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民无信不立：社会信任、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1950-2008）

商鞅立木为信  民无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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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云，“民无信不立”。现在一般这个词常被用于形容一个人要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的意思。事实上，孔子本义绝非指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掉。信任怎么影响政治稳定呢？

在经济表现不佳的时期，公民对政治领导人表示不满已经成为常态。然而不同国家民众的不满程度却大相径庭，差异很大。人们会发现，文化规则（尤其是社会信任——其他人值得被信任）对公民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相较于社会信任度较低国家的公民，社会信任度较高国家的公民似乎更愿意支持现任政府。

例如，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经济衰退中，意大利和瑞典的平均增长率均达到约1.5％。然而，作为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国家，意大利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更替概率为38％；作为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国家，瑞典在同一时期政治更替概率为12.5％。如果从欧洲国家中选出代表最低社会信任水平的一组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与代表最高信任水平的一组国家（芬兰，瑞典，挪威），进而予以比较，我们发现2001年至2008年，前者的平均政治更替率高出12.5个百分点。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衰退期内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模式。

Nathan Nunn, Nancy Qian 和 Jaya Wen的最新工作论文“Trust, Growth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针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系统地探讨，探究经济衰退对各国政治更替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经济衰退不太可能导致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政治更替。那些具有稳定的民主体系、开放的经济体系、无短期内经济衰退历史的国家，更不可能发生政治更替。

关于前述现象，以往的研究往往面临两个问题。第一，研究的这类案例可能是被挑选出来的，而不能反映经济衰退期间信任与政治变动二者之间的平均关系。 第二，可能会忽略一些关键变量，而这些变量通过其他渠道在经济衰退期间对高社会信任程度国家和低社会信任程度国家之间施加异质性的影响。例如，高社会信任国家平均而言会更加富裕，那些公民关心的政策（如公共服务）受到短期宏观经济衰退的影响较小。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在数据上采用the World Value Surveys, Afro Barometer, Asia Barometer, Latin Barometer以及关于Archigos和CHISOLS政治领导人数据库等在内的多个公开来源的数据。研究范围设定为1950年到2008年。由于作者关注于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文化规范（long-standing cultural norms），那么假设社会信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于是各国社会信任的数据是1950-2008年各国社会信任的平均值。

在基础回归中，作者控制了经济衰退的发生与可能重要的相关变量，如政治领导特征、民主水平、人均收入和武装冲突等变量，并控制了社会信任水平和经济衰退变量与上述变量各自的交互项，发现结果非常显著。

也就是说，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国家在经济衰退期内将表现出显著低的政治更替概率。平均意义上而言，社会信任水平一个标准差的变动将带来政治更替概率3.9%的变化。

作者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来强化论证。

第一，排除国家开放程度与信任水平与经济衰退相关联，并进而影响政治更替的概率的逻辑。结果发现，更高开放程度的国家在面临政治衰退时，可能借助外来力量来削弱经济衰退的影响，并降低政治更替的概率，而这并不是由社会信任程度所决定的。作者利用提前一期领导人数据同时检验了反向因果以及虚假趋势，并未发现支持这两种可能性的证据。作者还利用社会信任数据分组，发现确实信任程度越高，对政治更替概率降低所产生的效应越大。

第二，排除社会信任指标度量的数据问题。分别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排除了社会信任指标最高和最低1％的观测值；手动排除了数据质量偏低的观测，重新度量了社会信任指标；将样本限定在全国通行的调查样本上；排除了低质量观测以及缺乏代表性调查样本；仅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仅使用第一年社会信任水平作为社会信任程度的变量。结果发现，以上结果相对于基准回归而言，都是稳健的。

在解决了可能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作者着力探究社会信任水平在经济衰退期对于政治更替概率影响的机制是什么。

第一，政权类型。首先，将样本划分为常规政治更替的样本和非常规政治更替（违反选举规定）的样本，发现上述机制仅仅在发生常规政治更替的样本中存在，并且绝对效应相对于基准回归更大。其次，将样本划分为民主国家样本以及非民主国家样本（以变量polity2滞后一期是否大于0分界），发现上述机制也仅仅在民主国家样本内存在，并且绝对效应相对于基准回归同样更大。最后，以是否发生25人以上战斗死亡作为分界，将样本划分为冲突样本以及非冲突样本，发现上述机制仅仅在非冲突样本内存在。

第二，比较两种交互影响，第一种是信任与国内经济衰退，第二种是信任与国外经济环境。第一种交互影响是可能受到本国政治家影响的，而第二种交互影响却不是。作者用多种指标度量了国外经济环境。1，参照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和Yared（2008），采用伙伴国家贸易份额加权增长（trade-share-weighted growth of other countries）。2，同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即区域增长率）。3，使用全球其他国家的行业细分增长率，构建Bartik增长度量指标。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采取哪一种指标度量国外经济环境，只要控制第二种交互影响，那么第一种交互影响就是稳健的。那么这说明，选民在意的政治绩效可能是本国政治家掌握的，而被本国政治家左右的经济绩效和社会信任水平的交互影响，扩大了政治更替的概率。

同样，信息不对称性还会借助一国近期的经济表现来发挥作用。当一个国家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都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意味着该国的民众对于经济衰退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认知会相对复杂。作者以过去五年以及过去十年是否发生过经济衰退这两个依据分布划分样本，发现该文的核心机制更会发生在近期并未出现经济衰退的国家内，并且短期内未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国家可能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严重。

第四，特定区域的影响。作者将样本分为12个区域，依次排除一个区域的样本进行回归，和基准回归相比较系数差异不大，并未发现某一个区域影响的证据。

第五，作者还提到了领导人特征以及选民理性程度可能对该文机制产生的影响，并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