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暴力，如果缺乏真正的信仰作为支撑，仅仅出于个人的自利和冷酷，那么都是软弱的，既无法持久的，也谈不上震撼。”——阿道夫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本书》）（图中为纳粹犹太大屠杀）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恐怖分子的残暴无情逐渐成为大多数民众的阴影。本文将以群众运动的视角探索其中的原因。
世界上最残酷的暴力，
不是流氓的暴力；
也不是黑帮的暴力；
更不是恶名昭彰的城管们的暴力；
而是忠实群众的信仰所催生的革命暴力。
本文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和平熏陶下的舆论往往是敏感的，他们会为城管对待小贩的粗暴而震惊，会为骑警镇压民众的铁蹄而义愤，会为政府拆迁时的野蛮而恐慌。
当然，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却常常为此呼唤革命的到来，仿佛群众暴力意味着美好，秩序和平代表着灾难。然而，相比于革命群众的真正残暴，那些来自于政府和黑帮的粗野实际上根本微不足道。
1918年的俄国克里米亚，革命政权大规模处决可疑分子
1921年3月，苏联红军进攻反叛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法国大革命的“人民”政权，仅在罗伯斯庇尔执政期间处决的政敌，就超过了从7世纪墨洛温王朝到1789年革命前的所有法国国王杀死罪犯的总和；布尔什维克对待嫌疑人和反抗者的冷酷无情（内战对农村的屠杀和大清洗），足以让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黯然失色；纳粹革命运动对于犹太人实施的无差别种族灭绝，则使得600多万犹太人死于非命；同样，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力量为了构建赤色理想国，不惜对本国居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150-300万死亡，超过柬埔寨总人口的1/4），其残暴程度足以超脱常人所能想象的极限。
事实证明，革命群众暴力不但没有界限，而且也不存在底线。革命群众既可以突破常理，对任何被怀疑的对象施加暴力，也能够无视人性的下限，做出最残忍酷烈的虐行。唯一的疑问就是，革命群众的暴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从群众政治的逻辑来看，革命群众暴力之所以缺乏边际和底线，就在于：
一方面，群众的暴力不存在个体的责任。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秩序和规范，保持文明的面具，并非源于人类自身的道德，而是个体行为责任后果的约束。毕竟，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好色贪财乃是其本能。然而，流氓强奸路上的美人，强盗劫掠街边对德超市，大部分情况下却很少发生。这种守序并非源于人类的自我克制，而是个体犯罪之后，很难避开随之而来的惩罚，即个体行为的责任后果压制了人类的生物本能。
不过，一旦革命群众的洪流开始冲击社会，在群体的掩护下，以革命名义的个体行为之责任后果，至少在革命的群众眼里，将变得很难被追究。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行为将不会受到法律甚至道德的惩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脱离了法律的约束，人类动物的兽性将会被充分释放。因此，人类向兽类的退化在群体事件或者革命中往往屡见不鲜。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在日本社会种都是本分老实的工人、农民或者学生，但是一旦进入混乱战场，杀人强奸不需要承担责任，他们就会迅速退化为野兽，这种变异，并不会因时代和种族而有所不同
2011年8月，伦敦骚乱中被抢劫的店面，事后警方无力抓捕犯罪者
2016年11月10日，号称反抗特朗普当选，追求民主自由的波特兰市游行，最终演变成抢劫商铺的骚乱，这是一个群众异化的常见过程
另一方面，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领袖狂热的革命信念，将赐予革命者坚强的政治意志义无反顾地实施暴行。
事实上，由于人类社会动物固有道德的存在，使得任何违背良知的暴行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负罪感。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博得南死刑犯监狱，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曾做过相关调查，他问那些杀人犯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看法，实验结果表明，即便最恶名昭彰的恶棍，都毫无例外的表明了深深的忏悔。而这种忏悔，将会极大地削弱犯罪者的施暴意志。
关于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这位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亲身体研大众百态的大独裁者，很早就明白了一个群众行为学上的绝对真理：“任何一种暴力，如果缺乏真正的信仰作为支撑，仅仅出自个人的自私和冷酷，那么都是软弱的，既无法持久的，也谈不上震撼。”（《我的奋斗第二本书》）他的认识如此贴切他一生的作为和自我宣传对大众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比的令人惊叹，以至于成为一种让人无底投地的完美见解。
耶路撒冷屠城——狂热的十字军。一位在法国芒热地区的教士是当地威望人品都极高的教士，他也参加了这次征伐，他在自己的记录中这样写道这次杀戮：“每当砍下一个异教徒的头颅，都会倍感兴奋，在我看来，我所做的所有祷告中，都没有比这件事情更令上帝感到高兴了。只有杀光这些恶心的上帝的敌人，我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净化。”
暴力要想冲破人性的下限，就必须消灭违背良知后的负罪感，而狂热的革命信念将为恶行后的负罪感提供完美的解药。
斯大林对本党同志毫无原则的大清洗；希特勒政权对犹太民族无差别的屠杀；红色高棉对本国民众的自我净化，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如果仅仅出于施暴者本身的自私，是无法持续、有效、并被毫不犹豫地实施下去的。
不过，狂热的革命信念能够赋予施暴者足够的正当性，并鼓舞其将暴行蔓延和深化。如果杀死一百个犹太小孩，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贡献，那为什么不杀？如果处决一千名资产阶级叛徒，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何须犹豫？在想象的正义理念面前，仁慈只会被视为软弱，怀疑会被当做背叛。那些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将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杀死每一个睁着大眼睛望着他的儿童。
杀人犯胡文海在杀死对方老人和儿童的时候，绝不会有丝毫内疚，因为他认为他是做正确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却忘了，他做出的事情连最残忍的罪犯也为之胆怯
所以，革命的专制才是全面专制，人民的残暴才是真正的残暴。
那些抱怨法王傲慢的巴黎贵族，愤恨沙皇专制的俄国报人，以及厌恶阿萨德独裁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在埋葬旧政权的有序暴力之后，终将引来无秩序也无底线的群众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