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现实地来讲，自由主义者必须找到办法来赢回那些倒向特朗普的阵营。媒体通常称他们为民粹主义者。
但除了他们都不信任高高在上的专家和世界主义的精英外，特朗普的核心投票者和十九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几乎没什么共同点。
十九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人，就像今天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有时沉迷于过于简化的答案。
但人民党人将他们的愤怒明确地指向了足以撼动美国政治的资本家：银行家、垄断者、铁路巨头以及将有钱人的幕后交易写进法律的政治家们。而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们的信念恰恰相反。他们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建构的，而是政治制度拥有了权力。在他们看来，政府只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操纵着游戏规则，他们利用规则来遏制潜在的商业扩张，而这些规则只是为了确保监管者自己不丢掉饭碗，让穷人继续成为他们的客户。只有这样的说法才可能将他们的对工厂倒闭的愤怒转移，从命令他们的公司转移到自由主义制度上去，据说在秘密负担着责任的自由主义制度。
为了重新争取选举中的摇摆选民，自由主义者需要努力改变选民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认知。
他们得找到新的方法向美国人民讲述真相——信息来源可能会破坏我们分裂的时代的沟通，将政治辩论归到一些可识别的事实领域中。报刊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更多的博客文章不会将报刊的资产带回来了。
自由主义也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叙事结构来更有力地回击保守党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在宣传的论调：政府在吞噬我们。自由主义的声音需要更加有力。它需要更清楚地解释出大资本在现代法律和政治中如何运转，在减轻过度限制或者解放“言论”下，金钱资本是怎样获得优势的。
不平等的急剧增加需要成为自由主义的计划和纲领中永恒的命题。但只讨论不平等无法让那些感到自己与现代美国格格不入的人重新回到民主党的阵营。
如果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关注的核心是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那么希拉里·克林顿早已压倒性获胜。自由主义也必须关注权力。它必须承诺改变：特朗普的追随者们坚持不懈地将资产转移回国内。首先，它不仅要承诺让那些经济增长缓慢、被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还必须承诺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专家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把持着太多的话语权，要给他们话语权。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退回到过去。
关注权力，承诺改变，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这些都是自由和进步价值观的体现。自由主义者需要确保这些承诺切实可行，正确无误。
最后，面对国会的混乱和总统的恣意妄为，自由主义者需要更多关注本土的、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
这是立法和政治对普通人生活产生最大的影响的根源：财产课税，警察办案程序，学校的教育成果，社区的命运，健康和社会服务管理，刑事司法，健全的枪支管制，立法机关的权限分配，对投票权的保护。这是特朗普团队将借此让种族主义抬头的地方，这是必须面对的；这也是宽容和权利必须得到保护的地方，是每天的正义实现的地方。
在奥巴马的执政期里，保守派在州议会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如果自由主义想要的不仅是轮番间断地占据总统位置，那么这是一场无法退让的战争。正如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强调的，在华盛顿特区之外，有更多的空间来讨论和思考民主。在地方层面，国家中右翼媒体不是势不可挡。反对力量能被更有效地组织起来：更强大的家长教学协会和论坛，警察和社区群众更积极的对话，加强具有社会意识的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的作用，城镇和公民联盟的新角色，更努力地招募具有公共精神的候选人进入州立法机关。其中一些能够为愤怒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发声的场所，他们能够在这里倾听和表达更具建设性的意见，而非现在这样，只是单向度的接受信息。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美国进步的政治在此萌芽并不是巧合。城市是孕育民主的温床，20世纪初进步人士在此宣传。各州成为公共政策的实验室。自由主义的政策在进步时代（the Progress Era）[1]形成，今天也依然是这样。但总统竞选的初选阶段——花费巨大，各种声音汇聚，旁观者被吸引，投入真情实感——几乎吸收了无限能量。如果自由主义要在特朗普的投票者们带来的挑战中找到一席之地，
它需要带着活力、想象力和更大的投入回归，回到它诞生的地方，在思考和行动上也要有更多的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