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11月3日，星期日，农历十月初三，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十一月，万象更新之时，过往无论辉煌亦或阴霾，皆轻轻挥手，与昨日优雅作别。深信否极泰来，好运正翩然而至，为你铺展锦绣前程。十一月，福泽深长，祈愿诸事顺遂，好运连连！晨光熹微，道一声：周日，早安，世界因你而美好！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73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六部门：允许外国自然人对境内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
11月1日消息，商务部、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等六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答记者问时表示，修订后的《办法》主要是从五方面降低了投资门槛，旨在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发挥战略投资渠道引资潜力，鼓励外资开展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中证网）
蔡子微评：
允许外国自然人对境内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这一政策调整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市场。外国自然人的参与将增加市场的多元化，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和机会，有利于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管理。
话题关注：外资准入政策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
2、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出一批消费领域新政策。
11月1日，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消费月活动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一个主旨、三个突出”来概括。首先，“一个主旨”，就是打造标志性的消费盛会，通过政府部门、商会协会、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水平消费促进活动的联动效应，引领带动全国，把消费月办成一个标志性的消费盛会。其次，“三个突出”。第一是首发经济主题突出，体现商旅文体健融合。第二是精品消费主线突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第三是政策配套突出，扩大活动成效。（第一财经）
蔡子微评：
在场景驱动的新消费模式下，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企业通过分析特定消费场景，能够更有效地定位市场需求，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这种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不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也加速了新技术的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演变，产业升级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因素，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活力。
话题关注：政策支持下的消费场景化创新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3、顺势而为推动制造业智能化。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深化5G＋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赋能，加快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供应链和高标准服务园区。从全球范围看，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其发展前景之广阔令人期待。（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强调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供应链，以适应全球数字化浪潮。我国已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显著进展。然而，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低、人才短缺等问题仍需解决。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培养，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同时，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中小企业尤为重要，需切实落实，以实现全行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话题关注：人工智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驱动因素与赋能机制
4、“投”“撬”加力，财政资金赋能产业向“新”。
真金白银正加速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近日记者深入江苏、广东等地采访调研，从当地财政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了解到，多地持续将科技创新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创新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支持产业升级，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动能。（经济参考报）
蔡子微评：
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运作，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有效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合力，共同支持创新企业和项目的发展。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融资难题，还促进了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话题关注：政府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配置资源市场化改革视角
5、更好发挥快递业引领作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流通体制，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快递业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提升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前沿阵地。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物流领域改革，更好发挥快递业在物流领域的引领性作用，为提高物流效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作出更大贡献。（求是网）
蔡子微评：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在确保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对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增加民生福祉、增强消费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对此，物流企业一方面要合理布局物流网络、优化运输线路设计，较大幅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帮助物流企业从仓储、分拣到配送全链条的智慧转型，从而提升配送效率、减少物流延误和损失、提高物流资金使用效率。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智慧物流体系建设与物流成本控制模式
6、上海：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服务新型工业化。
日前从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获悉，上海在全国率先布局工业互联网，提出“工赋上海”行动，实施了两轮三年行动计划，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第一梯队。近年来，上海不断优化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建成运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首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协会，培育了工业软件、信息安全等领域的111个专业服务商。设立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支持约7000家中小企业加快实现业务数字化。打造了“工业互联网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数字化人才培养，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经过多年实践，工业互联网已发展成为推进上海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工业互联网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平台，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它通过整合设备、数据和流程，优化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工业互联网促进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和响应速度，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化，工业互联网将继续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发创新活力，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提供动力。
话题关注：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7、河南安阳内黄：特色旅游打造文旅新名片。
10月30日，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翔宇医疗工业旅游景区内的康复医学博物馆，国内外康复设备、康复辅具、康复文献等器物，让人目不暇接。“该博物馆是国内首个康复医学博物馆，面积共计5000余平方米，以‘心系康复、传承文明’为主题，涵盖了序厅、企业厅、博物馆筹建厅、国际康复医学发展厅、中医康复厅等15个展厅。”讲解员岳心语介绍，“通过引入VR、AR、AI等科技手法，使博物馆打破时空限制，将一批批智能康复技术‘科幻式’走向现实。”（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翔宇医疗的创新模式展示了康复产业与旅游结合的巨大潜力，吸引了更多关注。通过多样化的服务和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游客的体验，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样的融合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地区借鉴，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类似的产业结合，提升整体服务质量与旅游吸引力。
话题关注：新型消费观念下数字技术赋能特色文旅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8、长三角国资百企联盟创新子联盟成立。
11月2日，第六届长三角地区国资国企联席会议昨日在杭州举行。会上成立长三角国资百企联盟下设的第一个专业子联盟——长三角国资百企联盟创新子联盟。据悉，该子联盟在三省一市国资委支持下，由浙江省能源集团等4家国有企业集团牵头组建，来自三省一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行业的20家国企成为首批成员单位。（浙江日报）
蔡子微评：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资国企的创新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国资百企联盟创新子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积极探索。通过整合资源、优化布局，联盟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助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9、数字化赋能城市治理。
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高效、智能、便捷城市的基石。2023年6月，由湖北省公安厅牵头，联合多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推进全省“数公基”建设。“我们以城市信息数字模型为基座，对水域、地貌、建筑物等进行统一编码，赋予各类管理对象数字‘身份证’，集成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湖北省公安厅“数公基”专班民警张达福告诉记者，万物赋码支撑万物标识互联，“数公基”有望在服务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大城市的治理要求，迫切需要进行治理模式的转变。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为城市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各地政府要积极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吸收先进的数字技术，使其赋能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效率，解决新时代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而优化城市生活质量。
话题关注：数字时代下数字技术对城市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10、后劲足投向广，超8400亿元专项债或可用作地方化债。
2024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目前已基本发行完毕。统计显示，截至10月23日，今年以来各地累计发行77只“特殊新增专项债”，发行总额达8429.7亿元，占同期新增专项债的22.17%。对于“特殊新增专项债”的具体用途，专家学者普遍猜测与本轮地方政府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有关。（证券时报）
蔡子微评：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的发行为稳增长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特别是“特殊新增专项债”的推出，显示了政府在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方面的决心与创新。通过灵活运用专项债，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复苏，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话题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
11、立足“产业链”，耦合“人才链”。
“专家团队带来了几项很好的科研成果，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科技支撑的大平台。”10月31日，宁夏皇蔻酒庄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雪妍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张雪妍口中的专家团队，指的是日前参加青铜峡2024“青年科学家百城行”活动的专家们。本次活动只是当地着力助推科技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青铜峡市立足县域科技自主创新，引导科技人才推动当地重点产业提档升级，一幅为产业发展定制个性化人才链的图景正在塞上江南悄然绘就。（科技日报）
蔡子微评：
人才是第一资源。各地企业积极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勾勒产业发展蓝图，还全方位打造人才“蓄水池”，绘就人才“雁阵图”。另外，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不断为产业发展“刚性赋能”，还要压实人才工作责任、摸清科技人才家底，不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话题关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产业链和人才链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分析
12、并购重组赋能效，创业板上市公司焕新质。
作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并购重组在促进创新技术融合发展、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新“国九条”提出，要加大并购重组改革力度，活跃并购重组市场。为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证监会又发布了《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深交所也持续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优化重组审核监管机制，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供高质量的监管服务。（经济参考报）
蔡子微评：
并购重组作为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能有效促进公司规模扩张、业务整合与产业升级，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注入新的发展动力。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迅速获取新技术、新市场或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重组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因此，合理的并购重组策略，能够显著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助力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不同决策情境下绩劣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作者：
李廷刚,徐鹏,李家缘
来源：《财经论丛》2024年第10期
导读
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现实情境，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剖析绩劣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机理。结果表明：绩劣企业具有较强的违规倾向且会采取多样的违规手段，而且绩劣状态持续时间越长，其违规的概率和程度越高。机制检验揭示，不断加剧的内部代理问题是导致绩劣企业违规的重要驱动机制。进一步区分违规主体发现，企业的绩劣状态会同时增加股东与管理层违规的可能性。此外，在公司内部财务风险较高或外部经营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绩劣企业违规的可能性更大。拓展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往往会引发负面声誉效应。相关结论拓展了舞弊三角理论的应用边界以及绩效反馈理论的研究外延，可以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和防范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公司治理;绩劣企业;舞弊三角理论;公司违规;绩效反馈;
引用格式：
李廷刚,徐鹏,李家缘.不同决策情境下绩劣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J].财经论丛,2024,(10):103-113.DOI:10.13762/j.cnki.cjlc.20240812.003.
一、引 言
自资本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持续不断，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个人利益及投资信心，更是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运作和长远发展，同时还违背了新时代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总体要求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深入分析企业违规行为的成因，并据此优化上市公司的经营规范，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目前，关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两大核心领域：一方面，学者们深入分析了外部监督机制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这主要包括机构投资者
[2]
、证券分析师
[3]
、证监会随机抽查
[4]
、监管信息公开制度
[5]
等因素；另一方面，部分学者着重探究了内部公司治理制度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机理，如股权结构
[6]
、董事制度
[7][8]
、高管特征
[9][10]
等。上述研究不仅丰富了学术界的理论体系，也为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参考，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地理解和预防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上市公司可能因行业竞争的加剧、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顾客需求的多样化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时常经历短暂或长期的业绩下滑
[11][12]
。业绩下滑作为一种基于企业历史财务表现的纵向评估，指的是与以往经营状况相比，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尚未达到濒临破产的程度，也常被称作绩效下滑、绩效衰退、经营期望落差等。依据绩效反馈理论，企业的经营成效与管理者的微观决策行为密切相关。业绩下滑引发的负面状况往往给管理者带来显著的绩效压力，这一压力促使其找寻和采取必要的策略与手段，以期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现有研究表明，业绩下滑对企业的一系列关键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略变革
[13]
、盈余管理
[14]
、员工参与度
[15]
、数字并购
[16]
等方面。回顾现有文献，尽管“穷则思变”成为绩劣企业行为特征研究的主流观点，但目前对于此类企业违规动机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尤其缺乏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深层次分析。特别是在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系统地剖析绩劣企业在不同现实决策情境下的违规动因，对于深化理解并提高绩效压力下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质量，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及实际应用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证监会处罚公告的相关信息，对绩劣企业的违规行为及隐含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和检验。与以往研究相比，可能的贡献包括：首先，本文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纳入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违规动机和合理化行为两个维度出发，对业绩下滑如何触发企业违规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阐释，旨在深化对绩劣企业违规动因的理解和认识，并进一步拓展舞弊三角理论的研究外延和应用范畴。其次，本文从企业违规动机、借口及违规类型等多个维度，细致刻画了绩劣企业违规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绩劣企业违规行为情境机制的理解。此外，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从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等多重视角，验证了企业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所带来的负面声誉效应，为理解企业违规行为的消极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最后，本文通过系统分析绩劣企业在财务压力下的违规决策逻辑，深入探讨了管理者如何借助自我合理化机制来缓解违规行为所引发的心理冲突和道德负担。这不仅为解析管理者在特定压力情境下可能采取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而且为识别并防范上市公司在经营困境中可能发生的不当策略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舞弊三角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识别和预防舞弊行为的发生，是风险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可将违规行为产生的主要条件归纳为动机、借口和机会三大要素，并且三要素缺一不可
[17]
。其中，违规动机指在某种压力情境下，企业想要通过违规行为达到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在驱动；违规借口指通过寻找某一违规理由，将违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过程，违规动机和违规借口均属于主观因素，是对违规者心理状态的刻画；违规机会则是一种客观因素，代表企业在特定环境下可能拥有的违规条件，意味着企业采取违规行动而未能被稽查揭示的可能性。综合以往研究的理论分析，本文以舞弊三角理论为指导，选取违规动机与违规借口这两个主观因素作为逻辑分析的出发点，从决策压力下的短期逐利动因和心理预期下的损失厌恶动因深入剖析和阐释绩劣情境下管理者违规动机产生的内在机理。
(一)决策压力下的短期逐利动因
业绩下滑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和管理者的决策效能产生怀疑，进而给管理者施加更多额外的决策压力。在此情境下，管理者可能寻求通过短期逐利行为来缓释当前面对的较大压力，而此类行为潜藏着违规的风险，从而增加绩劣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财务业绩是衡量企业经济健康的关键指标，不仅映射出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也预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业绩下滑通常被视为企业经营不善的消极信号，由此导致债权人、供应商和股东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其资金支持和融资承诺的重新审视，以预防未来收益的减少
[18]
。依据公开市场理论，上市公司若长期处于绩效不佳的状态，将引发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质疑
[19][20]
，同时也加剧了管理者因不能满足市场预期而面临的解聘风险
[21]
。这种来自外部的质疑会转化为对管理者的内在压力，促使他们迫切寻求快速恢复业绩和市场信心的措施。在此压力情境下，管理者可能会出于短期逐利动机而采取一些较为激进的策略，其中可能包括一些不正当行为，如通过错误陈述、信息操纵等违规手段掩盖糟糕的财务现状
[22]
。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迎合了利益相关者的市场期望，却显著增加了企业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二)心理预期下的损失厌恶动因
业绩下滑可能导致管理者风险认知参考点的偏移，进而影响管理者对违规行为的自我感知。在此情境下，管理者出于损失厌恶的心态会高估违规收益与违规成本的差值，通过合理化自己对违规行为的心理认知，最终增加绩劣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业绩下滑通常被视为管理者决策失误或其策略无法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无疑会对管理者的既得利益和职业生涯声誉造成直接损失
[23]
。前景理论作为一种解释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人们决策倾向的经典理论，主要强调了管理者面对特定收益时往往保持着风险规避态度，但当面对现有潜在损失时往往表现出追逐冒险的行为
[24]
。基于此，在面对由业绩下滑所导致的潜在损失时，管理者的风险认知基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将进一步强化管理者的风险偏好
[25]
。因此，管理者可能会因为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而高估违规行为带来的潜在收益，同时低估其可能引发的成本和风险。在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下，管理者若主观判定违规行为所带来的预期收益远远超越其所承担的潜在成本，便可能在心理为违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借口，进而会在超额利益驱动下采取违规手段
[26]
，最终增加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绩劣企业具有较强的违规倾向，即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原始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尤其考虑到上市公司在违规后到被稽查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本文将2021年所披露的有关2010—2020年违规数据纳入回归分析中。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以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及观测期间被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存在缺失值的观测样本数据；(4)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设定与说明
1
.
被解释变量：公司违规行为(
CFB
1、
CFB
2)。借鉴乔菲等(2021)的测量方式
[9]
，选取哑变量(
CFB
1)作为公司违规行为的代理变量，若公司当年度发生违规行为，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借鉴董盈厚等(2021)的研究
[27]
，设定违规程度(
CFB
2)作为公司违规行为的代理变量，若当年未处罚，赋值为0；处罚方式为“其他”的样本赋值为1；处罚类型为“警告”的样本赋值为2；受到监督机构“批评”与“谴责”的样本赋值为3；“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的样本赋值为4。多种并罚则选取最高的处罚类型进行赋值。
2
.
解释变量：业绩下滑(
CPD
)。参考阳镇等(2021)的度量方法
[11]
，将公司当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与前三年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平均值相减，若差值小于0，则认定为业绩下滑，赋值为1，否则为0。
3
.
控制变量(
Controls
)：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本文在控制有关公司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等关键变量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引入行业固定效应(
Ind
)和年份固定效应(
Year
)进行控制，以确保分析结果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计
为了对前文假设进行验证，设计以下回归模型：
CFB
1
i
，
t
+1
=
β
0
+
β
1
CPD
i
，
t
+∑
Controls
i
，
t
+∑
Year
+∑
Ind
+
ε
i
，
t
(1)
CFB
2
i
，
t
+1
=
β
0
+
β
1
CPD
i
，
t
+∑
Controls
i
，
t
+∑
Year
+∑
Ind
+
ε
i
，
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公司违规行为，分别采用是否违规(
CFB
1)、违规程度(
CFB
2)两项指标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业绩下滑(
CPD
)；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组；
β
0
为截距项；
ε
代表误差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统计结果可知，是否违规(
CFB
1)的均值为0
.
132，中值为0
.
000，表明尽管大多数上市公司依法经营，但仍有部分企业存在违规行为。另外，违规程度(
CFB
2)的最大值为4
.
000，均值为0
.
220，一定程度上表明上市公司的违规问题不容小觑。业绩下滑(
CPD
)的中值为1
.
000，均值为0
.
533，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均出现过短暂或持续的业绩下滑，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绩劣现象做进一步分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其他变量的数值均处在正常的取值区间，并不存在异常值。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续表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汇报了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证分析结果。列(1)为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是否违规的Logit估计分析结果，由结果可知，业绩下滑(
CPD
)的回归系数为0.22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业绩下滑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违规概率。另外，列(2)为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违规程度的泊松回归分析结果，业绩下滑(
CPD
)的回归系数为0.22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业绩下滑加大了上市公司的违规程度。以上结果均表明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绩劣企业具有较强的违规倾向，H1得以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 、** 、*分别表示1
%
、5
%
、10
%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z/t值。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作者备索。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倾向得分匹配检验。以在样本区间内发生违规行为的企业样本作为处理组，基于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基本特征，运用PSM按照1∶1的比例进行样本匹配，并采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2)多期双重差分检验。为进一步缓解模型设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息税前营业利润率是否为负作为业绩下滑的冲击事件以此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业绩冲击前后企业违规行为的变动。(3)滞后检验。考虑到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样本数据进行滞后二期检验。(4)替换变量检验。考虑到业绩下滑的程度差异，本文将公司当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与前三年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平均值相减，并采取断点的处理方式，即当初始值大于0时，此时表明公司未出现业绩下滑，赋值为0，否则取差值的绝对值，该数值越大，表明业绩下滑的程度越大，最终代入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此外，基于获得的上市公司违规信息，手工计算各个上市公司当年违规的次数，从而构建新的代理变量，即违规频率，并进行泊松回归分析。(5)固定效应检验。为确保实证分析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在控制上市公司的个体特征后，采用设定的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以排除个体特征可能带来的干扰。(6)更换模型检验。由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具有“隐蔽性”特性，在违规行为发生后到最终被稽查揭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借鉴李从刚和许荣(2020)的研究
[28]
，引入部分可观测Bivariate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前文假设。
五、进一步研究
(一)影响机制检验
已有回归结果证明，业绩下滑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正如前文假设所述，业绩下滑会加剧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使得管理者在面临股东质疑的情况下，可能出于自利动机选择采取那些能够带来超额短期收益的违规行为。由此推断，内部代理问题可能是绩劣企业违规行为产生的重要传导机制。为验证上述设想，借鉴乔菲等(2021)的研究
[9]
，将管理费用率(
LAC
)作为内部代理问题的衡量指标，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重，该指标越大，表明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问题越严重。
表4结果显示，由列(1)可知，
CPD
的回归系数为0.11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业绩下滑对内部代理问题具有正向影响。另外，由列(2)和列(3)可知，
LAC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7、0.126，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代理问题越严重，上市公司的违规概率和程度越高。与此同时，业绩下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与原系数相比显著变小。依据中介效应的判定标准，验证了内部代理问题是绩劣企业违规行为产生的重要传导机制，前文设想得到检验。
表4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二)基于违规类型和违规主体的异质性分析
借鉴徐鹏等(2022)的研究
[10]
，本文将违规行为进行如下分类，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如虚假记载、推迟披露、重大遗漏、虚构利润、虚列资产等类型；二是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如违规买卖股票、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占用公司资产等类型。由表5汇报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违规公司比例均值达到13.213%，可能受监管强度、经营环境、公司特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各年的违规公司占比在此水平上下波动，表明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经营违规类型相比，各年的信息披露违规类型占比较大，表明上市公司多数采取虚构利润、违规披露、虚假记载等一系列的信息披露违规手段，并且违规手段隐蔽且多样。
表5 基于不同违规类型的分类统计
注:各违规类型占比表示当年度该类型违规数占当年度各违规类型总和的比例；违规公司比例表示当年度违规公司数占当年度样本公司数的比例；违规公司合计为当年度违规公司的总数；违规频数合计为当年度公司出现违规次数的总数。
一方面，基于违规类型的差异，本文将公司违规行为分为信息披露违规(
IFB
)和经营违规(
OFB
)，若公司当年有该类违规行为，则相应违规行为赋值为1，否则为0，并代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由表6汇报的回归结果可知，
CPD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82、0.233，且分别在1%和5%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业绩下滑与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上述结果显示，对于绩劣企业而言，为减少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的可能性，管理者更有可能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来获得违规收益，因此，相关监管部门应警惕绩劣企业采取违规手段的多样性。
表6 区分违规类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另一方面，基于违规主体的差异，借鉴王敏和何杰(2020)的研究
[6]
，本文将公司违规行为分为股东违规(
SFB
)和管理层违规(
MFB
)，倘若上市公司当年存在股东违规行为，如出资违规、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占用企业资产等，则
SFB
赋值为1，否则为0；同理若该公司当年发生管理层违规行为，如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买卖股票、违规担保以及信息披露违规等，则
MFB
赋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表7。由结果可知，
CPD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
506、0
.
291，且分别在5
%
和1
%
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业绩下滑与股东违规、管理层违规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当企业处于绩劣状态时，可能会同时增加股东与管理层违规的可能性。
表7 区分违规主体的回归分析结果
(三)对业绩下滑持续性的考察
考虑到业绩下滑持续性的影响，本文设定业绩下滑持续年份数(
CCD
)这一分类变量，分别对上市公司连续业绩下滑的年份数进行计算，即在确定业绩下滑的基础上，逐年进行比较，并标识出连续减少的期间，若某公司连续2年出现业绩下滑，则赋值为2，以此类推。回归结果见表8。由列(1)可知，
CCD
的回归系数为0
.
049，且在5
%
水平上显著，表明业绩下滑的持续时间越长，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由列(2)可知，
CC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业绩下滑持续时间的延长，绩劣企业的违规行为更有可能变得越严重。以上结果表明，绩劣状态持续时间越长，上市公司违规的概率和程度越高。
表8 基于业绩下滑持续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四)不同决策情境的异质性分析
1.基于公司内部财务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前文实证检验了业绩下滑与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两者的关系是否受到公司财务特征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正如Audia和Greve(2006)指出，上市公司的资源禀赋会影响管理者的风险感知
[29]
。对于财务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而言，较多的可利用资源使得管理者对失败的威胁感知有所缓冲，管理者更有可能做出理性决策。而在财务危机的状态下，公司业绩一旦出现下滑，管理者更有可能将低绩效视为离失败更近一步，此时其所面对的绩效压力变大，从而具有更强的违规动机。因此，本文引入财务风险这一代理变量，以便对上述设想进行检验。财务风险是由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经营能力等构成的综合指标，明显区别于其他单一衡量指标，主要反映上市公司目前整体的经营状况。借鉴朱丽娜等(2017)的做法
[30]
，采用Z指数衡量财务风险，同时依据临界值的判定标准，当Z>2.67时，赋值为1，表明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良好，否则赋值为0。
在表9中，由汇报的回归结果可知，对于账务状况良好的样本组，业绩下滑(
CPD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
039、-0
.
021，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面临财务危机的样本组中，业绩下滑(
CPD
)对是否违规(
CFB
1)、违规程度(
CFB
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
354、0
.
418，且均在1
%
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在公司遭遇财务危机的情况下，业绩下滑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会被增强。
表9 基于公司内部财务特征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2.基于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管理者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在决策过程中并不仅仅基于自身公司特征进行抉择，往往还要受到所处经营环境的影响。尽管管理者的违规倾向可能深深植根于自身的个人抱负、过去经历和复杂的人格结构中，但一些社会、行业和组织因素可能会促使管理者进行违规
[31]
。上市公司之间的社会互动通常对个体行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在中国情境下，这种互动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较差的外部经营环境下，受到同行违规行为的影响，管理者更容易强化其对违规行为合理化的自我感知，从而采取违规手段以获取短期收益。为验证这一设想，同时考虑到地域环境的差异性，选用同地区同行业违规率作为代理变量，计算同一省份且同一行业的违规公司数与上市公司总数的比值。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指标按照“年度-行业”的均值进行划分，若大于均值，赋值为1，否则为0。
由表10汇报的结果可知，在同地区同行业违规率较低的样本组中，业绩下滑(
CPD
)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
083、0
.
115，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同地区同行业违规率较高的样本组中，业绩下滑(
CPD
)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
270、0
.
251，且均在1
%
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较差的经营环境下，绩劣企业的违规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
表10 基于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六、拓展性研究：对违规行为曝光后负面声誉效应的多维度考察
前文主要围绕绩劣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但是当其违规行为被稽查揭示后，除了面临证监会的处罚外，是否会引发负面声誉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为了对曝光后违规事件的负面声誉效应进行验证，本文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reputation
i
，
t
=
β
0
+
β
1
CFE
i
，
t
+∑
Controls
i
，
t
+∑
Year
+∑
Ind
+
ε
i
，
t
(3)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被揭发的违规行为(
C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