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阿帕（APA）酒店不顾廉耻、篡改历史之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这两天，大阪塚本幼儿园幼儿园又火了。这家幼儿园不仅在网站主页上设置了“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链接、为皇室和日本武装力量做宣传，还要求孩子们参与到迎接皇族、参加自卫队的活动，演奏《军舰进行曲》和《爱国进行曲》等战前军歌成了孩子们的必修课。
孩子是无辜的，而这些成年人显然别有用心。狂言吞并中国的丰臣秀吉死了四百多年，距离上一次惨痛战败也过去了七十多年，然而，至今还有些“执着”的日本人仍沉迷于“亚洲大帝国”的美梦里不肯醒来，不仅麻醉自己，还拿来毒害下一代。
回顾历史，这个东亚岛国从不缺乏野心家，曾5次大规模挑衅中国，并且屡试屡败。在为此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之后，仍不肯反思。实际上，若一直掂不清自己自己的分量、不敢直面失败的历史，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所能够得到的，只能是不断重演的失败。
文︱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陈忠海
本文为瞭望智库特约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东方自古就有一套“朝贡体系”，中国被奉为宗主国，其它国家被视为藩属国；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藩属国要向宗主国定期朝贡。这种秩序长期存在，并在维系地区战略平衡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日本作为体系中的一员，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自唐以来，上千年的时间里，日本至少5次试图向中国主导的这个体系发起挑战，并且每一次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他们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屡败屡战。
这是为什么呢？
从附庸朝贡到渐生反骨
中国对日本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金印镌刻“汉委奴国王”5个字。
自那时起，日本就是中国属国，肩负朝贡义务。
金印图
注：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上有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这枚金印（该印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2.3厘米见方，2.2厘米高，重108克，含金量超过95%，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黄金冶炼技术。）金印重见天日印证了中国史籍的记载，轰动了日本。
3世纪以后，大和国逐步兴起；5世纪时，它统一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国家。到中国南北朝时，大和国仍不定期遣使来朝，接受中国南朝皇帝的册封。
然而，随着势力渐渐坐大，大和国反骨渐生。
隋朝初建之时，执政的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开头就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但是，他当时正忙于征伐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无心与大和国交恶，所以只是在回复写了句“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
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开头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隋炀帝阅后大发脾气，把主掌外交事务的部门骂了一通，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从那时起，日本似乎是铁了心要摆脱属国地位、与中国分庭抗礼。从唐朝到明朝，至少5次向中国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跟唐朝抢地盘
唐朝初年，日本仍向唐朝遣使朝贡。表面上，双方关系还挺融洽，其实不然。贞观六年（632年），日本使团回国，唐太宗派新州刺史高表仁随船同往以宣达唐太宗的命令，以尽天朝安抚属国之意。但是，高表仁到了日本，日本王子不愿意接受藩属国的地位，两人就礼仪问题撕了起来，闹得很不愉快。高表仁没有宣读“朝命”就气呼呼地回国了。
随后，朝鲜半岛的“一把火”点燃了两国战争（当时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均主动向唐朝遣使进贡）。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句丽东部的泉盖苏文杀死国王，立了个傀儡为王，自己则在背后独掌大权。泉盖苏文担忧唐朝出兵讨伐，赶紧拉拢百济和当时还被称为倭国的日本，一边对付亲唐的新罗，一边对唐朝积极备战。
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求援，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下达征讨高句丽的诏令，次年3月，亲率大军出征。然而，唐军虽然突破了高句丽的多道防线，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没有将其彻底征服。
唐太宗驾崩后，高句丽加快了对新罗的侵夺，新罗再次求援。唐高宗先后5次派兵出击挫败高句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军一改过去由辽东直接发起进攻的传统，采取迂回战术先出兵攻打百济。
这年7月，唐军将领苏定方率军从山东半岛渡海，迅速占领百济。
百济王室向日本求援，齐明天皇决定出兵朝鲜，次年，到前线劳军途中病死。即位的天智天皇派5000名士兵护送百济王子回国即位，又派出27000余人攻打新罗。
龙朔三年（663年），唐朝水师主力与日本水师主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的入海口）附近爆发了一场激烈海战。
这是中日两军的历史上第一场大战，以日军大败、全部退出朝鲜半岛而告终。《旧唐书》记载：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不仅损失惨重，此战以后，日本举国沉浸在对唐朝报复的恐惧之中。日本学者仓本一宏在《白江口之战》中写道：“从天智朝到天武朝绝不是战后时期，而是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战争状态。”
然而，几千年偏居岛国的日本人没有想到，大唐竟以德报怨、3次派大臣带着礼物出使日本。之后，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全面向唐朝学习，直到“安史之乱”。
第二次：无视两宋，几百年不与邦交
唐朝灭亡，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直到宋朝建立，中国再次恢复了大一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按理说，日本应该向中国派遣“遣宋使”。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宋朝表现挺积极。当时，有不少日本僧人到中国寻求佛法，皇帝知道后一般都会亲自诏见，赏赐丰厚礼物。元丰元年（1078年），日本僧人仲回要搭乘宋朝商船回日本，宋神宗让他携带“国牒”以及赏赐转交日本政府。
然而，等了2年，也不见日本有什么回应。宋神宗急了，让商人借贸易之机带“国牒”给日本政府。这一回，日本政府一连开了5次公卿会议研究对策，但结论仍然是拒绝。
1年后，宋朝的公文又来了，日本这才勉强搞出了一份回文，但其中丝毫不提邦交之事，更甭说恢复进贡了。
宋朝其他皇帝也以不同的方式向日本方面发送过文牒，但日方就是不跟你有正式来往。
日本人是成心的。
两宋时期，中国虽然富有，但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侵扰，连自己家门口的事也没有弄好，对日本的无礼挑衅行为也是无可奈何。这导致在两宋的几百年里，中日只有民间往来而无正式邦交。如此一来，资源匮乏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额的贸易损失；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不愿屈膝。
第三次：拒绝给忽必烈当“小弟”
忽必烈
在元朝建立前，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已成为其从属国；忽必烈继承蒙古可汗之位后， 3次派人经高丽去日本，试图迫使日本俯首称臣，遭到拒绝。
1269年，忽必烈又派赵良弼赴日发出警告：你们再犹豫，我就要刀兵相见了。谁会笑到最后？你们好好想想吧（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执政的北条时宗断然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疆域空前广大。
然而，他先后5次发文都遭到日本拒绝。
这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蒙古汉子怒了。
1274年，忽必烈任命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3万多部队从朝鲜合浦出发，乘船越海进击日本，先在对马群岛和一岐岛取得胜利，日军将领允宗助国、经高等战死，元朝联军随即在今天日本福冈一带的海湾登陆。
日本集结起10万军队迎战。元军装备了火炮等先进武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但是，由于兵力有限，眼看着后援迟迟不至，元帅忻都下达了撤退命令。然而，突然来袭的大风使元军损失惨重。
日本人喜极而泣，认为是“天照大神”特意赐下的“神风”。
忽必烈当然不服气，于1281年再征日本，此次远征日本的军队多达10万余人，分成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忻都等仍率4万部队从朝鲜半岛渡海；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军约10万人，分乘海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附近）等地启航东渡，进攻日本侧冀。
范文虎所部于当年6月出发，7月下旬在日本与忻都所部会师。这时，在日本登陆的元军已达14万人，灭亡日本实在是个大概率事件。
然而，8月1日，元军再次遭遇大风，损失过半——忽必烈第二次远征日本又以大败而结束。
忽必烈驾崩之后，元朝的征日计划随之终止。
日本虽然打退了元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武士阶层自认为在抗元斗争中立下战功，纷纷要求恩赏，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封赏-世袭制度，导致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最终引发“倒幕运动”，镰仓幕府从此被埋葬于历史的坟墓。经过短暂的分裂，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
第四次：纵容海盗袭扰中国
朱元璋总结了元朝失败的教训，给子孙们立下一个规矩：不得随意征伐。他颁布的《皇明祖训》列出15个“不征之国”，日本排第二。
室町幕府深知自己与明朝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当时中朝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公开与明朝为敌，再次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
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冬天，先后有9个国家来中国朝贡，其中就有日本。
与宋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路线不同，朱元璋实行“海禁”，诏令“片板不得出海”。正常的海外贸易的停滞，促使走私活动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倭寇频繁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成为横亘于中日之间的一个新问题。
倭寇横行
明朝认为，倭寇横行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有关——即便没有暗中操纵或指使这种行为，日本的不作为对这些贼人来说也是一种纵容。
因此，明朝决定警告日本政府。
于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为远航西洋准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次赴日成了这支远洋舰队的“首秀”。
使者背后的大明朝10万水师，使执掌日本的足利义满感受到巨大压力。他不敢怠慢，马上下令捉拿了20多名海盗，用“蒸杀”的残酷刑法处死，算是给了明朝一个交代。
明成祖很高兴，赏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的金印一枚，并允许日本可以“十年一贡”。
为照顾日本的贸易需求，明朝允许日本以藩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
注：日本船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载货物来中国，货物被视为“贡品”，明朝政府收取后以“国赐”的形式回酬日本所需的中国物品。由于相关船只必须持有明朝政府事先所颁的“勘合”（类似于签证和执照），这种贸易形式又称“勘合贸易”。
第五次：想以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
室町幕府晚期，日本再次陷入乱战，出身于下层武士的丰臣秀吉强势崛起，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逐步统一日本。
丰臣秀吉
崇信武力的丰臣秀吉企图继续扩张。他认为，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朝鲜，使朝鲜成为进攻中国的跳板。
他刚刚就任关白（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就在给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写道：他不仅要统一日本，还要征服唐国（中国明朝）。
次年，他在会见耶稣会副管区长加斯帕时公开表示，待日本国内基本完成统一后就会出兵明朝和朝鲜，以使自己“威名传至后世”，为此，还拜托这位西方传教士帮自己购买2艘兵船。
此时，日本国力与中国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刚刚经历了30多年的混战，可谓百业凋敝、满目疮痍；而明朝建国已200多年，总体上没有大的战乱，军力尚且强大、皇权尚且稳固。怎么看，双方都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丰臣秀吉如此高调地叫嚷着要攻打朝鲜和中国，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实在是发了疯。
注：1589年，丰臣秀吉派使者到朝鲜，要求朝鲜李氏政权派代表来日本“祝贺丰臣秀吉出任日本国王”。朝鲜李氏政权一向亲近明朝，对日本较为冷淡，但顾忌邻国关系，还是于次年派黄允吉为特使来到日本京都。丰成秀吉让黄允吉带国书给朝鲜国王李昖，令朝鲜与日本共同出兵征伐明朝，要朝鲜做日本的“征明向导”。李昖断然拒绝，并紧急通报明朝政府。
丰臣秀吉分别给琉球国、台湾岛上的高山国以及吕宋的西班牙总督、印度的葡萄牙总督等发出公函，要他们支持自己讨伐朝鲜，还以亚洲新霸主的姿态要求琉球国、高山国向他称臣进贡。琉球国王悄悄把相关信息报告给了明朝政府。
实际上，丰臣秀吉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他依靠无数武士的拥戴消灭了对手，为巩固执政根基，他必须考虑这些人的利益。战乱结束意味着大批的武士要失业了。如何安置他们？如何满足他们所期待的回报？
日本资源贫乏，很难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分一杯羹给这些功臣，对于此时的丰臣秀吉，发动对外战争或许是稳定时局的最佳途径。
1588年，欧洲的阿尔马达海战使丰臣秀吉眼前一亮——同样是岛国，英国人能完成的伟业，日本人何乐不为呢？
1592年，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分率20万日军分东西两路侵略朝鲜，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1598年，中朝两国联军将日军全部赶出了朝鲜。
《明史》这样描述日本人的巨大损失：“丧师数十万，糜响数百万。”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丰臣幕府的灭亡，丰臣秀吉于当年病死，德川家康趁势崛起。
史观错误，日本难逃宿命
日本向中国发起的这5次挑战，付出的代价一次比一次严重。贸易损失还好说，一场大仗下来动辄死伤几万、十几万人。如此损失，日本根本无法承受（唐朝时，日本的总人口约为500万左右，其后至明朝嘉靖年间，大多在400万至500万之间）。
然而，即便屡次付出惨痛代价，日本人也未能吸取教训，仍然长期沉浸在所谓“亚洲大帝国”的迷梦之中。如此执迷不悟到底为哪般？
一方面，大陆的魅力太大。岛国多灾多难、资源匮乏、缺乏纵深，这种环境造就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危机感，很容易激发对外扩张的冲动。向疆域广阔、物产丰饶的大陆发展，成了无数日本人的“终极之梦”。
另一方面，武士阶层推波助澜。幕府时期，日本天皇长期被架空，国家难以实现集权，地方大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权力，却难以真正实现集权、无法左右时局。武士阶层趁乱坐大，成了对外扩张的急先锋。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神国”史观危害甚重。日本人自诩为“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才是世界的中心。
丰臣秀吉就是利用这些说辞进行舆论宣传和战争动员的。他说自己是母亲“梦日入怀”所生，上天赋予了他统一天下的使命。这种在历史上被用了无数次的把戏，日本人就信了。
那场战争完全是他蓄意挑起，创伤遍及中、朝、日三国。作为战争罪人的丰臣秀吉理应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挞伐——对其疯狂行为进行批判以警醒世人。
然而，在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丰臣秀吉并非罪犯，而是一个有大本事、值得学习和效仿的英雄。在日本的各种相关书籍中，几乎都把丰臣秀吉树立为正面形象，日本多地设有祭祀丰臣秀吉的神社，他在日本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战后，日本投降仪式
缺乏对前人错误的清算，后人就会再犯前人的错误。在近现代，日本人再次为其错误历史观支付了巨额“账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一点上，直到现在，很多人日本人恐怕还都要好好地补一补历史课。
学术合作联系人：周邦民（微信号：i87062760），添加时请注明：姓名+职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