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丨隋风
编辑
丨
吴酉仁
说一说
台湾的“简体字改革”
。
事情要从民国时代谈起。因为当代的汉字简化工作，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而是早在1920年代便已开始。后来台湾的“简体字改革计划”失败，才有了两岸文字的区别。
五四时期，钱玄同便说过，不必对汉字的简化大惊小怪，因为这是一种持续了数千年的历史趋势：
“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
今人关于汉字简繁的争论，绝大部分也已在那个时期，便讨论过了一轮乃至好几轮。当时的文化名流，如胡适、蔡元培、周作人与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支持者。
1922年，钱玄同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交过一份《减省现行汉字的壁画案》，该提案获得通过后，便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此事。不过，1920年代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全靠对外借款给政府工作人员发工资、政令不出都门的“瘫痪型政府”，所以机构虽能成立，汉字简化的具体工作却难以推动。
于是，1934年，钱玄同又再度向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钱在这两份提案里制定的汉字简化原则，与1949年后的汉字简化原则，大体是相同的（遗憾的是，具体的简化工作未能完全遵循原则，参见
《
汉字简化的曲折过程与历史教训
》
）①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也预备推行简体字，遂委托钱玄同主持选字工作。钱历时半年，共选定简体字2400多个，编为《简体字谱》。教育部又约集专家审核，确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通令全国，要求所有的教材——包括“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全部须使用“部颁简体字”，否则将“不予审定”，也就是不承认其发行的合法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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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部分），引自《中华教育界》杂志1935年第5期
该命令颁布后，引起一批政要名流的反感。这些人在各地组织了“存文会”之类的组织，来抵制汉字的简化。其中，最具力量、且行为最极端者，当属戴季陶。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当众下跪，“为汉字请命”，也曾跑到蒋介石处吵闹，称汉字简化破坏文化，指责教育部趁他离京通过这样重要的事情，是在故意避开他（戴当时是考试院院长）。③
“当年（1935年）在南京，我记得使用简体字的方案由教育部提到中央政治会议之时，
事先蒋先生也曾赞成，但在会中却未通过
。当此案提交中政时，
教育部所能得到完全支持者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吴稚晖先生，另一个即是罗（家伦）先生。”
可见，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支持汉字简化者不占上风。压力之下，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发布训令，暂缓推行简体字。
除了国民政府颁布而又弃用的这批简体字，当时还存在一种
“解放字”
，主要流行于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其中一些文字，在1949年后成为了法定简体字的一部分。④另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推动“国语罗马化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希望将汉字一劳永逸地变成拼音文字。⑤
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汉字的简化问题与丢失大陆后的反思结合到了一起。1952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如此说道：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
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
。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⑥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
罗家伦
，盛赞蒋介石“此举极其英明”，全力支持在台湾推行简体字。较之大陆时期对简体字的支持，此时的罗家伦又多了一项特别的支持理由：日据时期的台湾被强迫以日语为所谓的“国语”，导致许多人已不熟悉甚至不会写、不认识中国文字，繁体字的复杂与难学，成了这些台湾人回归中华文化的一种障碍。
罗家伦在各种场合公开提倡简体字，引来了许多人的仇视。有署名“铁汉团”者给他写信，骂罗是卖国贼并恐吓他：“我们老粗只有武力对你。准备送你一个大炸弹，叫你完蛋。凡有与你同路者都将同归你一路。”恐吓信未能让罗闭嘴，1954年3月，罗公开发表了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文章《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具体回应了各种反对意见。
一场贯穿政界与知识界的“简繁之争”，遂由此而起
。
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阻击简体字：“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等也刊文批评称：“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⑦论战期间，台湾《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其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大略同期，大陆也在推行简体字计划，并于1955年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对外公开。这一背景，让台湾的“汉字简繁之争”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化。许多人开始以“隔海和唱”这类大帽子来批判简体字的支持者。民间对汉字简化问题的讨论沉寂了下去，最后连原本有意推行简体字的蒋介石，也不再倡言汉字简化。
台湾的“简体字改革”，遂在这样一种
非理性的氛围
中夭折。一如学者林安梧所言：
“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
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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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支持汉字简化的漫画
1969年，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整理简笔字案”。不过，何以军方人士的身份提议改革文字，其方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些学者认为，何的方案本身便是从政治目的出发）——何在方案里批评了大陆的简体字成果，要求参与简化改革者先研究大陆的简体字，然后“务使其无混淆不清之弊”，以便收宣传之效⑨。
虽然蒋介石对何的方案很感兴趣，“本案至为重要”，要求教育部门召集专家认真研究，但该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教育部门邀请专家会商研究的成果，是订立三项原则：
（3）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机之改良，以求结构简化，运用轻便。
这三项原则，意味着新主张已经绕过了“汉字简化”这个议题，转向寻求技术革新的帮助，来实现文字的普及。
不过，一方面，使用简体字终究是一种时代趋势，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简体字书籍已占到了台湾新书的20%⑩。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如计算机的普及）也改变了很多事情，让某些提倡汉字简化的理由（如书写太难）不再突出或不复存在。今人面对这两种字体，只需将它们与政治剥离，尊重使用习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做到“识繁书简”或“识简书正”即可。
①（新加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51页。
②③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页。
④张书岩等编著：《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⑤刘晓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1892—1949）汉字改革史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⑥汪曙申：《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世界知识》，2009年第16期。
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⑨何应钦：《为邦百年集》，1987年版，第746-7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