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下大党独有安全难题：识别、确证与解决

理论创新是时代变革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告诫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论断，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要任务。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篇章翻开新的一页，体现了百年大党的政治自觉与精神主动，蕴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安全意识。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兹事体大。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就是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大党独有安全难题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是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交集”，集中体现为党的执政安全。新时代新征程上，亟须聚焦这一关键问题域并寻求有效的因应对策，以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合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重要论断，号召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并用“六个如何始终”加以阐释、概括。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勇于自我革命，一刻不停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2024年1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被明确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关键内容。

对若干政治论述及其发展逻辑进行剖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党的建设的“元问题”，也是治党治国特殊难题的集中呈现；其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应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给出答案；其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涵括多元“子集”，它是党的建设这一范畴内各问题域的“交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这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证。实现长期执政，本质上是持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维护政权的安全与稳定。故此，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审视大党独有难题——它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长治久安，是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交集”，集中表现为“大党独有安全难题”。其中，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等多种安全范畴交叠互构，在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具体体现为党的执政安全。“中国国家政权安全的实质在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则表现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实现好、维护好、保障好党的执政安全是建构中国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逻辑。概言之，“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是指党在实现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需要破解的执政安全难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旨在实现党长期执政，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则旨在实现高质量的执政安全，以此确保政治安全进而实现国家总体安全。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自身建设，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更是由来已久。身为“大党”的自我觉醒并非肇始于当下。早在1939年，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大党”的目标，他认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同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并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彼时，党的组织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日趋扩大，却也时刻面临着“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对此，毛泽东强调：“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党已经开始注重防范突如其来的“事变”破坏革命事业。此番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防范与化解风险的早期认知，蕴藉着朴素的安全思想。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应付大事变”，军事问题层面“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一时期，党的重要关切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危机感知力与风险辨识力。

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探索，“建设大党”的努力已成效显著。取得全国性执政地位后，摆在党面前的首要难题便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毛泽东期冀形成“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的政治局面，党和国家的安全思想、风险意识开始形成。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面对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和改革进程的安全问题，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因此，党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为改革开放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平稳推进。同时，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觉察到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他提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并着重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肩负着这样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政治上涣散是十分危险的。”胡锦涛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党的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党的“内部问题”无法解决，国家就“要出问题”；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党的执政地位不牢固，国家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现代化进程也会受到阻滞。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和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被提升到新的政治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首辟专章论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党的建设在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交汇，为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重要论断的提出提供了开阔的论域。“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各类风险、考验、挑战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而是呈现交叠样态，具有组态结构特征。“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故此，当下的安全问题往往兼具多重面相，这无疑增加了识别、防范与治理的难度系数。党因时而变、因势而动，与动态性、系统性的安全范畴精确接榫，做出了整体性、全局性的战略调适。“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得以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范畴得到历史性的扩展，‘大安全格局’成为当前维护国家安全的鲜明特征。”在具有组态结构特征的安全体系中，多种安全交织、缠绕、缔结，政治安全始终是核心议题。“所有的安全都是政治性的。”党将政治安全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上，因为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政治安全是最高的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生命线，在国家安全中居于统领地位。”因此，维护政治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安全，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

作为大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者，也是“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更是国家安全的建构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治理实践拓展了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范式，将执政安全、政权安全、政治安全与大党的建设有机结合。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次年，他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既有“大的样子”，也有“大的难处”，在自身建设领域面临特殊难题。“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以上几类考验与危险虽各有内涵，但其共同指向皆是安全问题。“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显然，党将巩固执政地位与国家安全紧密结合。“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特殊难题”在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呈现便是大党独有安全难题，寻求其解决之法必须在实现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上努力下功夫，必须在构筑高质量执政安全这一点上寻求新突破。

在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中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方可被进一步识别。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体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演进。世界政坛政党林立，其中不乏规模庞大的大党，也不乏曾经长期执政的老党，例如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曾长时期掌握国家政权，却在国内的政治变革中丧失了稳定、连续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独有安全难题与国外那些大党、老党的安全难题相比较，既有共通之处，也有自身特点。共通之处在于，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状态下、在执政时长持续增加的条件下、在政治体系渐趋成熟的背景下如何继续掌握政权，确保安全、平稳、长期地执政。国外的那些大党、老党无一例外地都未能找到有效办法。大党独有安全难题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兴国进程中的特殊政治考验，难以从已有经验找寻到现成的解题之法。

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是贯穿党的执政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耦合型难题”。在普遍实行多党制和两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安全独立于国家安全，二者彼此分立。在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中，资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安全难题是掌权安全和控权安全。它们通过竞争选举、政治角斗谋求更多席位，继而争取政权，以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政党倾轧、派系斗争往往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损害国家安全。与之有着根本区别的是，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大党安全”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同频共振、休戚攸关的，亦与国家总体安全是一体同构、内在统一的。解决党的执政安全难题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机理相衔、内涵相通，党的建设在其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环视世界各国政党，那些能够长期执政的或者多次执政的政党，都是一些善于完善和加强自己的政党……它们有的虽然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变化，个别政党甚至丧失了执政权力，都与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关。”苏联东欧剧变中，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期内丧失执政地位，政治经济制度也随之发生根本改变，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无法有效识别和解决威胁执政的安全难题。“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教训告诉我们，大党的自身建设不仅关乎党的兴衰存亡，而且关乎国家、人民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执政后期，苏联共产党在组织、思想、制度、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陷入困境，无法解决党内问题、无法将自身的执政安全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建立起有效联结，在“民主化浪潮”中丧失了政治安全防线，最终导致国家政权更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与世界范围内大党、老党的安全难题进行比较后能够进一步确认，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自身特殊性，寻求其解决之道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维护政治安全等目标的实践交汇点。

识别大党独有安全难题后便要思考其从何而来、指向何处。“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从目标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剖析消弭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实践逻辑，是觅求破解之法的要义。

自晚清以降，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脚步从未停止，却也数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各类风险是藏匿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不稳定因素，时刻威胁着国家安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促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之所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确保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原初动力及方向指引。党的建设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速率、效能，自身问题的“向内求解”能够带动现代化进程中其他难题的解决，亦能够掌握安全主动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安全格局与建构的稳定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另一方面，党的建设处在政治安全的关键点位上，党的执政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制度安全不仅“关系到制度本身存续的问题”，还“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内外环境的塑造”。

“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党会面临更加纷繁庞杂的内外部安全挑战。“这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故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安全的发展格局、稳定的发展空间、和平的发展环境。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核心是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通过锚固执政根基、化解执政风险、稳定政治秩序来维护执政安全。“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当代中国得以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既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促进政治制度在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得以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概言之，将党的执政安全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联系、以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解决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安全难题的解决，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执政安全难题普遍呈现历时性与联动性交织的复合状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损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顽疾沉疴”便是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表征。“政党要想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通过自身建设或者自我完善来增加自身执政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缘自人民始终选择且拥护中国共产党，而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则在于持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从而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为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先进性建设既有紧迫性，又具长期性。”当“大党治党”和“大党治国”叠加，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时的关键作用愈发彰显。“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是一个来自历史、来自现实、来自人民的时代课题，兼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途。“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共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递推之，中国之兴衰亦系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面对的普遍难题，直接影响政党自身安全、执政安全乃至一国之总体安全。列宁曾言：“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政治警醒，把民心向背作为政治基点，将坚持人民至上与维护执政安全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七十余载，苏联共产党在达到这一执政时长时却已岌岌可危——尽管依靠强大的战备力量与西方世界形成了军事平衡，但其自身却积弊丛生。“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力量源泉，失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也等同于失去了执政安全的基石，最终被历史抛弃。苏共的前车之鉴提醒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保持问题意识时刻检视自身先进性、纯洁性，还要时刻检视独有安全难题的解决与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因此，要主动革除自身弊病，不断自我净化、自我荡涤，增强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赢得人民的始终拥护、维护执政安全从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当下，一国之安全问题、一党之安全问题应置于全球格局中予以审视、于时代视野中加以考虑。迈向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执政风险与维护执政安全举措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面临着重大挑战。尤其是处在“两个大局”的时空节点上，拥有深刻的理论预见能力与问题识别能力以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性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乃是“变”，这使得对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求解蒙上一层不确定性，即难以找寻到最为可靠、最为直接、最为稳妥的解题之法，问题本身也更加复杂且极具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在充满变数的时代寻求确定性解题思路，在充斥变量的安全范畴中建构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思维常量”，是理论发展的现实要求。

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印证了“乌卡时代”已然到来，安全问题随着内在联系和外在变化的演进越发复杂。“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急速积聚，各类风险正以难以清晰捕捉的变化轨迹酝酿、升腾、沉积，处在明显波动状态且兼有“混沌”的问题色彩，应当清楚知晓“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两个大局”与“乌卡时代”激荡、谐振，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底色，这也是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客观背景。“二者的交织增加了国内外形势的纷繁复杂性，造成重大风险环境的模糊性，使得重大风险的未知性因素激增、因果性关系不明、常规性措施低效。”“乌卡时代”中的安全问题本就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两个大局”则将以上特征同向放大，加剧了风险与隐患。

时代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考验着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归根结底是要求党立足时代解决好大党独有安全难题。“以更清晰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来看待时代变迁的影响，这就为更好地应对危机、化解潜在的内部矛盾风险提供了重要前提。”因此，既要将危机意识、风险意识与问题意识有机融合，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理论支持，亦要将政治安全及以其为根本的国家安全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从战略高度、哲思广度、理论深度层面求索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的诞生主要归功于党始终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继续办好“两件大事”、延续“两大奇迹”，中国共产党就要始终保持历史自觉、政治警醒和精神主动，以存亡攸关的态度重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解决好大党独有安全难题便成为重中之重的前置事项，尤其需要以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思维指引，统筹兼顾、系统布局，为延续“两大奇迹”创造条件。

其实，“两大奇迹”的背后是“大党长期稳定执政奇迹”——这是“两大奇迹”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办好“两件大事”的底层逻辑。“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跃迁，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两大奇迹”的续写则依存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特别是执政安全难题的解决。维护执政安全、实现长期施政，“两件大事”方可得以完成。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其中办好“两件大事”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因此要全面审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把砝码只放在安全上、把发展摆在次要位置，而是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国家安全视域下执政安全难题的解决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为办好“两件大事”、延续“两大奇迹”提供安全条件。

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一项远大的目标。“在这个漫长历史进程中，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倒，是一个极难极大的风险挑战。”诚然，这是一道棘手的安全难题。执政党向来把巩固执政地位视为首要任务，可盛极而衰仿佛是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应然转向。“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消失，但对每个具体政党来说，受到生存挑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而政党应当时常保持一种危机感。”各种风险挑战横亘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且组织规模体系愈大、执政时间愈长，防范风险和维护安全的困难程度就越高。“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应以高度的清醒和坚定去研究解决一系列特殊难题。“大党独有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大党自身力量来解决，靠大党独有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来解决，靠发扬大党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来解决。”因此，需要聚焦党的组织本身，从大党的独特形态及其执政的发展历程切入，梳理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风险点：

其一，规模风险。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世界范围内也少有能与之比肩的政党。“我们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举世无双的规模呈现出世所罕见的大党气象，然而越是拥有昌盛的执政图景，越是要警惕可能积聚的风险、藏匿的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党，党和国家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大党治党”的安全难题与“大党治国”的安全难题嵌套耦合，使得“大”的规模风险更加突出，治理难度也更大。同时，中国共产党拥有庞大的党员体量和复杂的组织体系，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管理难度、组织难度和动员难度。如何确保党的意志能够有效贯彻、确保党的决策有效执行，同时防范内部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也是规模风险带来的重要挑战。

其二，时长风险。安全难题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与时俱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时间已经超过苏联共产党，成为当今世界持续不间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事实将继续书写，然而时间越久，可能形成的“症结”就越复杂。因为安全问题的体量与难度往往与执政时长呈正相关，政党往往在发展至一定阶段后暴露出自身的严重问题。

其三，能力风险。这一风险点与上文的规模风险和时长风险都有内在的因果关联。一是执政时间增加可能伴随执政能力弱化。“随着执政时间的持久，任何一个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执政能力都不可避免或因自身惰性滋生或因外边环境变化而呈现出一定的弱化状态。”二是组织规模扩大可能伴随多种能力降低。“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加速度地扩大，其党力却反而逐渐呈现出衰退、弱化的趋势。”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和影响力并不始终与其规模体系呈正相关关系，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在一定时间节点逐渐走“下坡路”，从而陷入能力不足以维护执政安全的境地。三是规模风险和时长风险叠加伴随的问题识别能力的丧失。进入倦怠期的大党、老党难以及时识别内外部安全问题并做出有效回应，客观上造成风险积聚。“拥有93年光辉历史、执政73年光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在一夜之间垮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和挑战，最终积重难返。”

其四，惯性和惰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形成的惯性和惰性不利于其持续发展。“政党的发展会出现群体性的惰性，对危险视而不见。”因循旧例本就是组织的自然选择。“对习惯的依恋，以及对稳定的本能青睐，经常使人们将目光放在过去而非现在。”麻痹、大意等精神状态于此间产生，现存问题就会被忽视。“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惯性和惰性会降低党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导致在执政安全问题面前陷入被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过去的封建王朝“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农民起义队伍也“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最终都难以避免落入人亡政息的历史窠臼，归根到底是没有认识清楚和解决好政权的安全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是巩固政权、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有必要从战略维度、价值维度、组织维度和制度维度等层面切入，在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上更进一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各类安全问题也可以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全局下求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从战略维度出发，一方面，在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的统摄下实现“以发展求安全”。通过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扩大发展红利覆盖面的同时注重合理分配、调节社会利益，“破解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归根到底要靠发展。”通过全方位发展化解各个领域潜在的风险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有利的执政环境。

另一方面，以高质量发展建构高质量安全，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撑，同时高质量安全亦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平稳运行，实现良性互馈。“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要具有更宽广的政治视野，从更高的政治站位出发，服务于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其视作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执政安全以及其他领域安全的价值原点。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解决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安全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实践中，人民至上理念建构起长期执政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价值纽带。

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动力之源。列宁认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然而，苏联共产党未能始终贯彻这一原则，在忽视自身建设的同时不仅丧失了民心，还丧失了政权。苏联解体有多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异化。“脱离群众是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蜕变为特权官僚集团，成为自身利益或其他利益的代言人。人民不再支持、执政根基不再稳固，执政党就无法维护执政安全。有鉴于此，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首先要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党群关系、汇聚党群合力；其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执政根基、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破解安全难题的智慧和力量；最后，增强群众监督的有效性，确保权力在受到监督的条件下运行。概言之，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既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益，又要回应和保障人民的安全需求，还要为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营造安全空间。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化解执政风险、维护执政安全的制胜法宝。“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自我革命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自我调适过程，表明党“以自我调适的方式加强自身治理”，其本质是通过持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消除党的内生性问题，以此永葆生机与活力。“相较于西方政党的政治极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党，形成了不断解决自身所存在问题的自我革命路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亦是破解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有效方法。

为了避免陷入“帕金森定律”“熵增定律”等困境，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力行刀刃内向，解决组织臃肿、思想涣散、作风懒散、行动不一等问题，筑牢党的内部结构安全、组织体系安全和思想文化安全。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包含“求新”与“思变”的价值意蕴，恰是应对“四大危险”的有力武器。故应以建构完备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行动指引，配合在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持续砥砺自我、克服懈怠、增强主动，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增添“制度生力”。

设计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是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的保障性因素。党的执政安全与总体安全视域下的其他安全是相互贯通的，前者是其他安全的前提，并架构起连接总体安全体系的桥梁，这客观上为安全问题的“串联”创造了条件。为此，要建立制度化安全屏障，防止非执政安全风险向执政安全风险转化。

各类安全问题具有协同性和共振性，易于形成联动效应，故需建构起应对风险联动效应的协同机制。“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系统功能，把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定为“子系统”，将各项安全的实现置于大安全格局中统筹施行。以上安全范畴密切相关，如若单独防范、化解其中的一种风险则无法形成有效的“通法”。构筑立体式的执政安全屏障，可避免不同类型安全问题彼此催化，从而提高执政风险的预警能力、研判能力和化解能力。此外，还需从模块、要素、结构等层面多维发力，增强执政安全制度屏障的有机性、科学性、效能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善于以自身执政安全为枢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平稳发展，这也为由点及面地解决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提供了理路：在执政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相统一的过程中，达致“要素安全、结构安全与系统安全的有机统一”，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解决大党独有安全难题正是如此，它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既需要常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亟须在识别、确证的基础上，明晰多种安全范畴及其效能传导机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是中国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驱动着其他一切安全的实现。理应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明确为基本任务，以此为基石构筑立体式的政治安全，再通过这一支点“撬动”总体安全，以实现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高阶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但建设大党之路却没有止境，途中不能有丝毫懈怠或放松，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胆魄、有能力解决党的各种内外部安全难题。党通过维护执政安全以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筑牢政治安全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体现和遵循了“党的执政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这一实践逻辑。

需要澄清的是，即便是运用有效的“解题方法”，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求解作答也无法一蹴而就。以大历史观进行长周期视角的源流考察，会发现大党独有难题处在开放的问题域中，其中的“安全篇章”更是深蕴动态性与易变性，难以在短期内找寻到识别、确证、解决的一般方法。其底层逻辑及核心所指虽已被阐明，但解决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大党独有安全难题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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