特别好，所以她接受不了背叛。她们和我的母亲一样，要接受MECT电击治疗。而附带的后遗症，就是遗忘。虽然记忆不是全部消失，并且在治疗结束后可以慢慢恢复，但此时此刻，她们忘掉了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来换取心理上的慰藉和暂时的宁静。母亲的理疗室在住院部一楼，下电梯后要走过连廊，才能到达MECT电击治疗室。陪母亲理疗的时候，她不止一次指着那间屋子跟我说，“那里就是要电死我的地方，很吓人的地方。”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每次去做电击，我便哄着告诉她，是去给养在池里的锦鲤喂食。
锦鲤池母亲左胸清扫式切除，所以药物只能注射在右边手臂。每次治疗后，她手上都有大片淤青，后来，她会伸出手给我比划，是用很粗很长的针注射麻药，还要注射松弛剂，防止电击痉挛过程中会咬伤舌头，最恐怖的还是电击，人会直接没有意识。母亲向我描述的时候，我汗毛直立，仿佛周身都被电流穿过。电击的后遗症没有放过我的母亲，母亲仿佛回到了还是孩子的时候。关于癌症的记忆被清除了，母亲感觉到胸前不对称的怪异感，扯着衣服质问我她的左胸怎么被切了？摇晃我的肩膀吼，为什么不好的事都让她摊上？恢复间隙，她还经常让病友看她胸前的伤口，跟家属、朋友和同事电话时，也总会提起自己的病况。看得出，她那些挂在嘴边的“不在意”和“不要紧”，只是安慰她自己的。我虽然请假了，但经常也会有同事就工作上的事情，打电话来询问我。单位里小张、老董、李姐和毕哥等人，母亲虽然没见过，以前对他们的名字却如数家珍。但电击后我告诉她是谁谁的时候，从眼神的反应，她全然想不起来。我嘴上嗔怪着“你又忘了”，但背过身去，眼泪也流了出来。母亲还忘了姥姥已经去世的事情，总是说现在住院也不知道咋去接姥姥（姥姥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家里待一个月，轮流照顾，月初要去上一家接回来），我只能劝说让她安心，实在不行跟舅舅换班，到时候再补回来——但哪还有姥姥，又哪来的换班补班呢。我也在想，如果需要电击，我会遗忘什么。有些东西，拥有的越多，才越害怕失去，越害怕，却会让你越容易失去。
日子一天天过，母亲的MECT治疗已进行到最后一周，我陪护也已经有一个多月，除了电话，父亲时不时来送点东西，有时候能坐下跟我聊会儿。那天正好碰到憨兜小姑娘从身边走过。父亲感慨，谁家如果碰上这样一个孩子，几乎被生活判了死刑。女孩的爸爸后来再婚又生了女儿。她却似乎被父母渐渐遗忘在那里……我们没法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毕竟我们不是处在当事人的生活坐标里，也可能小姑娘的现状已经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比如，像现在她在精神病院每天串串门，人是快乐的。临出院的时候，病房里来了个老师，师范专业，考了三年终于考编上岸，上班半年，就得了抑郁症住了进来。她心情平静的时候，看上去就是个不爱说话的小姑娘，但发病的时候，隔很远都能感受到她的坐立不安，我曾经亲眼看到她面色苍白，满脸冷汗，不断哀求护士联系父亲来看她。有次，她跟我吐槽，说在学校里杂事太多，反倒影响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又说现在孩子不好管，打不得骂不得。
若是以前，我定会觉得她有点凡尔赛，毕竟老师这个职业稳定，一年还有两个长假，社会地位也高，但现在我理解她的感受。就像我在公司这个内勤的岗位，用大量的时间去关心接待室的卫生打扫了没、会议室椅子贴紧砖缝了没、垃圾桶是不是有杂物……我们总是在日常的琐碎上精益求精、吹毛求疵，继而忘了本分是什么，什么最应该干好。听护士说，小姑娘考编上岸后，觉得工作与自己预期相悖，过度的责任心让她备受煎熬。
班上有个别男生爱打游戏不学习，她恨铁不成钢，直到在学校体罚了男学生，学生家长愤怒地拉着孩子，在校长室一边展示男生身上的淤青一边跟她对峙，她的防线彻底崩塌，才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唏嘘了好一阵，在心里期盼她能早日治愈，尽早出去。
2024年4月21号，在精神病院陪护52天后，母亲终于要出院了。出院那天傍晚，我们又路过孝妇河，余晖正好撒在普照寺伫立的佛像上，就像佛像发出的佛光。我想起两个月前母亲提起孝妇河时的样子，现如今，正像佛光福泽，一切都在岁月流淌里慢慢变好。
流经我家门前的孝妇河
MECT对母亲抑郁治疗效果显著，她按需服药，没有再想自杀的事，精神状态也不错，我也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偶尔，单位加班，我和同事会从早八点半工作到深夜十一点。看到大家作为打工人的疲惫，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在精神病院陪护的日子，想起那些唱歌跳舞的病友，说不清到底谁活得更开心。山东冬夏漫长，仿佛只有两季，春意被挤在夹缝里。五院道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带着妈妈，站在太阳底下赏樱。阳光炽热，我牵着妈妈的手，仿佛和她一起穿越了漫长的冬季。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