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浙大教授：王立铭

王立铭老师和他的新书

北京大学新书发布会现场

从左至右：饶毅（王立铭的老师），王立铭和女儿，北大教授魏文胜

一个语速极快、轻松幽默的80后科学家

2013年回国至今，他每天像陀螺一样旋转

因为他对很多事物都充满热枕

支撑他的还有一点使命感

想影响一些人，想改变一些事

17年前，还在读高二的他翻开了一本杨振宁先生的随笔集。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在书中谈到庆幸自己投身于粒子物理领域。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这句话触动了王立铭。世纪之交，当时的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这句话今天被调侃成了21世纪后半叶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立志做科学家的他一心想投入这个蓬勃发展的学科。

在旁人眼中，王立铭这一路走得顺风顺水。高考考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大学时代曾在几家不同的研究所参与课题研究，后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读博期间利用果蝇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对果蝇复杂社会性行为进行研究，得到过一系列相当有趣的研究成果。

雨果奖获得者、科幻作家郝景芳称赞他能“让一本知识深奥的科学书呈现出大树下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悠悠然”，这话不假。《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用生动的故事，带出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上帝的手术刀》则同样借助故事，探讨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他总能把艰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讲得“接地气”，把千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史写得“很好看”。

如果时光倒流，机缘更改，王立铭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做个舞文弄墨的文人。

中学时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职业规划特别明确：考上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甚至考虑过当个红学家。那时候他迷恋《红楼梦》，可父母总觉得这书有些“少儿不宜”。为了能偷偷翻看，他把《新华字典》的封面拆下来贴在小说上；每逢周末，他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借阅上世纪8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丛刊》。

当年培养起来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在王立铭接触科学领域后被暂时放到了一边。直到2014年他入职浙大，校报向他约稿，请他谈谈自己的研究。一篇写就，他恍然发现，原来自己那么喜欢，好像也很擅长把科学写得通俗易懂。

作为80后科学家，他做科普充分体现了青年人的优势和特点。他善于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开通自己的科普微信公众号“以负熵为生”，在知乎答题、开live，也为《知识分子》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写专栏。

为了不影响科研工作，他深夜写作，两本科普著作都是利用晚上10点到凌晨一两点的时间写成的。

当然，他也承认，这样不可能百分百专注于科研。

“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学界可以多元化一些。既然有那么多人在专注科研，我们就可以允许有另一批不同的科学家出现，只要他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很敬佩那些完全专注于科研的科学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能在科学启蒙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哪怕能影响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也是好事。”

有话说“不打不相识”，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和王立铭同学的关系真是恰如其分，只不过时至今日我们都还从未见过面、通过电话，这似乎也正映射出网络时代人际关系的常态——从BBS一代到微博二代，再到微信三代，网络中的匿名ID逐渐幻化成了有真实身份、有思维、有声音，甚至有视频的存在，却就是在现实中从没遇到过。所以，我对于王立铭同学的全部认知也仅仅来自他留在网络上的痕迹。

既然都是网络“达人”，那或多或少总是有些话痨，一不小心说的不对就容易招板砖。毕竟象牙塔里训练出来的书生，谁又能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呢？于是斗个嘴、吵个架、拉个黑，自然也就变成了新常态。不过嘛，透过现象看本质，成年人只要三观没有本质对立，真正反目成仇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更何况，我们毕竟多少也还算古道热肠、路见不平会一声吼的好青年（按照杰出青年评选年龄限制定义青年），慢慢地，那点鸡毛蒜皮的网络恩怨也就烟消云散，剩下满满都是正能量了。所谓正能量，也就是互相吹捧，看看对方有而自己无的那些特质。

立铭很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一线科研工作者对于科普的热情和才情。如果我自己没有从事过科普，也许会觉得科普比起科研相对容易，可好巧不巧我恰恰给某个科普公众号当过半年的主编，尽管只是玩票，但对于科普的酸甜苦辣可能比多数科学家更明白些。至少我自己，是轻易不敢动笔写科普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夹在专业知识和大众传播之间弄不好满满都是尴尬。也因此，我佩服立铭能够用“人话”把我们的“行话”娓娓道来，趣味性与知识性兼备。我曾经说过“好科普如清泉”，谢谢立铭挖出这一眼清泉，灌溉着包括他女儿在内的尖尖小荷们。

新书发布会开场前，一个穿红外套的小女孩站上讲台，拿着话筒奶声奶气地说：“请大家关闭手机，向中间就座。”这引发了现场观众们的一阵笑声。

这个小姑娘是王立铭的大女儿，今年刚六岁。爸爸的新书写了什么，她还搞不太懂，但她知道爸爸正在做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在拥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王立铭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他心中隐隐有个念头：当老师可以影响学生，当科普作家可以影响读者。

在王立铭眼里，科普对于公众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传授多少专业的科学知识。

“现在的科学纷繁复杂，大部分理论和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科学的逻辑，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事物时，应该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去年，一位佛教界的朋友读了《吃货的生物学修养》后，写了一则评论：“我一向特别鄙视你们科学家，总要杀实验动物。但看了这本书后，我理解了科学家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实验，为什么要先在动物身上测试，为什么动物必要的牺牲对科学发现非常重要。”

这让王立铭很高兴：他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希望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让大家理解科学家怎样思考问题，能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科研工作及其中的每一次突破。

“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新事物每天都出现，缺乏科学观念的人会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我是写给对这个时代充满焦虑、对新事物怀有畏惧的人。”

王立铭和家人

如今王立铭身上的标签很多。人们谈到他，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继而是科普作家，但他心中的答案正相反。

“我首先是一个小家庭的成员——爸妈的儿子、老婆的老公、两个女儿的爸爸；然后我是一个希望栽培几个好学生的老师，一个希望能回答几个重要科学问题的科学家，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我首先希望我的家人能因为我过得更开心，然后希望我的学生能因为我影响到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方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能传播一些科学的价值观，最后我希望我的实验室能做出真正的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