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阿姆斯特丹的人最好从水上探索这城市。在阿姆斯特丹，旧城区被三个运河带呈半圆形环绕，大多数人会乘小船穿过最内侧的绅士运河（Herrengracht）。河岸旁有高大的树木和17世纪的绅士房子（Herrenhäuser）。它是旧式荷兰建筑风格的一种高而瘦的建筑群。窄小窗口和台阶式的山墙是其特征。无数桥梁轻轻一跃，跨过了水面，每道小桥遮住了那望向来自阿姆斯特丹黄金时期的巴洛克式华丽的视线。这座城市的财富是通过贸易赚取的——起初是各种香料的贸易，如黑胡椒、肉桂、丁香及豆蔻，不久之后则是奴隶贸易。绅士运河的建设始于1612年，这恰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后的第十年，也是那场骇人的大屠杀发生前的第九年。班达岛上原住民的反抗最终被镇压，妇孺被奴役，村长被五马分尸。欧洲的扩张席卷了东方世界。荷兰人驱逐了已在那儿定居的葡萄牙人，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在南美洲开拓了殖民地。后来，歌德在《浮士德》第二卷中写道，“一个人拥有武力，就拥有了权利”，“战争、贸易与海盗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Dreieinig）”。

1644年，绅士运河的开凿过程进展到犹太社区时，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人物——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已不在那里居住。他出生于玛拉诺家族（Marranen-Familie），这是一个在西班牙遭人愤恨、迫害及刁难的犹太少数群体。他继承了贸易公司——进口各种来自黎凡特（Levante）的水果和其他商品。事实很快证明，他完全不适合这一领域。 这位瘦弱、极具语言天分和高智商的年轻人早早就陷入了阿姆斯特丹犹太会堂的冲突之中。斯宾诺莎感到被欺凌、被人疏远。 因为他无法与会堂里的人和睦共处，以致被驱逐出犹太会堂，并给他施加了一条禁令：

“人人不得与他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交流；人人不许对他施与恩惠；人人不许与他在同一屋檐下相处片刻，不许接近他四尺以内，不许阅读他所写下的任何东西。”

连当今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 - 古里昂（David Ben-Gurion）都无法取消这一惩罚。

斯宾诺莎的商人生涯结束了。穷困时，他跟着一位磨透镜师学习了手艺。然而，他的热情依然属于故乡的书本和哲学讨论。只有在精神的世界中，他才感到愉悦。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却满是负担和辛劳； 一个高度敏锐的人天生就不能享受到生活的幸福——但对幸福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了他的哲学唯一且重大的目标。

伟大的笛卡尔干脆忽略了很多哲学论题，尤其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 关于伦理学，笛卡尔只能想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愤怒，适应既存的各种关系是值得鼓励且聪明的做法。 但是，斯宾诺莎在年轻时就招惹了种种愤怒。虽然看上去比较瘦弱且谦逊，但他凭着极强的自尊，不曾对任何不能使他信服的权威人士卑躬屈膝。他对这些人——德不配位的权威人士和混乱、为所欲为的宗教伦理卫道士——可谓反感至极。面对这一切，他唯有通过哲学思考那无坚不摧且清晰的逻辑才能从中摆脱。他在笛卡尔建立的理性主义哲学那里寻找他的救赎。但是，斯宾诺莎认为他的论证既不好也不对。

这位被驱逐的磨镜师在1660年迁往莱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莱茵斯堡（Rijnsburg）时，是27岁。他携带的东西不多，主要是西班牙语、荷兰语、希伯来语及拉丁语书目；对这些语言他全部驾轻就熟。他以典型的自传风格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这本书带有强烈的笛卡尔风格：

“自从经验教会了我，所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事，都是虚无和无价值的……最终我决定去研究是否存在着某种可享有的真正的善……如果这样的善存在且被我发现并获取，我将可以通过它而永恒地享有一份至高恒常的喜乐。”

借着这近乎复制笛卡尔个人叙述风格的文字，斯宾诺莎登场了。告别了那些同时代的虚渺且自负的日常思维，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追寻真理的道路！作为奖赏的对至高喜乐的安享，是对于斯宾诺莎真理追寻的锦上添花。

已经很久没有哲学家将他们的毕生事业投入这古老的愿景中：哲学思考带来无比的幸福！斯宾诺莎的第一部作品是《知性改进论》（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一个纲领性的标题。因为 与笛卡尔不同，对斯宾诺莎来说，理性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充分使用的东西， 如果不把自己从所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理性的工作是一个逐渐渗透到世界的非常漫长的过程。笛卡尔自称在一间农舍内花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项工作。相反，斯宾诺莎终其一生都在费力做这件事，直到完成他那部宏大的著作。

这位羞涩的磨镜师仔细谨慎地开始了自我的考古学。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慢慢地揭示那些由偏见所错铸的知性，就如一层层地深掘沉积层那般。自1663年在福尔堡、1670年在海牙起，斯宾诺莎便致力于他那部耗尽余生的著作——《伦理学》（ Ethica ）。自我确定性应当从何开始？应该从何着手？什么是正确的出发点？笛卡尔决定以思维着的我作为他哲学的基础。但是，斯宾诺莎很早便否决了这个观点。他的纲领并非从我开始。为了能够思考，思维着的我不是必须存在吗？难道没有无声的证据表明，我和我的身体存在，否则我就既不能思考，也不能推断出我的存在？ 斯宾诺莎认为，存在先于每一个思维，并且为思维奠基。

从思维着的我出发的近代主体哲学，受到了严格的不信任。斯宾诺莎与这一发展脉络并不相符——从阿姆斯特丹的笛卡尔，经由都柏林的贝克莱及柯尼斯堡的康德，直到耶拿的费希特。 相反，斯宾诺莎在他对幸福的思考上更新了本体论——一个并不以我作为根基，而是以事物的存在为根基的哲学。 什么是世界？我正在思考着的意识究竟位于世界中的哪个地方？它为什么能够被思考和认知？斯宾诺莎的答案与中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没有差别——上帝！但上帝，那位被斯宾诺莎视作所有存在之根基的上帝，与基督教或犹太教毫无关系……

情感的几何学

人类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自由。但遗憾的是，他们所能把握理解的却很少。 在大多数时候，人类遵循的是身体呈现给他们的模式。特定的感官刺激在特定的人那里总是引起相同的联想。斯宾诺莎就好像是拿着手术刀，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剖析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是如何反身思考和判断的——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先驱工作。葡萄牙大脑研究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1944—），这位其巴洛克时期同胞的崇拜者，在许多研究中论证了他的“躯体标记理论”（Theorie der somatischen Marker）。根据这一理论，腹内侧前额叶区域中的神经结连接了过去的情感与当下新的经历。我们看到特定的词语、句子、图像等时，总是会思考和感觉到同样的东西。

斯宾诺莎扩展了对这种感觉和思想的刻板印象。对斯宾诺莎来说，感觉和思想是在“大脑内部”逐渐形成的。然而，作为单纯的“想象”，它们还无法恰当把握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习惯，排列好身体内事物的形象，由一个思想转到另一个思想。”斯宾诺莎仔细观察了周围的人，并断定大多数人的思维和判断既偶然又随意，同时非常固定。在这个世界中自我定位的正常形式，通常都是习以为常的短促思考和顽固的错误。

那么， 人类的心灵如何才能从外部感官刺激和反射性判断所产生的歧途中解放出来呢？人们如何区分真实和虚假？对斯宾诺莎来说，一切思想都是真实的—更确切地说，在“现存的”（vorhanden）意义 上是真实的。 谎言和欺骗作为世界上的物理过程而存在。如果它们被判定为虚假，那完全是因为它们在一个明智的思想家看来是虚假的。只有从人的角度出发才能分别真实和虚假。这一思想是极具革命性的。通常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将与事物或对象相符合的东西定义为真。但对斯宾诺莎来说，定义某件事为真和与对象相符没有关系。在他看来，充分的知识是与永恒的真理相符合的知识，而这些永恒的真理是思考着的人类在自身中（in sich）所认识的。向我们展示真理的既不是感性知识也不是理性知识，而是一种直觉（intuitive）知识。直觉知识允许事物在永恒的类属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被理解：从永恒的视角被理解。

什么是直觉知识？斯宾诺莎认为，我们从自然法则和自然原理出发理解事物时，就会直观地认识到真理。 这些法则和原理存在于我们之中，也对我们产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认知着的心灵凭借正确的知识认识了自身，从而体验到“可能存在的……最高满足”。这就是这位年轻时饱受责骂且经常被误解的知识分子的伦理学核心：并非为了好的生活制定规则和格言，而在于坚持不懈地剖析人类情绪、情感、判断、行动的错误和歧途，并从一切虚假中摆脱出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人类情感生命的分析性几何学，“就好像线条、平面和体积是研究的对象”。最终他给出了如下承诺： 能够透视自身的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误导的感觉，即情感（Affekt）。 但这并非全如古代的斯多亚派所追求的，也不全如斯宾诺莎有些错误地归结为笛卡尔的目标的东西。

人们可以对斯宾诺莎的观点加以批判。他将上帝与自然等同是纯粹的推测。人类的认识器官可以获得对世界的知识这一假设也只是推测。他的直觉知识理论在今天也很难站得住脚。诚然， 斯宾诺莎对情感的分析在哲学史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对他来说，一切都追求“保持其存在”。 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世界的运行遵循因果律。因此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本性就是自我保存。自我保存和追求自我保存这两种思想在斯多亚派已经出现了。斯宾诺莎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人追求保持他们的追求，也即追求保持他们本己的活动空间。

这一想法后来将在哲学领域开辟新的方向，当然它始于近代世界。19世纪晚期的“生机主义者们”（Vitalisten），如德意志的生物哲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将自我保存解释为一种生物力量；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据此提出了自然的“权力意志”；“生命哲学家”如法国人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将生命冲力（élan vital）看作人类形象的中心；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视之为力比多；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则将其刻画为创造性（creativity）；德意志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把人类的生命本能扩展到对价值的直觉需求上，而俄—法精神病医师闵可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1885—1972）将其与人类对成功的追求联系起来。

所有生命体因本能冲动而追求自我保持，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的。但斯宾诺莎将其扩展为普遍法则，它不仅对生命有效，而且对一切存在者有效。 他使用了“冲动”（Trieb）这一概念：

“ 这种努力，当其单独与心灵相关联时，便叫作意志。当其与心灵及身体同时关联时，便称为冲动。 所以冲动不是别的，即是人的本质之自身，从人的本质本身必然产生足以保持他自己的东西，因而他就被决定去做那些事情。其次，冲动与欲望之间只有一个差别，即‘欲望’一般单指人对它的冲动有了自觉而言，所以欲望可以界说为我们意识着的冲动。从以上所说就很明白，即对于任何事物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或欲求它，并不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好的，而是正与此相反，我们判定某种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

弗洛伊德早在1917年写道，“人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这一观点并非他的原创，但他声称这是他的发现。弗洛伊德知道斯宾诺莎是他的先行者，但很少引用他。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区分了三种主要情绪：欲望（cupiditas）、快乐（laetitia）和悲伤（tristitia）。我们追求快乐，避免悲伤。作为有想象力的生物，我们热爱那些我们所期待的、可以带来快乐的事物，而憎恨那些导致悲伤的事物。所有这些通常都是通过反射发生的。并非我们控制了欲望，而是欲求控制我们。在伦理学领域，这是一个骇人的洞见。因为斯宾诺莎认为我们并不是因为欲求善而追求善。相反，我们把那些使我们获益的事物当作善。由此可见， 道德并非意志问题或有意识的决断的问题！毋宁说，所有追求都受制于情感。

斯宾诺莎是这条哲学之路的引路人。 经过休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的发展，这条路通往了现代的脑研究。这位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以一种坚定的目光，将爱、恨、羡慕、嫉妒、恐惧等感情分门别类地纳入他的模式里。因此，嫉妒产生于一个人留在身边的愉悦，和对失去他的恐惧。除了当下的体验，我们所期待和盼望的事物也影响着我们的情感生活。当我们把人类对快乐的追求、对不快乐的回避与人类的“想象”相联时，我们便可理解人们普遍行为方式的原因了。当某物曾经带来负面的影响，它就将长久地与负面体验联结，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式，我把整个想象世界投射到事物中，并对诸如普遍的人性、人群、宗教、政治和国家等复杂的相互关系形成判断。

斯宾诺莎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判断必须始终得到其他人的确认和肯定。 若非如此，我们便易陷入苦思和摇摆不定中。然而，如果我们经历了来自他人的鼓励，我们的判断就会更加坚定。因此，人们往往被有害的野心所驱使，要求别人像他们那样看待世界。高估自己、低估他人、争夺权力和主宰的意志，都来自于此。

斯宾诺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情感的信任胜于反复斟酌的调见。他也解释了情感不被事实驳倒的原因——一个在爱情关系和政治中为人熟知的问题。 “我知道鬼不存在，”一位熟人有一次对我解释道，“但我就是害怕它们！”相反，所有理性都很无力。不幸的是，在巨大的社会妄想下，理性也是如此。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把社会说成是一个“后真相”的社会。

斯宾诺莎并不满足于单纯刻画人类情绪的迷途和错误。对他来说，真正好的生活藏匿于情感和错误想象之后。 对斯宾诺莎来说，存在着两种善的定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种善指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这个“善”经常导向错误的野心、对物质的贪婪、幸灾乐祸、自大等等。而真正的善是将自己从错误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大多数古代哲学家也是这么看的。斯宾诺莎的伦理目标——自信（animositas）、高贵（generositas）和尊敬（honestas）在古代就已为人熟知。他认为我们需要克服情绪，并将恐惧转化成坚韧，将自私转化成慷慨，将自我炫耀转化成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