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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青年亚历:用中文写作,创造连接

看天下实验室  · 公众号  ·  · 2024-09-29 20:30

正文


2023年新春,亚历在村里过年。

“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


撰文 |  林杨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如果仅靠文字交流,没有事先透露任何背景信息或亮出任意一张照片,亚历总能很好地隐藏起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他可以像母语使用者一样,自如地用中文写作、表达,精准记录下自己的细微感受。可一见面,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高鼻梁深眼眶的面部特征、略带异国腔调的口音立刻“出卖”了他。


亚历曾为此感到苦恼。


自从2016年离开意大利来到中国,他努力学习中文,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尝试过导演、演员、模特、外教等种种工作,付出大量时间、精力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渴望融入,找到归属感,但“最后别人看到的还是一张外国人的脸”。


在中国待久了,他感觉自己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国人,仿佛一支长期客场作战的球队。亚历时常感到孤独,中文写作成了他的一个情感窗口,一种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建立连接的方 式。


2024年7月,亚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书中记录了他从2016年到2022年生活在中国的种种经历。亚历表示,这是“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


这种个人化的书写,又因为身处异乡的生活体验、新冠疫情期间的共同记忆以及与人连接的强烈渴望,唤起了人们某种共通的情感。


“刚开始用中文在豆瓣上写日记时,我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会产生共鸣。”亚历说,这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外国人身份带来的“某种交流上的分裂”,因为中文写作得以弥合,亚历告诉我,这就是他渴望做到的——创造连接。


“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23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的前言里,亚历如是形容自己来中国的决定。


时间倒回2016年夏天,大学刚毕业的亚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困境,自嘲成了每5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1个。工作并不难找,但似乎都缺乏兴趣的支撑。他刚辞掉一份为牙医诊所设计营销战略的工作,只做了一个月他就确信自己不喜欢。


在出租屋里刷网页打发时间,《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给了他灵感:“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100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这个念头并不具体却足够有吸引力,瞬间击中了亚历。


亚历对中国并非完全陌生。2014年南京举办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亚历就作为体育记者在南京待了一周。整座城市充满活力,氛围开放包容,志愿者们很热情,给亚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回罗马的飞机上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渴望跟世界连接的地方”。


意大利,在亚历笔下是“那片充满停滞感、似乎亲近又无法给你提供前途的土地”,而他眼中的中国充满了亟待探索的未知,未知意味着可能性。


处于迷茫中的亚历凭借着一点冲动,决定来中国学电影。


落地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亚历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先学一年中文,接着读北京电影学院开设的英文授课国际项目——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化,他后来考上了更有挑战性的中文研究生,成了那届导演系唯一的外国人。


将自己完全放置于中文语境中,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媲美母语使用者的中文水平。


他的中文语料库十分庞杂,除了语言班上的教材,能接触到的学习素材他都不放过——听魔性洗脑的歌曲《小苹果》,也听歌手陈粒的音乐,看公众号文章,听播客。中国学生喜欢看美剧《老友记》学英文,亚历则喜欢看电视剧《欢乐颂》学中文,理由是“剧情简单易懂,语言表达直白”。他在书中十分幽默地吐槽,语言班的教学方式十分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 遍。”


一锅乱炖之下,亚历学会了不少“中式表达”,比如他和英国朋友出去玩,下意识地把“天桥”说成了“sky bridge”而非“pedestrian overpass”,又比如他把微信签名设置成“you can you up”——一句非常典型的中式英语。



亚历用中文写的一封信,分享了去香港时“飞机破了”的事情。

“中式化”不仅存在于语言表达中,也逐渐蔓延到亚历的生活习惯上。有一阵,他听播客聊《黄帝内经》,担心自己体内积聚了太多寒气,开始拒绝喝冰水;在北京时,他在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办了卡,每次按摩完,带着一身艾灸味回寝室;和朋友一起吃烧烤,他会一口气把桌上的啤酒都打开,挨个给朋友倒酒……


“这有点太中国了吧。”英国朋友评价,亚历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

用文字创造连接

2024年8月,我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亚历。


一头标志性的卷发扎在脑后,这头卷发曾帮他打败一众模特市场的竞争对手、赢得广告商的青睐。身上AC米兰队的球衣则昭示着他的球迷身份。


为了宣传新书,亚历暂时结束了旅居东南亚的生活,回到熟悉的中国。


我好奇亚历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为什么选择用文字的形式记录过往经历?亚历本科学的是传媒,还做过记者,选择用文字记录并不奇怪,但更确切的理由是,文字是他更熟悉的老朋友,“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


亚历从10岁开始写作,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他喜欢的球队AC米兰。“信仰可以换,但是球队不能换。”他表达喜欢的方式有些幽默。他用写作记录看比赛的经历、生活中的小事,进入大学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评论和随笔。


生活中积累的感受、种种心理活动,亚历更愿意将它们付诸写作,人与人之间当面的交流反而难以让他剖开真心。


“一开始,在网上写下真实想法这件事让我感到恐惧。”因为学校不大,身边的同学会读到他的文章,亚历形容这种感觉好比没穿衣服,赤裸地出现在人前,但呈现真实的自己、用文字创造连接的渴望,超越了感性上的不安。这种袒露自我的冒险让亚历收获了一些亲密的朋友,“放开自己的内心,允许别人看到,能够创造一些更真诚的连接”。


写作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只是从意大利文变成中文,语言的转换十分自然,对亚历来说,在哪种语言环境中经历的事情就用哪种语言记录。


发布的平台是经过考量的,比起发公众号和微博,亚历选择在豆瓣上写日记,他形容豆瓣是一个相对安全、温和的场域。2018年10月,他发表了第一篇日志《行为的本身》,这是一篇思考电影的随笔,中文还有些生涩。


直到2020年,亚历才开始频繁更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身边的朋友陆续离开北京,他感到孤独,渴望通过写作找回一部分安全感。曾经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浮现出来,楼道里传来的嘟嘟声、和宿舍保洁阿姨的聊天,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细碎生活片段中人与人之间的短暂相处让他觉得平静、踏实。


对独自留在学校的亚历来说,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一种陪伴,支撑着他继续写下去。还有河南读者在日记中看到自己的老乡,给亚历寄了一箱辣条。



亚历在上海过生日。

这档节目让观众再一次反思,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


父母变形的关怀,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爱,但悲哀的是,也让孩子感到爱是有代价和重量的。因为这种爱意味着,只有孩子变得更好,才配拥有爱。这样的爱从传达到接受都变得拧巴曲折。爱是什么?爱是浇灌、是遮挡、更是托举。或许心理学者武志红的话值得参考,“我如此深爱你,我爱着你本来的样子,如你所是,因此不愿把我的意愿加在你的身上,去改造你,变成如我所愿”。


很多观众评论,这世上的大部分父母,都像柳岩和于文文的妈妈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卢昱晓式的幸福家庭,也不必难过,毕竟柳岩和于文文同样在事业和人生中取得了成果,和卢昱晓路径不同,结果相似。在无法选择家庭时,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人的一生不只有“被动长大”这一条道路,我们还可以“主动长大”,做自己的父母,再养自己一次。只有当我们成为爱的主体,而不是等待被给予的客体,才能真正变成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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